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19节

尽量掩盖着自己的真实情绪，总带着满意的微笑，以尽心尽

职的态度来对待皇帝伪装的温善。但人民，却借着数目众多

和身分不明的掩护，敢于随意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罗马的

街头和公共场所不时回响着他们的呼叫和诅咒声。愤怒的群

众曾公然向尤利安努斯提出质问，并拒绝他给他们的大笔的

钱，另外，他们认识到光是他们自己的仇恨不可能有任何作

用，于是便向边境上的军团大声疾呼，要他们重新恢复罗马

帝国被辱没的尊严。

　　潘诺尼亚的军团拥戴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为罗马

皇帝，在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后，更得到了元老院的承认。

尤利安努斯被处死。接着塞维鲁击败了其它王位争夺者，

叙利亚的总督尼格尔·培斯凯尼乌斯和不列颠总督阿尔

比努斯。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

一个专制君王的真正利益一般是和人民的利益一致的。

他们的众多的数目、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安宁和安全乃是他

的真正伟大的最好的，也是唯一可靠的基础；而且即使他毫

无高尚品德可言，出于谨慎的考虑，也可能会代替品德指使

他走上同一条道路。塞维鲁把罗马帝国看作是他自己的财产，

一旦抓到手中他便要对这么一件无价之宝尽心尽力地加以培

育和改善。一些健康的法令，雷厉风行，很快就纠正了自马

尔库斯去世以来，在政府的各个部门普遍存在的各种弊端。在

司法方面，皇帝的裁决一般都能做到仔细、明智和公正；有

时如稍稍偏离公正原则，那一般也是为了照顾穷苦的被压迫

的人民；这也并非真是出于仁慈，而只是一个专制君主，要

显得自己肯于屈尊，并力图使他所有的臣民全降至同样绝对

依附于他的地位的一种自然倾向。他不惜花费重金进行建设

的兴趣、处处讲究排场，特别是常常分给人民大量谷物和物

品的做法，都是得到罗马人民欢心的绝对有效的办法。内乱

引起的灾祸完全消除了。又一次在地方各省也出现了安宁、繁

荣的和平景象；许多由于塞维鲁的慷慨得到恢复的城市被称

为他的殖民地，并建立了许多公共纪念物，以表示人民的欢

欣和对他的感激之情。罗马在这位好战的确有成就的皇帝的

统治之下又重振了昔日的声威，他的确有资格骄傲地宣称，他

接手治理的是一个内忧外患频仍的国家，而交出的却是一个

沐浴在牢固、普遍和公正的和平之中的国家。

尽管内战的创伤似乎已完全愈合，它的致命的毒性却仍

然潜伏在国家机构的机体之中。塞维鲁具有相当的活力和才

能；但是第一位恺撒的勇武精神，或奥古斯都的周到的政策，

都难以制止踌躇满志的军团官兵的傲慢。由于感激、由于错

误的政策，也由于似有必需，塞维鲁竟然决定放松严格的纪

律。他让那些士兵都戴上金戒指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让他

们带着妻子安闲地住在军营中，尽量让他们过着舒适生活。他

把他们的军饷加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并且先是告诉他们

等着，遇有任何危险事务或喜庆节日可能会有额外的犒偿，后

来则更变成了公开讨要。渐渐一个个养尊处优、自高自大并

由于享有危险的特权而显得比一般人民位高一等，很快已完

全无能进行艰苦的军事行动，却只会欺压人民，而且也完全

不能接受任何正当的管束了。他们的官员由于自己高超的地

位更是始终享受着奢侈豪华的生活。现在还能看到现存的塞

维鲁的一封信，哀叹军队的无法无天状态，敦促他的一位将

军，从高级军官作起开始进行必要的改革；因为，他颇有见

地地说，一个军官如果得不到士兵的尊敬，他便永远也不能

使他们服从他的命令。如果这位皇帝按照这一思路继续想下

去，他将会发现，这一普遍存在的腐败政策的最主要的根源，

也许并不是他们的最高统帅所作出的榜样，却应归之于那种

十分有害的纵容。

那些杀掉他们的皇帝，把帝国出卖掉的禁卫军受到了犯

下叛国罪的正当惩罚；但尽管危险，却不能没有的卫队，很

快便由塞维鲁以一种新的模式建立起来，而且人数变成了过

去的四倍。从前这些士兵仅限于在意大利境内招募，现在由

于邻近各省的人也逐渐学会了罗马人的较温和的态度，召兵

范围已扩大到了马其顿、诺里孔和西班牙。于是，按塞维鲁

的规定，原来那些只能装装样子、根本不能打仗的文雅的军

队，将由不时从所有边区各军团抽调出来的一些最有力量、最

有勇气和最忠诚的人来代替，让他们进入他们所向往的禁卫

军的行列，也以此作为给他们的报酬和荣誉。在这一新规定

之下，意大利的青年都不再习武了，首都人民怀着惺恐的心

情，观望着出现在罗马街头的成群结队的奇特形貌和举止的

野蛮人。但塞维鲁却自我吹嘘说，各外军团从此将会把被挑

选出来的禁卫军看作是整个军威的代表；靠着这一支在装备

和人员配备方面都大大优于可能用来和它对抗的任何兵力为

５００００人的部队，便永远可以粉碎任何叛乱可能取得胜利的

希望，并保证使帝国永远处在他和他的后代的掌握之中。

于是，这支受宠的强大的部队的司令官便立即成了帝国

的第一重要职位。由于政府已堕落成为军事专制政府，原来

不过简简单单是一个禁卫军首领的卫队长，现在却不仅统帅

着全部军队，同时还管辖着国家财政，甚至法律。在每一个

行政部门，他都能代表皇帝本人，并行使他的一切权力。第

一个享有并滥用这种巨大权力的是塞维鲁的得宠的总理大臣

普劳提阿努斯。他的统治延续了１０年，直到他和皇帝的大女

儿结婚的时候，这件事看似将使他永远福星高照，不料却倒

招来了他的毁灭。由于看到普劳提阿努斯的巨大野心和可

怕的危险性，在宫廷里已逐渐滋生对他的仇恨情绪，并已有

逐渐发展成为一次革命之势，当时还仍然喜爱他的皇帝被迫

不得不勉强同意将他处死。在他倒台之后，一位负有盛名、极

为出色的法学家被任命担任了这责任重大的禁卫军队长职

务。

直到塞维鲁临朝以前，各代皇帝，通过他们对元老院的

真实或虚假的尊重，通过他们对奥古斯都所制定的细致的民

事政策的亲切关注，表现出了他们的高尚品德，甚至明智的

头脑。但塞维鲁在一味讲究服从的军事训练中度过他的青年

时期，成年后更习惯于如发布命令一般的专制主义。他的说

一不二的顽劣态度使他无法发现，或难以承认，在皇帝和军

队之间保持一个不论多么有名无实的缓冲力量是大有好处

的。他耻于承认自己是那个对他十分厌恶而又因他一皱眉头

便浑身战栗的集体的奴仆；只要命令能使他的要求得到满足，

他便一概靠命令解决问题；他在各个方面都按照一个君主和

征服者的风度行事，而且毫不掩饰地行使着全部司法权力和

行政职权。

对元老院的胜利是轻而易举，同时也是极不光彩的。每

一个人的眼睛和心事都全集中在同时拥有国家的军力和财富

的最高行政官的身上；而既非由人民选出又无军队保护，又

得不到公众精神上的支持的元老院，则只能靠旧观念这个微

弱的行将崩溃的基础勉强维系着它的日渐削弱的权威。关于

共和制的精辟的理论已在不知不觉中消失，让位给更自然、更

具体的对君主制的感受了。在自由和罗马的荣誉等观念逐渐

传到对旧政府或者一无所知，或者只抱有厌恶情绪的各省去

的时候，赞美共和制的美好传统便已渐渐归于消灭了。两安

东尼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怀着恶意的欢乐心情，曾注意到，

虽然这位罗马君主，囿于已经过时的偏见，不自称为王，他

实际享有国王的一切权力。在塞维鲁的统治下，元老院里充

满了从东方各省前来的高雅、能言善辩的奴隶，他们通过巧

妙地阐述“奴道”的原则，使对人谄媚变成为了合理行为。这

些新的特权的鼓吹者，一方面对人灌输服从的天职，一方面

也必然大谈自由的危害，颇得到朝臣们的欢心，一般人民也

似乎能勉强接受。法律学家和史学家异口同声宣扬说，皇权

的占有并非来之于代表们的委托，而是由于元老院已无可挽

回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还说皇帝已经从民法的限制中解放

出来。他可以随心所欲处置他的臣民的生命和财产，也可以

把帝国作为他私有的财产任意处理。最杰出的民法学家，其

中特别是帕皮尼安·保罗斯和乌尔皮安都在塞维鲁家族的庇

护下大行其道；而已和君主制体系紧密相连的罗马的法理学

却被认为已完全成熟并已达到完善的程度。

塞维鲁的同时代人，对他治下的和平、体面的生活甚为

满意，也便不再记得为达到这种生活所经历的种种残暴活动

了。后代的人，亲身尝到他的理论和榜样所带来的苦果，也

便正当地把他看作是招致罗马衰亡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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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塞维鲁王朝。卡拉卡拉和格塔。埃拉伽巴卢斯。

亚历山大·塞维鲁。妇女对朝政影响的增长。

　　要登上伟大的地位，不论如何艰难和危险，一般总还可

能，通过对它本身的力量的意识和运用，使人保持一种积极

的精神：但是占有皇帝的宝座却不能给一个充满野心的头脑

带来长时期的满足。这一令人忧伤的真理塞维鲁就曾有所感

受，并曾公开予以承认。命运和才能使他从一个地位低下的

人忽然变成了人类的主宰。“他几乎什么都干过”，他曾对自

己说，“但一切都毫无价值。”不是为了获得，而是为了保有

一个帝国而忧心忡忡、年迈和病痛的折磨、无心求名并已满

足于既已拥有的权力，因此，对他来说，一切生活前景都已

不复存在了。如何才能使他的家族永远称雄于世已成为他的

抱负和他作为父亲的柔情中唯一愿望。

和大多数非洲人一样，塞维鲁非常热衷于魔法和占卜，对

于圆梦和解释各种朕兆都大有研究，更十分精通法理星象学；

这种学问，除了在现代，历代以来都始终控制着人的头脑。当

他还是里昂尼斯高卢的总督的时候，他失去了他的第一个妻

子。为挑选第二个妻子，他决心只在福星高照的女人中去找；所

以，他一发现在叙利亚的埃米萨有一位小姐天生皇后命，便

马上向她求婚并得到了她的同意。尤利亚多姆娜（这是她

的名字）完全对得起福星所许诺给她的一切。她甚至到了年

事已高的时候还仍然十分妖艳，她有生动的想象力、坚定的

意志和明智的判断，这在妇女中是极为少见的。她的温柔的

性格在她丈夫的阴沉、多疑的脾性上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记。但

在她儿子统治时期，她相当明智地处理了许多重大国家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