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加强的作用,而掌握天堂大门的钥匙便将会是赢得世俗
人的服从的最可靠的保证。一个职位的神圣性确有可能因其
人的过错而大为减色,但是,那10世纪的种种丑闻却被格雷
戈里七世和他的继承人们的严厉的,也更危险的美德所抹掉;
而在他们为了教会的权力进行的雄心勃勃的争夺中,他们所
经受的苦难和他们的成功必然都同样会增强人民的崇敬。他
们有时会沦为迫害的牺牲品在穷困和流放中流浪;而那种使
他们甘愿殉教的使徒的狂热情绪,又必能在每一个天主教徒
的心中激起好感和同情。有时,他们从梵蒂冈发出雷霆般的
呼叫,便可以选定、审判和罢黜世界各地的国王;最骄傲的
罗马人也不可能因为服从于一位查理大帝的继承人、吻过他
的脚、为他执过镫的教士而感到丢人的。就连这座城市的世
俗利益,也应在平静和荣誉中保护过教皇的住所,正是从那
里,一个虚荣而懒散的民族获得了其生活资源和财富的绝大
部分。教皇的每年固定的收入也可能会受到一些损害:教会
的许多在意大利境内和在各省中的世袭财产都曾被各种不敬
神的人所侵占;这一损失也不可能通过声称,而非实际,拥
有丕平和他的后代所留下的数量更大的捐赠,而得到补偿。但
是,梵蒂冈和太阳神庙却是依靠川流不息并日益增多的朝圣
者和求神者供养的: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已扩大了,教皇和红
衣主教全为来自宗教的和世俗方面的评判而疲于奔命。一套
新的诉讼程序在拉丁教会中建立了上诉的权利和法规;北部
和西部的主教和大寺院住持都被请去或召去在圣徒们的门前
恳请、申诉、控告或评判。有人曾记录下一件难以想象的奇
事,两匹分属于美因茨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的马匹,越过阿
尔卑斯山跑去又跑回,却仍然驮有满载的金银;而人们很快
就了解到,无论是朝圣者还是诉讼的事主,他们所以能胜诉
主要取决于他们所献财物的价值,而并非全靠他们有理。这
些异邦人的财富和虔诚常被有意加以炫耀,他们所花费的钱
财,不管是宗教还是非宗教方面的,都作为给罗马人的报酬
在各种渠道中流通。
如此强大的动力应该可以使罗马人民自愿而虔诚地坚决
服从他们的宗教的和世俗的父亲了。但是偏见和利害的作用
往往被难以控制的感情冲动所扰乱。那砍倒树木摘果子的印
第安人和抢劫商队的阿拉伯人全都是出于同一种野性的动
机,这种动机使他们为了眼前利益看不见将来,为满足一时
之贪欲而放弃掉保证长时间可以享有的最重要的福份。正是
由于这个原因,圣彼得的圣殿受到了罗马人的蹂躏,他们杀
伤朝圣者并抢劫他们的供品,却没有想一想,他们的这种不
友好的野蛮行为截断了多少同样会带来许多财富的朝圣者的
来路。甚至迷信的影响也是忽高忽低,不完全可靠的;那些
理性受到压抑的奴隶也常会靠自己的贪欲或骄傲而获得解
放。一种对教士们所讲神话或神谕的虔诚的轻信,对野蛮人
的思想起着极大的作用;然而,他们的头脑却最难于尊重想
像而放弃感官享受,难于为一个遥远的动机,为一个看不见
的、也许是理想的目标,而牺牲掉现实世界中的贪欲和私利。
一个人处于年轻气盛之时,他的行动总会和他的信念相矛盾,
一直到年龄或疾病或灾祸的压力唤醒他的恐惧感,迫使他自
愿偿还虔诚敬神和悔恨的双重债务。我已经说过,现时期对
宗教的冷淡态度对教士的平静与安全是最为有利的。在过去
的迷信统治时期,他们在许多方面寄希望于人类的无知,而
对于人类的暴行又充满了恐惧。那不断伸长,必然已使他们
成为地球唯一拥有者的财富,实际是交替由悔罪的父亲赠与
而又被残暴的儿子抢去:他们的人身受到崇拜或遭到欺凌;那
出自同样的信徒之手的同样的偶像,或被供在圣坛上,或被
踩在脚下。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下,武力便代表着显赫的头衔
和号召大家服从的标尺;在武力的骚乱中,法律和理智的冷
静呼声很少有人注意或理睬。骚乱的罗马人鄙视他们的主教
对他们的管制,并嘲笑他的无能;而他所受教育和他的性格
又都不容他体面或有效地行使合法的权力。他被选出的动力
和他生活上的虚弱,都清楚地显现在他们的眼前;而经常和
他十分接近又必然使他的名字和他的教令在野蛮人世界中所
产生的崇敬大为减弱了。这种差异并没有逃过我们的历史哲
学家的注意:“尽管罗马教廷的声名和权威在对它一无所知、
对它的性格和行为全无了解的欧洲偏僻地区,是那么令人恐
惧,而教皇在本地区却几乎无人尊敬,以致他的宿敌包围着
罗马的城门,甚至还控制着该城的他的政府;那些从欧洲最
边远地区派来向当代最大的权势人物表示最恭顺的、甚至是
奴颜婢膝的服从的使节们,却发现身不由己,很难于走近他,
俯伏在他的脚前。”
自从原始教会时期以来,教皇就不得不甘心忍受别
人的反对、侮辱和暴力。12世纪中叶,布雷西亚的阿诺
德发动了一次复兴共和国的运动。阿诺德被阿德里安四
世(英格兰教皇)和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皇帝驱逐出
罗马,随即被活活烧死。但是一种包括设有元老院的共
和国形式的政府却从此建立起来了。
罗马教皇的选举方法
野心是在基督教的葡萄园里早就存在、生长迅速的杂草。
在最初的几位基督教皇帝的统治时期,圣彼得的宝座则由一
种人民选举制度下的选票、收买和暴力进行争夺:罗马的圣
殿遭到血的污染;而从3世纪到12世纪,教会不断受着经常
发生的分裂活动的骚扰。在最后的审判权掌握在民政官员手
中的时候,这类骚扰还只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它的长处
已在断案公正和普遍受人青睐方面受到考验;不成功的竞争
者也不可能长时间干扰他的对手的胜利。但在皇帝的特权被
剥夺以后,在认为基督的代言人决不应受任何世俗法庭的约
束的原则建立起来以后,每一个主教的圣职出缺的时候,都
可能使整个基督教世界卷入一场争吵和战争。红衣主教和下
级教士、贵族和人民的呼声是很含糊和涉及诉讼性质的:自
由选择已被一个,或者已没有最高领导,或者有也无人服从
的城市的动乱所压制。在一位教皇逝世的时候,分裂的两派
在不同的教堂进行双重选举:选票的数量和分量、时间的先
后,以及候选人的才能,可能起着相互平衡的作用:教士团
中最受尊敬的人也分成两派;而对教皇十分恭顺的相隔遥远
的皇帝更不能从一些虚假的偶像中辩认出合法的偶像来。皇
帝经常是分裂的制造者,主要出于使某位友好的教皇反对怀
有敌意的教皇的政治动机;而竞争的双方都将不得不忍受他
们的毫不为良心所动的敌人的侮辱,不得不从他的为贪婪或
野心所驱使的追随者手里贿买选票。直至亚历山大三世最终
废除了在教士和人民中举行的混乱的选举,把选举权全部归
于红衣主教团时,一种和平的永远不变的继承办法才建立起
来。通过这一重要的特权,主教、教士和副主祭这三个教级
彼此同化了,罗马教区的教士团高居第一位:他们是被一视
同仁从基督教世界的各民族中挑选出来的;而他们所拥有的
最富有的管区,最重要的主教地位,绝非与他们的头衔和职
位不相称的。作为最高教皇的副手和使节的天主教会的元老
们,都身着象征殉教者或皇权的紫袍;他们骄傲地自认为与
国王平起平坐;而他的尊荣又因他们的人数极少而显得更为
突出。直至利奥十世统治时期,他们的数目一直很少超过20
或25人。这一明智的安排消除了一切怀疑和丑闻,并且是那
样彻底地破除了分裂的根源,以至于在600年的时间里,双
重选举仅有一次使这一神圣团体的团结出现分裂。但由于通
过的票数必须在三分之二以上,这一选举常常因红衣主教们
的私利和情绪而一再拖延;而在他们延长他们各自的独立统
治的时候,整个基督教世界便处于无首领状态。在格雷戈里
十世登位之前,就曾出现过近3年的教皇空缺时间,他决心
制止此种无理状况再次出现;他的训令在经过一些阻力之后,
被正式收入神圣的法典之中。一位教皇死去后可以有9天安
排葬礼和等待远处红衣主教到达的时间;到第10天,他们每
人带着一个仆人便全被关进一间没有任何隔断墙壁或布幔的
大屋子或秘密会议室之中;但是门由两边都锁着,并有该城
的行政官员们把守,不容他们和外在世界有任何联系。如果
3天之内还没有完成这一选举。那他们的丰盛的午餐和晚餐
桌上便会只有一碟菜了;而8天之后则更减少为仅靠面包、水
和酒维持生活了。在教皇位置空缺期间,红衣主教均不得动
用教会的经费,并且除非遇到特殊紧急的情况,也不得擅自
行使教会的管理权:选举人之间的任何协议或许诺都被正式
宣布为无效,而他们的忠诚则由他们的庄严宣誓和天主教的
祈祷加以保证。有些不便执行或过份苛刻的条款都逐渐变得
缓和一些了,但是禁闭的原则却始终一成不变地严格坚持:他
们还被敦促,考虑到自身的健康和自由,尽快加速这分娩的
时间;而使用选票或秘密投平等办法的改进更把这秘密会议
上的斗争用一种善良和礼貌的柔软面纱给掩盖起来了。在这
一制度下,罗马人被排除在选举他们的君主和主教的活动之
外了;而处于狂野和不可靠的自由的狂热之中的罗马人,似
乎对失去这一无法估价的权利毫无所感。巴伐利亚的皇帝刘
易斯恢复了伟大的奥托的办法。在经过与行政官员进行协商
之后,罗马人民全聚集在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广场上:阿维尼
翁教皇约翰二十二世被废除了:对他的继承人的选定是通过
他们的同意和欢呼批准的。他们自由投普通过一条新法令,教
皇1年之中外出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离开罗马的距离也不
得超过2天的路程;以及,如果三次召唤后他仍不返回,那
他便将被降职或免职。但是刘易斯忘记了自己的虚弱和那个
时代的偏见;在日耳曼军队驻区以外的某个地方,他这个无
用的、有名无实的权势人物被抛弃了;罗马人看不起自己的
创造;这位非正式选出的教皇向他的合法君主祈求宽恕;而
红衣主教的绝对权威也因这种不合时机的攻击而更加牢固地
竖立起来。
教皇们向阿维尼翁的迁移
如果选举始终在梵蒂冈进行,元老和人民的权利也便不
会遭到肆意践踏了。但在那些不曾把将他们的一般居住地安
置在罗马城和教区视为神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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