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49节

看到的一个由犹太人和希腊人组成的教会，其重要性完全足

以吸引住这位好问的君主的注意。但是，基督教的发展在很

长一段时间中，一直仅限于这一它本身也只是一个殖民地的

城市之内，而直到二世纪末，德米特里乌斯的几个前任仍是

埃及教会仅有的几位高级教士。德米特里乌斯亲自任命了三

位主教，他的继任者赫拉克拉斯把主教人数增加到了二十人。

一群沉默寡言、生性顽固的当地人民冷漠地勉强接受了这种

新教义；甚至在奥利金时代，也很少可能遇见一个埃及人，他

已战胜过去的偏见不再去杀害当地用以祭神的动物了。但是，

等到基督教一旦登上统治的宝座，那些野蛮民族的热情也立

即屈服于普遍流行的情绪之下；很快埃及的城市中充满了主

教；连蒂巴伊斯的沙漠地带也到处是隐遁的修士。

从外族和外省来的人流永远不停地流入罗马城的宽广的

胸怀。任何一种离奇的或丑恶可憎的事物，任何一个犯罪的

或有犯罪嫌疑的人都可以希望隐匿在人烟稠密的首都，以求

逍遥法外。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混杂的环境之中，任何一个传

播真理或虚妄的教师，任何一个道德的或罪恶的社团的创建

者，都极容易找到大批的门徒或从犯。罗马的基督教徒，按

塔西佗的记述，在无端遭到尼禄的迫害的时候，数量已经很

大，而这位大历史学家的用语，几乎和李维在叙述，始而接

受继而又排除酒神巴克斯的祭祀仪式时，所用的笔调一样了。

在酒神的信徒们引起元老院采取严厉措施之后，人们也同样

担忧，已有数量极大的简直称得上另一个民族的人群，介入

那些万分可厌的神秘活动之中。但若细加深究，我们马上便

会发现，实际加入的并未超过七千人；当然，如果考虑到他

们将是按国家法令加以处置的对象，那却仍是个相当令人吃

惊的数字。我们也应以同样真诚的宽容态度来解释塔西佗和

较早时候的普林尼，在他们过分夸大受骗的狂热分子有多少

放弃原来对诸神的崇拜时所采取的含糊的措辞。罗马教会无

疑是帝国中第一个，也是会众最多的一个教会；我们有一份

可靠的记录，记载了大约在３世纪中叶，３８年和平时期过去

以后，这个城市的宗教情况。那时，这个教会的教士共有主

教１人，长老４６人，执事７人，副执事７人，仪式助手４２人，

以及读经师、驱邪师和看守共５０人。依靠教徒们的捐献赡养

的寡妇、残疾人和穷人共有一千五百名之多。按理推算，或

拿安条克作个比较，我们可以大致肯定，罗马的基督教徒约

为５万人。关于这个伟大首都的总人数也许难以作出准确的

推算，但按最低的标准估计，这里的居民想也决不可能少于

一百万人，其中基督教徒最多占１B２０。

西方诸省对基督教的了解似乎来之于在它们中间传播罗

马语言、思想和习俗的同一类活动。在这一更为重要的情况

方面，非洲，还有高卢，都逐渐趋向于步首都的后尘。然而，

尽管有许多有利的时机，可能诱使罗马的传教士前往拜访他

们的拉丁诸省，而他们实际前往却仍是在他们渡海或越过阿

尔卑斯山之前不久的事；另外，在那些广阔的地区，我们也

无法找到任何可信的迹象，表明这里曾出现过比两安东尼统

治时期更高的信教热或迫害活动。福音教在高卢严寒地带的

缓慢发展，和它在非洲的炙热的沙漠中被迫不及待地接受的

情况是极不相同的。非洲的基督教徒很快就形成了原始教会

的主要集体之一。在这个省份开始采用的，在不重要的市镇，

常常还是在最偏僻的乡村，安置主教的做法大大有助于提高

他们的宗教社团的声望和重要性，而这些社团在整个３世纪

中更受到德尔图良的宗教热情的鼓舞、受到才能过人的西普

里安的领导，并由巧于辞令的拉克坦提乌斯百般加以美化。然

而如果反过来，我们转眼看看高卢，我们能够看到的也就只

是马尔库斯安东尼统治时期的里昂和维埃纳的人数不多、

联合在一起的会众；甚至迟至德基乌斯时代，我们也只知道，

只是在阿尔勒、纳博讷、图卢兹、利摩日、克莱蒙、图尔和

巴黎等少数城市中确有一些零散的、由少数虔诚的教徒维持

着的教会存在。沉默说来倒是适合虔诚的心灵的；但由于它

和宗教热情难以相容，我们不免看到，并为那些，由于在头

３个世纪里未能产生一个教会作家而改克尔特语为拉丁语的

省区的，基督教的委靡不振状况而慨然悲叹。从在阿尔卑斯

山南麓的诸国中，在学术和知识方面的确处于领袖地位的高

卢反射到西班牙和不列颠等遥远省份的福音的光芒，便显得

更为微弱了；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德尔图良的激烈的言辞，那

么，当他对塞维鲁皇帝治下的行政长官发表他的辩解书的时

候，这些省份便已在基督教信仰的日光的照耀之下了。但是

关于欧洲西部教会的模糊和不完备的起源问题，现有的记载

是那么草率，以致我们若要对它们建立的时间和情况作一番

叙述，便必须用很久以后在阴暗的修道院中无所事事的僧侣，

在贪婪或迷信的支配之下胡乱编写的传说来填补古代文献的

空白。在这些神圣的传奇中，只有关于使徒圣詹姆士的一种，

由于它的出奇的妄诞，值得在这里提一提。他从金纳萨雷特

湖边的一个过着平静生活的渔夫，忽然被变成一个勇敢的武

士，在对摩尔人的战斗中率领西班牙骑兵冲锋陷阵。最严肃

的历史学家们都曾颂扬他的功绩；康波斯特拉带有奇迹色彩

的神龛显示了他的威力；表示某一军阶的宝刀，再加上宗教

法庭的可怕的拷问，已足以消除任何表示反对的亵渎神灵的

议论了。

基督教的发展也不仅限于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而按照

用预言来说明事实的早期神父的说法，这个新宗教，在它的

神圣的创立者死后的一百年中，已遍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

“不存在任何一个民族，”殉教者圣查斯丁说，“不论他们是希

腊人还是野蛮人，或任何其它人种，不论他们叫什么名字，以

及在习俗上如何与众不同，也不管他们如何对工艺和农业一

无所知，也不管他们是生活在帐篷中，还是住在大篷车上四

处流浪，在他们之中绝不可能没有人曾经以被钉死在十字架

上的耶稣的名义，向天父和万物的创造主进行祈祷。”不过这

种即使在今天也极难和人类的真实状况相一致的过分夸大的

炫耀之辞，只能看作是把信仰建立在自己的愿望的基础上的

一个虔诚而粗心的作家轻率发出的议论而已。但是，不论是

这些神父的信念，还是他们的愿望，却都不能改变历史真实。

至今仍然丝毫不容怀疑，后来推翻罗马君主国家的西徐亚和

日耳曼的野蛮人，当时完全处在异教思想的黑暗之中；而且，

甚至试图使伊比利亚、亚美尼亚或埃塞俄比亚改变宗教的做

法，一直到国家的权杖落入一位正统基督教的皇帝手中之前，

就不曾取得任何程度的成功。在那个时期之前，由于多次发

生的战争和商业活动，倒也可能曾向喀里多尼亚地区的一些

部落和莱因河、多瑙河以及幼发拉底河的边界地区，传播过

有关福音教的不完备的知识。在幼发拉底河的彼岸，只有埃

德萨在很早就在坚决接受基督教信仰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

正是从埃德萨出发，基督教的教义才较为容易地传入了臣服

于阿塔薛西斯的几位继位者的希腊和叙利亚的一些城市；但

这些教义在波斯人的心灵上似乎并没有留下任何深刻的印

象，波斯人的宗教体系，通过一个训练有素的僧侣集团的努

力，和希腊、罗马的不确切的神话传统相比起来，已显然更

为巧妙，也更为牢固地建立起来。

原始基督教徒的人数和处境

根据这种虽不完备却很公正的对基督教发展的研究，我

们或许可以说，由异教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一方面是由于恐

惧，一方面也由于虔诚心理，一直都被过分夸大了。按照奥

利金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信徒人数和广大未信教的人群相比

起来，仍然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由于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可

信的资料，我们根本不可能确定，甚至也难以猜测出原始基

督教徒的确切人数。不过，即使以安条克和罗马为例作出最

高的估计，我们也难以设想在关系重大的君士坦丁皇帝改信

基督教以前，帝国居民中已有１/２０以上的人站到十字架的旗

帜之下来了。不过，他们的信仰、热情和团结的习惯，似乎

使他们的人数大为增多了；这些同样也将有助于他们的未来

发展的缘由，使他们的实际力量显得更加突出，更为强大了。

少数人因拥有财富、地位和知识而十分显赫，广大的人

民都沦于寒微、无知和穷困之中，这便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结

构。基督教既然是面向整个人类的宗教，也便必然会从下层

社会中得到远比从上层社会更多得多的信徒。这一无关紧要

的自然情况慢慢竟然变成一种十分可憎的污蔑的借口；对于

这种污蔑，基督教的敌人一直大肆渲染，而基督教的辩护者

似乎也并不曾全力否认。他们污蔑说，新的基督教派几乎完

全由农民和工匠、儿童和妇女、乞丐和奴隶等等人类的渣滓

所组成，其中只有奴隶也许还有可能把传教士引进他们所属

的富有、高贵的家庭中去。那些无名的教师（这是心怀恶意

的、不信教的人对他们的攻击）在公开场合虽然沉默寡言，在

私下却全都滔滔不绝，武断蛮横。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和哲

学家发生危险的交锋，却尽量混在粗鲁无知的群众之中，向

那些由于他们的年龄、性别或所受教育最易接受迷信的恐怖

思想的人们灌输他们的学说。

这幅不友好的描绘，虽不能说毫无近似之处，从它对所

歪曲的情节的阴暗渲染来看，显然出自一个敌人之手。由于

卑微的基督教信仰广被整个世界，也有一些天赋过人或财产

丰富而有一定地位的人成为它的信徒。曾向皇帝哈德良呈献

明快的护教书的阿里斯提得斯便是雅典的一位哲学家。殉教

者查斯丁，直到他幸运地遇见一位老人，或者说遇见天使，改

变了他的注意力，使他开始对犹太的先知们进行研究以前，就

曾向芝诺、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以及柏拉图等学派求教

过关于神学的知识。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克莱门斯过去曾阅读

过多种希腊文作品，德尔图良也读过许多拉丁文书籍。朱利

叶斯·阿非利加努斯和奥利金大量掌握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各

种学问；而尽管西普里安的风格和拉克坦提乌斯的极不相同，

我们仍几乎可以看出这两位作家都是公众的修辞学教师。他

们最后甚至也在基督教徒中推广对哲学的研究；只不过并不

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