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意大利进行筹划时,在天空忽然出现的一种神奇景象。而
历史学家佐西穆斯则更恶意地断言,这位皇帝是在双手沾
满他大儿子的鲜血之后才公开抛弃掉他的祖先所信奉的罗马
帝国的神灵的。这些名家各执己见的混乱说法实际是君士坦
丁本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按照神圣教义的严格说法,第一位
基督教皇帝直到他临死以前是不配使用这个头衔的;因为他
只是在他最后一次患病时,才以教友的身份举行了按手礼,然
后才又按惯例接受洗礼,成为教徒的。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
态度实际应该说是比较模糊,而且是有所保留的。要真正弄
清这位帝王如何先自称为教会的保护者,后又自称是该教会
教徒的这个缓慢得几乎让人难以觉察的过程,必须要有十分
细心和精确的研究态度才行。对他来说,要消除原来所受教
育使他养成的各种习惯和偏见,转而承认基督的神圣权威,并
认清他的启示和自己原来崇拜的多神教完全不能相容等等,
都必须经过一段非常艰难的过程。也许在他的思想上曾经经
受过的困扰一定曾教导他,在推进帝国的宗教改革的重大问
题上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他对他的一些新观点也总在能安
全而有效地加以推行的情况下,才不露声色地表露出来。在
他的整个统治时间,基督教像一条缓慢但逐渐加快的河流向
前流动着:但它的总的前进方向却不时受到当时变化不定的
局势和那位专制君主的小心谨慎,也许还有一时心血来潮的
阻挠或诱导。他允许他的大臣们用各种最适合于表达他们各
自的原则的不同的语言来说明主子的意旨;为了巧妙地使他
的臣民在希望和恐惧之间获得平衡,他在同一年发布了两条
敕令,一条是下令实行庄严的礼拜日大休假制度,另一条是
命令定期实施肠卜祭祀活动。在这场大革命还处于前途未卜
状态的时期,基督教徒和异教徒都同样以十分急切的心情注
视着他们的君王的行动,但二者的心境却恰恰相反。基督教
徒们出于不断高涨的热情和虚荣感,尽量夸大他对基督教的
偏爱和对上帝的忠诚。而那些异教徒在他们事出有因的恐惧
心理尚未转变为失望和仇恨之前,一直力图对世人,甚至对
他们自己,也避而不谈罗马的诸神已不可能仍把这位皇帝视
为他们的信徒了。正是这种类似的热情和偏见,使得当时怀
有偏见的作家把基督教公然大为风行的情况和罗马史上最为
辉煌,也或者最为肮脏的君士坦丁的统治时期联系在一起了。
不管君士坦丁在他的讲话或行动中,曾如何透露出对基
督教的虔诚,但他却直到接近40岁时仍一直坚持奉行旧教的
各种仪式;他这种在尼科米底亚的宫廷中发生也许会被认为
是出于恐惧的行径,也可以认为是这位高卢统治者的思想倾
向或政策的结果。他的慷慨做法使得多神教的殿堂也得以恢
复并富足起来;他的帝国铸造厂出产的纹章上都铸有朱庇特
和阿波罗、玛尔斯和赫耳枯勒斯的图像和象征。他对父亲君
士坦提乌斯的孝心使这奥林匹斯山的众神像中又增加了他父
亲神圣化了的形象。但君士坦丁所最敬奉的却是希腊和罗马
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他还特别喜欢人们把自己比作光和
诗之神的化身。那位神灵的百发百中的神箭,他的炯炯有神
的目光,他的用月桂枝做成的花冠和不朽的英姿似乎都表明
他正是一位年轻英雄的保护人。阿波罗的圣坛上总是堆满了
君士坦丁热心奉献的供品;对他那些轻信的平民却尽量让他
们相信他们的皇帝受到神的特许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他的保
护神的威仪;而且不论他在清醒时还是在和神相悟的时候都
会有种种吉兆表明他将是永久的和常胜的统治者。太阳被广
大人民普遍作为君士坦丁的无敌的指引者和保护神;而异教
徒们则显然有理由完全相信他的忘恩负义的信徒如缺乏虔
诚,冒犯了这一神灵,他便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报复。
在君士坦丁对这几个高卢省份实行有限统治的时期,他
的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一直受到这位亲王的权威和他所制订的
法律的保护,至于维护众神荣耀的事他明智地把它全留给他
们自己去解决。如果我们真能相信君士坦丁自己所讲的话,他
说他曾怀着十分愤怒的情绪,亲眼见到罗马士兵对一些仅仅
由于宗教信仰不同的罪犯所采取的野蛮的残暴行径。在西
部和东部他看到了实行暴政和宽容政策的不同结果;而且前
者以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伽勒里乌斯的行为为例,使他更加觉
得难以容忍,后者却在他垂死的父亲的权威和忠告下使他不
能不加以效法。这便使得这个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毅然终止
或废除了那些带有迫害性的敕令,并给予所有公开宣称自己
是教会成员的人以从事各自的宗教活动的自由。他们因此也
便很快就对他们的这位早已暗自对基督的名字和基督教的上
帝表示由衷尊敬的君王的仁德和公正产生了信任。
对基督教表示宽容的敕令
在征服意大利约5个月后,罗马皇帝通过闻名遐迩的
米兰敕令庄严而明确地声明了他的主张。这道敕令恢复了正
统基督教会的和平。西部两位君主在一次面对面会晤中,在
聪明才智和权势地位上都略胜一筹的君士坦丁使对手李锡尼
乌斯欣然同意与他联合。这两个名字和政权的联合使震怒的
马克西米安不敢轻举妄动。在这东部暴君死去之后,米兰敕
令就成了罗马世界通行的基本法。
这两位皇帝英明地重新恢复了基督教徒们被残酷剥夺的
所有公民权及宗教权力。他们规定,凡被没收的做礼拜的场
所和集会地,都必须立即无条件、无代价地归还给教会;发
布这道严格命令的同时还慷慨许诺:对归还的原以公正合理
价格购得的财产,帝国的国库将予以补偿。这些得以使信徒
们从此平静下来的有益规定是以广泛和平等的宽容原则为基
础的;这种平等无疑会被后来的教派作为一种对他们有利的、
高贵的殊荣看待。这两位皇帝向世界宣告,他们已给与基督
教徒和所有其他人绝对的自由和权利来选择自己希望加入
的,或已经笃信的,或认为对自己最有用的教派。他们认真
地解释其中每一个易于含混的词语,排除各种例外情况,并
命令各省总督对这份旨在最大限度确立并保护宗教自由的敕
令的要点不折不扣地加以执行。他们不惜屈尊向下面的臣民
阐述使他们颁布这道宽容基督教敕令的两大原因:一是出于
维护万民的和平与幸福的善良愿望,二是希望以此来安慰在
天上的造物主,并向他赎罪。他们对在他们身上应验的许多
神的恩惠感恩戴德,并且相信,同样的天恩还将永远保佑君
王和万民繁荣昌盛。从这些模糊而不太确切的虔诚表现中,可
以推断出三种不同的,但非彼此不相关联的假设。首先,君
士坦丁的思想可能一直在异教和基督教之间徘徊。第二,根
据多神教的一些松散的但十分谨慎的说法,他也可能把基督
教的上帝视为组成上天庞大统治集团的诸神中的一员。再或
者,他还可能抱定一种富有哲理的更令人开心的想法:尽管
有众多神的名字、各种宗教仪式和不同观点的存在,崇信一
个共同的造物天主有助于加强所有教派和各族人民的统一。
但是,在两个君王的商谈中,受世俗利益的影响总多于
对抽象的、纯理论的真理的考虑。君士坦丁的那些逐渐增长
的喜好和偏向,究其根源,不外是由于他对基督教徒品格的
敬仰,以及他对宣传福音精神可以指导个人及公众道德行为
的信心。对一位专制的君主来说,无论他是多么一意孤行,也
无论他如何处处表现得唯我独尊,有一点必然是与他利害相
关的,那就是,他的所有臣民必须遵守作为公民的社会职责。
然而,即使是最高明的法律条文,执行起来也常是不完整和
带有很大随意性的。法律很难起到鼓励善行的作用,有时也
不能制止罪行。单凭法律的力量往往并不能完全阻止它所谴
责的行为,或惩罚它所禁止的行为。因而古代立法者把扩大
教育和舆论的影响作为辅助手段。但是曾一度为罗马和斯巴
达带来繁荣和生气的各种准则又都随着帝国的日趋专制和衰
败而消失了。尽管哲学仍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人的思想,但
异教的迷信活动却不能起到鼓励人们行善的作用。处于这种
令人失望的情况下,细心的统治者在看到这样一种宗教不断
发展壮大时,一定会很高兴;这种宗教在人民中间传播纯正
的、充满仁爱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体系,对各行各业、对
不同生活水平的人都适合,同时被人们尊为上帝的教诲和意
志,并被永恒的善恶均有报应的说法进一步加强了。希腊和
罗马的历史经验都不能告诉世人,神的启示的观念究竟能在
多大程度上推进并改革国家体系;君士坦丁也许不无信服地
听从了拉克坦提乌斯的带几分恭维而又极富哲理的言论。这
位雄辩的护教学家可能很坚定地相信,并敢于大胆断定,推
崇基督教将重现原始时期的纯真与美好;断定真诚地信仰上
帝会消除这些自认为起源于同一祖先的人们之间的战乱和纠
纷;断定福音书的真知灼见会遏制人们所有的不良欲望和敌
意或自私的情感,断定对一个广泛受到真理和虔诚、平等和
温顺、合谐和博爱思想激励的民族,她的统治者是可以不用
刀剑来维持正义的。
在君王的统治甚至压迫之下,依然主张服从和无条件依
顺的这种福音精神,无疑早已被享有绝对权威的君王们视为
值得利用和提倡的美德。原始基督教徒建立行政制度的基本
思想,并不是出于人民的共用意愿,而是出于上天的意旨。这
位独裁的皇帝,尽管他曾经采取大逆不道的残杀手段篡夺政
权,嗣后却急于为自己打出受命于天的神圣旗号。这样,他
滥用权力的行为就只对上帝负责;他的臣民们却被效忠的誓
言紧紧地束缚于这样一位曾践踏过一切自然及社会法则的暴
君的统治之下。善良的基督徒们就像送入狼群中的羔羊一样
来到这个世界上;即使为了保卫宗教,他们也无权使用武力,
因而在短暂人生的虚浮利益或占有私欲所引起的争端中杀戮
同类,就更是莫大的罪过了。在纪元之初的三个世纪中,广
大基督徒表现出了对早在尼禄时代就宣扬逆来顺受的耶稣门
徒的忠诚,一直以不搞阴谋,不进行公开暴动等罪恶活动为
道德宗旨。哪怕是受到残酷的迫害,他们也未曾想到过揭竿
而起或愤然到世界一隅另找一块土地谋生。而后来的那些敢
于争取公民和宗教自由权的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新教徒门,又
因被人称为改革教派并与原始基督徒混为一谈而备觉受到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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