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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不列颠对保住其所握有的海军基地这是其海上实力中的防御性成分的麻烦深感困惑，它的进攻性海上力量，它的舰队，却受到了法兰西与西班牙海军增长的挑战。以一支有组织的具有旗鼓相当或更为优越的物质实力的军事力量的方式，在一个它所宣称为己所有的领域，现在与它短兵相接了。时机已十分有利于对这个因其从海上获取的财富而变得不可一世的海上强国发动进攻了，下一个问题就是选择进攻地点进攻者应将主要力量迅速用于主要目标之上，至于次要进攻目标，其防御应被扰乱，其力量应被分散。
作为那个时代里法国最为明智的政治家，托各特就认为，美洲殖民地不能获取独立更符合法兰西的利益：如果起义由于弹尽粮绝而被弹压下去，他们派出的力量就丢给了英格兰；如果由于对某些控制性地点的军事占领而削弱，但又没有精疲力竭，进行不间断镇压的必要性对于宗主国而言将是一个持续的弱势。尽管这一主张并没有在法兰西政府的机构中它们期盼着美国的最终独立占据主导地位，它却包含着有效地塑造了那场战争政策的真理性成份。通过影响对它的救援，如果对于合众国的好处成为了主要目标，北美大陆就会成为天然的军事行动的场所，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地点就会成为主要进攻目标。然而，作为法兰西的首选目标，它并不是要造福于美国，而是打击英国。健全的军事上的判断就注定了这场大陆上的角逐迄今还无法有助于得出一个结论应该轰轰烈烈，这是一个为法兰西唾手可得的且令大不列颠精疲力竭的箝制，它所要求获得的支援只是足以维持起义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理应进行的抵抗。因此，十三个殖民地的土地不应该是法兰西的主要目标，更不用说西班牙了。
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商业价值使得它们成为了法兰西颇具诱惑力的目标。法兰西人以一种奇特的敏捷性，很快使自己适应了那一地区的社会状况，其中，他们的殖民地产已经十分广阔，除了它仍然握有的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两块最佳之地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以外，法兰西当时还占据了斯塔卢西来和海地的西半部。不妨说，它可能还指望通过军事上的胜利，再增添英属安的列斯群岛，使一块真正意义上的帝国热带附属之地能够完满无缺。尽管由于西班牙的敏感，法兰西被阻挡于牙买加之外，为这个结盟的且弱小的国家赢回那个宝岛还是可能的。然而，作为所占据之地，从而作为目标，无论多么尽如人意，对于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军事占领完完全全地取决于对于海洋的控制，以致于它就其本身而言，尚不能成为合适的目标。因此，法兰西政府严禁其海军指挥官占据这些可加以占据之地，他们使得留守部队成为了囚犯，摧毁了各种防御设施，然而便撤退离去。在罗伊堡的极佳军港中、在马丁尼克、在开普弗朗西斯、在坚固设防的盟军港口哈瓦那，一支足够规模的舰队都能找到优良、安全及供应充足的基地。而斯塔卢西亚早期的严重损失必须归结为法兰西舰队的管辖无方与英格兰海军统帅的职业能力。在西印度群岛，交战各方因此发现各自在陆地上大致相等地得到了必要的支撑之地的援助，仅仅对于其他地点的占领并不会增强他们的军事力量，因此只能取决于舰队的数量与质量。为了安全地进一步扩大占领，获得海上的优势就成为了第一需要。这并不仅仅是局部性的，而是涵盖着战争的整个领域，否则，占领就是不稳定的。而所需的增援部队，其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它所要求的开支超越了目标的价值。因此，西印度群岛局势的关键存在于舰队方面，它们成为了这场军事活动的真实目标。由于西印度群岛各港口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军事用途，它们在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充作了中介性基地，当陆军进入冬季作战期，舰队均退回至这些港口，情况就更是如此了。除了英格兰人攻占斯塔卢西亚以及1782年夭折流产的进攻牙买加计划以外，在西印度群岛的陆地上并没有出现过理智健全的战略性行动，直至要么通过战斗，要么通过令人振奋的集中兵力，取得了海上优势之前，并没有严肃认真地试图进攻一个军港，如巴巴多斯，或在可能的情况下，进攻罗伊堡。必须加以重申的是，局势的关键就在于舰队。
海上力量，一支武装舰队，对于美洲大陆的那场战争的影响也在华盛顿和亨利·克林顿爵士的看法中提及过。就其自身作为一个战场而言，在沙弗伦战役的条目下，尽管东印度群岛的情形已在很大程度上加以讨论过，在这里仅需重复提及的是，在那里的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优势的海上力量对于海洋的控制地位。占领亭可马里（Trinalee），尽管对于并无其他基地的法兰西海上编队而言至关重要，然而，却如同占据斯塔卢西亚一样，是一场意外收获。本应只有在击败对手或敌军舰队临时缺阵时，才会得以成事，而法军正好捡了个便宜。在北美与印度，较为合理的军事政策表明，作为真正进攻目标的敌军舰队也依赖于与本土的来往联络。这里仍然要提及欧洲，因为它与这场范围广阔的战争的关系要重要得多。可以十分明确指出的是，在欧洲，其政治上的让渡成为战争对象的唯一两个地点就是直布罗陀与梅诺卡岛。由于西班牙的一再催促，前者完全成为了同盟国的主要进攻目标，而对于两者的占据则十分明显地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
在某一场海战中，正如在所有其它的海战中一样，从一开始就有两件事情至关重要一处位于边界的基地，在这种情况下是海滨地区，军事行动正是从那里得以展开；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是海军舰队，其规模与素质应与所发起的军事行动相称。正如目前所举证的事例，如果那场战争扩大到了这个星球十分遥远的地区，那么，在每个这样的遥远之地都需要有能适用于航运的安全港口，以作为局部战争中次要或临时性的基地。在这些辅助性港口与主要的或本土基地之间，必须存在着十分稳定的交通线，而它则取决于对中间相隔海域的军事控制。这种控制权的操作必须要由海军来加以执行，要么通过清除大海之上四面八方的敌军舰船，从而使得本国船舶得以十分安全地穿行；要么通过武力伴随（护航）每一梯队为支援遥远的军事行动而必需的供给船只，对这种控制权进一步加以强化。前一种方法旨在努力疏散国家力量，后一种则在护航处于一定重大关头之地，集中兵力于那一海域。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通过对于沿途适当分布却又为数不至过多的优质良港的军事占领，例如好望角、毛里求斯，无疑会进一步巩固交通线。诸如此类的据点总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就更是如此了，因为，比起以前的补给与供应，今天燃料补充更加频繁。海内外据点的配合，以及它们之间来往沟通的状况，可被称之为一般军事形势的战略性特征，依据这种特征，以及敌军舰队的相对实力，就能够确定军事行动的本质。在这一领域三个分支的每一方面，欧洲、美洲与印度，出于条理清晰的考虑，已分别加以了阐叙；对于海洋的控制已被坚持视为决定性因素；敌军舰队被指定为真正的进攻目标。现在，可将先前的考虑应用到战争的整个领域，看一看同样的结论会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它，如果是这样，还可以看一看每一方的军事行动的本质又本应该是什么。
在欧洲，大不列颠的本土基地位于英吉利海峡，有两个主要的军需中心，普利茅斯与普茨茅斯。同盟国的基地则位处大西洋之滨，主要军港包括布列斯特、费罗与加地斯。在它们的身后，还有位于地中海的塔兰与卡塔赫那造船厂。在另一边，与之相对的则是英格兰位于梅诺卡岛上的基地马翁港，只是后者可以完全不加考虑。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它被局限于一个防御者的地位，而英格兰舰队尚不能抽调出任何一支持遣部队前来地中海。反过来，由于其地理位置，如果能被利用作为一支与其使命相称的舰队的基地的话，直布罗陀就能够有效地监视来往于海峡的特遣部队或增援力量；这一点并未得以实现。英格兰的欧洲舰队被牢牢地绑在了英吉利海峡，即从事本土防御，并不定期地光临洛基，护送对于其守备部队坚守下去来说至关重要的补给品。马翁港与直布罗陀相比，所起作用仍然是有所差异的。前者，在那时根本就无足轻重，直至战争后期以前，根本就没有引起同盟国的注意，只是在历经六个月的围困之后，它陷落了；而后者则被认为是生死攸关的，从战争之初，就吸引住了同盟国相当大的一部分进攻火力，形成了有利于英格兰的颇具价值的箝制态势。
在北美，战争伊始，纽约、纳拉甘西特湾以及波士顿即成为了局部性基地。当时，前两者尚为英格兰人所窃据。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应是北美大陆上最重要的兵站。它们易守难攻，且补给方便。在此之前，波士顿就已落入了美国人之手，因此可供盟军使用。从这场战争实际发展的方向看，通过1779年将英格兰人颇具活动能量的军事行动分流到南方各州，波士顿便脱离了军事行动的主战场，并且从其地理位置上看，它在军事上就不再那么重要了。然而，如果通过占据哈得逊与尚普兰湖一线孤立新英格兰，向东一线集中军事力量的计划得以采纳，就会发现这三个港口本来都对时局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纽约以南、特拉华、切萨匹克湾无疑为成就一番海上事业提供了颇具诱惑力的战场。然而，出入口的宽度，缺乏保护濒临海边的海军基地和易于防守的阵地，以及由于试图占据众多的地区而导致的地面部队的分散，加上在那一年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内水土不服，使它们在最初的战役规划中无法担当起主要的角色，因而没有必要将它们归类于战争的局部性基地之中。在美洲大陆的南端，英格兰人被一种虚无的幻想所迷惑，指望能够获得那里的民众的支持。他们未能考虑到，即使是那里的大多数人平静地选择了自由，这种素质也会使得他们不致起而反对革命政府。按照英格兰人的理论，他们正是遭受这个政府的压迫。然而，英格兰人的这一遥远，并就其最终结局而言是十分不幸的计划的完全实现，其成败的赌注就压在了这样一次起义上了。查尔斯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