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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谓的更为广阔的战争行动，包含着整个战争舞台，在海上角逐中，或许还涵盖了全球的相当部分。正是在这种行动中，历史的教义才有更加明显和永恒的价值，因为基本的条件永远不变。战争舞台或大或小，其困难或者明显或者不明显，厮杀的队伍或者庞大或者不庞大，必要的行动或者容易或者不容易，这些都仅仅只是范围、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区分。随着野蛮让位于文明、交通与通讯手段迅速改善，道路被开通，河流上架起了桥梁，食物来源得以增长，战争行动变得越来越容易、迅速与广泛；然而他们所必然遵循的原则却丝毫未变。当徒步行军为马车运兵所取代，当后者又相应地让位于铁路，行动距离的尺度提高了，或者说，如果你愿意，时间刻度变小了；然而，决定军队应该集结于何处、应该朝向哪一方面、应该进攻敌军阵地的哪一部分以及保护交通线的原则却没有改变。因此，在茫茫大洋之上，从单层甲板船小心翼翼地由一个港口向另一个港口蠕动到大帆船雄心勃勃地远征于世界各地，再从后者演进到我们当今时代的蒸汽舰船，这一系列演进扩展了海军行动的广度与速度，却并不一定要改变对它们加以指导的原则。两千三百多年前，叙拉古人赫摩克拉底的讲演在其不及引述之时，包含有一套正确的战略计划，在其原则之中，它的可用性在现在依然犹如在过去一般。在与敌军或敌舰队遭遇（这是一个或许比其他单词能更好地表明战术与战略分界线的词语了）之前，仍有许多问题有待决定，其涉及面涵盖整个战场的全部作战计划。除其它问题外，这其中有海军在战争中的恰当作用；其真实目标；其应该结集之点；煤炭和供养仓库的建立；对于仓库和本土基地之间交通线的维持；作为战争之中决定性或次要行动的破坏商业的军事价值；是借助零散游弋的巡洋舰，还是通过强制性地攻占为商业航运所必需穿越的某些生死攸关的中心堡垒，破坏商业所能最为有效地加以影响的体系所有这一切都是战略性课题，并且历史也对此论述颇丰。在有关英国海军与法国交战的举措方面，直至最近，在英国海军只是出现了一场对两名英国海军巨头豪勋爵与圣·文森特勋爵的政策比较其长处的颇有价值的争论。问题纯粹是战略性的，并不仅仅只是具有历史价值；对于目前而言，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决策之基础的各种原则古今一贯。圣·文森特的政策使英格兰免遭入侵，而纳尔逊和他的亲密将帅，则使英国长驱直抵特拉法加。
正是在海上战略领域，历史教义所具有的价值丝毫未曾贬低。由于情势的相对持续性，在那里，它们不仅用于阐述原则，而且也能作为先例之用。当对立的舰队在基于战略考虑之点相互冲突时，关于战术问题，这倒不是那么明显的正确。人类不懈的进步引起了武器装备的持续革新；也正因如此，也必然迎来一场战争方式的持续变革在处理与掌握战场上的部队与战舰方面。由此使得许多的与海上事物相关联的人物倾向于认为，从先前的经验体会之中再也无利可图，在上面花时间纯属浪费。这种观点不仅置引导国家游弋战舰于大洋，指挥划定行动之区域，从而改变且继续改变世界历史这宽阔的战略考虑于不顾，也是一种有关战术的单方面的和狭隘的看法。昔日鏖战成败，取决于它们对于战争法则的遵循与否。仔细研读成功或失败原委的海军将领将不仅能够发现并逐渐消化这些法则，而且也将从把这一切付诸自己时代的战舰与武器装备的战术操作中获益非浅。他们还将注意到战术的变化不仅发生于武器装备更新之后事实肯定如此而且这类变革之间的间隔已是过份的漫长。这一切无疑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武器的改进大多由于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战术的更新却必须克服整整一个保守阶层的惰性。然而，这又是一个伟大的罪恶。只有通过仔细地研究新型战舰或武器装备的力量与局限，通过随之而来的采取物尽其用的方式这将构成其战术规范，真心实意地认识到每每出现的变化，这种罪恶才能得以根治。历史表明，指望军人们一般地不辞辛苦地进行这种工作，完全是徒劳的；然而，那个辛勤耕耘者投入战斗时却具有了极大的优势一则教训就其本身而言就已价值连城。
因此，我们或许现在就能接受来自一名法国战术家莫罗古斯（Morogues）的训戒。他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写道：“海军的战术是基于其主因，即武器装备可能发生变化的条件之上的，而这相应地必将引起战舰的建造、运用它们的方式以及最终控制与运用整个舰队的变革。”他的进一步阐述引起了更大的争论，即“它并非一门奠基于绝对不变原则基础之上的科学。”更准确地说，即其法则的运用会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替而变化。这些法则在战略上的应用无疑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却要少得多；因此认识到这些基本原则也就更加容易。这种陈述对于我们的国民从历史事件中获得某些悟性已是足够重要的了。
1788年尼罗河之战，不仅是英国对于法国舰队的一场压倒性胜利，而且也对摧毁拿破仑的法兰西在埃及军队之间的交通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其战斗本身而言，英军统帅纳尔逊做出了伟大战术思想的精彩绝伦的示范。如果事实如此，正如所定义的那样，那是“一种衔接好战役之初与战役发展过程的艺术”。那种特定的战术衔接取决于今日已不复存在的一个条件，即一支抛锚停泊处于背风的舰队无力前去救助被摧毁前的处于上风位置的战舰。然而，做为衔接基础的原则，却没有过时，即选择敌军队列之中最不太容易获得救助的部分，集中优势力量进行攻击。杰维斯海军上将在圣·文森特角一役，就是遵循了同样的原则。当时，他用十五艘战舰取胜了对方二十七艘战舰，尽管在这一事例中，敌军并没有抛锚停泊，而是处于行进间。然而，人类的心智是如此构成的，以致于他们对于条件的稍纵即逝更容易留下印象，而不是应付这些情况的永恒原则。在纳尔逊大获全胜对于战争进程的战略影响方面，正好相反，其中的精神不仅易于把握，而且立即被视为在我们的今日仍有用武之地的原则。埃及企业生存的关键取决于与法国的联系能够畅通无阻。尼罗河大捷摧毁了这样一支海上力量，而这正是交通线得以保障的唯一指望，这样，最终的失败就在了定局。明眼人一看便知，不仅发动这场打击遵循了摧毁敌人交通线的法则，而且时至今日，同样的原则依旧有效，在单层甲板船的时代与大帆船或蒸汽舰的岁月里并无二致。
尽管如此，一种对于往昔想当然地被认为过时了蔑视的含糊情感如今已与对于位处海上历史那些永久战略训义盲人般视而不见的自然惰性同流合污了。例如，有多少人不是仅仅把1805年击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的特拉法加战役纳尔逊光辉的顶峰，其天才的最高点视为一个非同寻常般壮阔的孤立事件呢？有多少人问过自己这样一个战略问题：“这些战舰是怎样正好在那里呢？”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在一场持续一年多的伟大战略戏剧中的最后一幕，其中有史以来两位最伟大的领导人，拿破仑和纳尔逊，究竟是怎样相互勾心斗角呢？在特拉法加，失败的并不是维尔纳夫，而是拿破仑被打倒了；也并不是纳尔逊获胜了，而是英格兰被拯救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的衔接未能奏效，而纳尔逊的直觉与机敏始终能使英国舰队对于敌人穷追不舍，关键时刻又能及时嘎然而止。在特拉法加的战术，尽管细节仍有待争论，然而，就其主要特征而言，仍然符合战争的基本法则。并且他们的冒进被事态的紧急性和最后结局都证明是值得的。但是，在战况准备的时效性上，在执行活动与能量上，战争前几个月，在这位英国领导人方面的思想与洞察力上的大教训都是战略性的，它们至今仍然还是名副其实地出色。
在这两个案例中，事件都被原本道出。要引用的第三个案例，却没有如此确定的底线，有关原本应该做些什么的看法还有待争议。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法国与西班牙在1779年成了抗击英国的盟友。联合舰队曾三次耀武扬武地在英吉利海峡招摇过市，一次居然一字排开了六十六艘战舰，把英国舰队驱赶到港口中躲藏了起来，因为英国舰队在数量上远处于劣势。当时，西班牙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夺回直布罗陀和牙买加。为了达到前一目标，盟军无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以攻打那座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堡垒。然而，他们一无所获。
由此所想到的问题这是一个纯粹的海军战略问题是：通过控制英吉利海峡，甚至在其港口进攻英国舰队，以摧毁其商业和入侵其本土来威胁英国，难道不比付出大得多的努力去进攻一个遥远而又异常坚固的帝国前哨站；更有把握收复直布罗陀吗？英国民众长期以来一直免遭外敌入侵，对于被进攻的恐惧尤为敏感，如果他们对其舰队的坚定信心受到强烈震憾，那就将使他们异乎寻常地丧失斗志。无论如何决策，作为一项战略要点，提出这个问题是公正的。在这一时期的一名法国军官就曾以另一种形式提议过，他就赞成把巨大的努力引向一座西印度岛屿，用以取代对于直布罗陀的进攻。然而，英国并不太可能以其它外部任何一处地产去换取其放弃这块地中海的咽喉要道，虽然它应弃堡而去以保护其家园和首都。拿破仑一度扬言，他将在波兰境内的维斯特拉河（Vistule）岸边重新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如果他能控制英吉利海峡，正如盟国舰队一度在1779年所做到的那样，他势将攻占直布罗陀或英国沿海地区，这几乎毋庸置疑。
历史既提醒进行战略研究，又通过其传递的事实阐述战争法则。这是一条真理，为了使其给人们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还要另举两个例子，它们在时间上都比本书专门考虑的时期还要遥远。在两场处于东方与地中海的西方强国的大角逐中，一个已知世界的帝国在其中一场角斗里已处于发发可危的境地，相互对立的舰队集结在彼此邻近的阿克提莫岬角（Actum）与巴尔干半岛西南的勒颁多（Lepanto）。这究竟是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