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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自然也离不开美国人由于和英国具有共同的政治观念而对后者产生的亲近感。不管在不同的地区对于这些观念有着多么不同的表述，它们自其首倡者从北海的日耳曼海岸迁居他地之日起，在过去的十五个世纪中，在英国及其各个殖民地区分别得到了独立的、不尽相同的弘扬。不过，美国是否重视与英国的关系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它是否冷静地权衡了各种可能，分析了各种平衡关系并认识到它不可能脱身于各国间的关系之外，也不可能在没有清晰观点的情况下稳妥地处理与他国的关系。目前，如许多人所看到的，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有其各自利益的领域，美国在推行自己的某些政策时，即使没有和欧洲国家携手合作，至少也尽力地和它们进行磋商或求得协调。从这中间透出的正是一些美国人对于美国涉足世界政治的心照不宣的认可。他们不能不承认，美国再也不能将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局限在美洲地区和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
当然，我们一直和某些国家有着特殊的关系。不过现在和以前相比的变化是，从前我们和其他国家离得较远，相互间的关系被严格地限制于关于美洲问题的讨论之内。而现在，东方的动荡局势、东方的发展需要以及西方的工业和资源通过填补这种需要而获益的机会成为了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共同关注所在。中美洲、南美洲和针对这些地区的门罗主义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各国在上述地区的接触既可能增加有关国家间的利益一致性，也可能导致冲突。这两种情形都会促进几个强国间的力量组合。国家有时会觉得和其他国家采取一致的外交行动是理所当然之事，另些时候又会发现它们相互间更多的是分歧。当今，各个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所不在，我行我素只能是自毁前程的愚昧之举。紧接而来的问题是：是否应抱着一种机会主义的企图去就事论事地处理各类问题？是否在国家间能够找到政治理念和战略考虑方面的根本一致，从而依照这点推行始终如一的、强有力的国家政策？
绝不能把重视与他国的一致之处看成是有意谋求正式的同盟。出于以认识和经验为基础的对某人的信任而毫无勉强地与人合力共事是一回事，在一个长时间内使自己受缚于某种义务则是另外一回事。即使美国的传统政策不是刻意避免因一时之需缔结长期性的同盟，想劝说美国人民承担同盟义务也只能劳而无功。得不到国内大众的一致支持，美国缔结同盟也毫无意义。不过，如果美国人民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全面理解支持结盟行为，美国对于同盟关系就能扬其长、避其短，美国的一般政策也会从结盟中受益非浅。门罗主义本身就反映了美国公众的认识，政治家们只不过将这种认识总结、深化并精确地表述出来。作为一项国家要求，门罗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否能继续和美国人民的心理倾向相一致。这种倾向并非一直能被一清二楚地理解，但的的确确决定着美国的对外行动，虽然它不具备其他什么约束力量，不象一项协定那样有着人为的效力。
在本文的前部，我顺便引用了斯塔布斯的观点，即均势因素是打开1500年至1800年间的欧洲近代史的钥匙。这位其研究方法非凡地影响了同时代的国人的思想深邃的历史学家还曾言道，在我们称为中世纪的前一个时代，各个民族都是各行其事，不象今天的国家这样有着日常的对外交往；各国都不具备国家行为的一体性，而这正是严格的国家层次上的行动得以产生的前提。当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尚处于形成之中，在一块领土之上存在着许多独立的子单位，行为主体的众多使一国政府根本不可能象在今天这样筹划或完成一项由它进行良好控制的行动。用斯塔布斯的话来说，当时的政治舞台呈现的不是一出有条有理的戏剧，而是一幅杂乱无章的场景。
当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组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时，当法国不再是一个封建领地的集合而成为一个集权的王国时，当德意志独立的各邦合并为一个有着中央行政机构和全国性的立法机构的统一帝国时，国家也变得愈发简明和令人容易理解了。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美国和独立战争结束之初相互间没有正式的关系且又勾心斗角的十三块北美殖民地相比，也能毫不困难地领悟上述道理。
在欧洲社会的众多成员成功地融为几个有机体，亦即现代意义的国家之后，均势因素也就和欧洲的历史密不可分了。其结果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对维系着国家独立的均势状况有着自觉的关切，从而欧洲所有国家之间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不管各国的利益如何不一，也不管各国的国民性格如何因传统和多个世纪的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有差异，共同的确保自身生存的本能使各国都自然地坚信独立国家地位的重要，它们都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处理与他国的关系。门罗主义反映了美国对于各强国之间的平衡状况的认识，借助于门罗主义，美国给它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定下了一个基调；而对于东方移民的排斥很大程度上也不言自明地显露了美国对其他国家与自己的利益关系的认识。
就如在中世纪许多地区和许多领主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找到了在一定的区域之内或在某个君主的治下实现统一，从而形成一个国家的道路，由循此传统而来的国家组成的今天的国际社会也正在摸索实现自身统一的途径。这个途径从当前来看与历史上的道路并无二致。不过未来的历史进程的两大主角将是西方和东方两大集团；和从前的欧洲国家一样，这两者一直处于相对独立的变化、发展之中。另外，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社会内部的斗争还导致了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国际法的全面发展。主导国际法的是独立和国家主权观念，至于对于某种政府形式而言主权的载体是谁并不重要。一位德国人曾恰如其分地说道：“国家的一体性和独立性体现于国家主权之中。正是因为国家享有主权，组成各个国家的各国人民才能越来越融为一体。”今天，一直主导着欧洲国家社会发展的独立观念已成为了众人共知的东西。对于这种结果的产生，每个国家都起到了一份推动作用，因为它们为一种共同的传统所左右。
3·东方和西方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欧洲的冲突》＇ 1910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眼前的目标就是阻逼其他强国沿着有四亿消费人口的中华帝国的边境地带所发起的推进。与此相联系，中国必须保持完整。美国或任何支持门户开放主张的国家都关心中国的完整，这不是出于慈善动机，而是因为它对于中国市场的完全开放至关重要
在欧洲大家庭业已经历了四百年演进的当今发展阶段，看到一种崭新的力量平衡关系正在东西方之间生成并不令人感到多么吃惊。不久之前的日俄战争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了上述现象，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一个欧洲国家为一个东方国家所击败。这样的事实不可避免地会引来大众的关注，虽然大多数人并不能透过表象看到其下的限制性因素，甚至也不能对造成上述局面的事实有所了解。不管人们从日俄战争中得出什么结论，至少日本的出色表现不能不得到承认。
其他东方国家都对日本的胜利击掌叫好并抱以认同。这种认同之所以存在，更多地是因为这些国家和日本都处于对西方支配性影响的抵御地位，而不是因为它们相互间因地理和文化存有亲缘之情。自从西方和除土耳其帝国之外的东方在二百多年以前开始了紧密的实际接触以来，双方间的态势就是西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能将力量高度地进行集中，从而控制了不仅就个体而言缺乏有组织的力量、而且整体上也不能联为一体从而相互支持的东方国家。就相互间联系的松散程度而言，大多数东印度人比欧洲封建主义鼎盛时代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采邑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在中国，绝大部分中国人根本没有国家观念，军人这个职业也名声不好，从军被认为只会教人好勇斗狠。日本在五十年之前也还处于封闭之中，无法分享在今天已被它运用自如的欧洲的进步所带来的成果。其他东方国家落后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水平就更用不着多说了。
在上述背景下，西方国家尽管相互间一直争斗不断，但对于远东国家则采取了同样的行为方式，其结果就是西方在整体上成为了主宰东方的力量，就如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相继在欧洲执牛耳，而德国今天又在欧洲大陆占据压倒优势一样。在欧洲还是一个分裂的基督教世界之时，土耳其帝国与其相比俨然是铁板一块；伊斯兰教徒一般而言也一直保有其国家形式和公认的独立。可是今天穆斯林国家既无力在政治和军事效能方面与西方一争高低，也无法做到携手抵制后者，结果只有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西方出让土地和权益，它们的独立也随之而名存实亡了。
上述情形是多个世纪的演变结果，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发生逆转，不过日本也确实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所能取得的成就。当然，和其他东方民族相比，国土的狭小及长期与外隔绝使日本人凝为了一个小而紧凑的集团。在长时间的独处中，日本人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这在几年前的战争中已得到充分的显示。这种气质连同日本人口的少而集中、日本人的尚武传统以及源于幕府体制的地方对中央权威的遵从使日本相对容易调动全身的能量。另外，英明的领导者和适当的时机对一国的成功必不可少，而日本在这方面也是幸运儿。历史上，好端端的机会因领袖才能的缺乏而付之东流的例子屡见不鲜，如今的日本却是两者兼而得之。
尽管东方的变革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毫无疑问如今某种认识正日益有力地促使拥有人类一大半人口的东方国家发生变化。这种认识的种种表现尚欠明确，以至于人们易于夸大或者低估它的意义。就目前看来，这种认识更多是源于对西方的控制或干涉的不安，而不是源于自觉的、冷静的进行内部更新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能让一个国家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当然，这种多少有欠积极的情形在日本身上显现得并不突出。不满本身不是建设性的力量，在中国或印度也看不到有什么个人或阶层明显能担负起艰巨的领导任务。固然日本之外的东方国家深为日本取得的成就所影响，但仍有疑问的是，这些国家是否愿意完全沿着日本式的道路前进，或者说，它们是否会觉得这种道路比西方式的道路更能投其所好。朝鲜人就明显认为日本人的东西令人难以忍受，东印度人对英国也持这种态度；我们的一些持反帝立场的朋友告诉我们，菲律宾人对美国的统治也无什么好感。
在印度和菲律宾，思想向现实的转换通常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和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发挥效用的西方统治力量打交道的是在种族和信仰方面远非一致的各个当地人集团。这些集团之间的矛盾缓解了对于西方统治的不满；另外，当地人对于外来统治带来的物质进步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