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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提及的，俄国的统治范围绵延甚广且团为一体。再加上俄国离开放海域远之又远，它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陆路来完成与亚洲多争执地区的大量交通、联络任务。由于陆上自然条件如此恶劣，很难想象它们能由哪种政治扩张的进行而得以改善。这意味着，即使俄国现在抵达了海边或是能够很快做到这点，由于这些抵达点与俄国中心地带过于遥远，它们之间的联系归根结底还要主要经由陆路。所以就俄国的幅员来说，海上贸易的好处只会波及离海岸较近的地区，而这些受益地区由于相对较小也就不会达到通常海上贸易所导致的发展水平。而且，因为濒临的是内海，上述地区又可能遭到敌国封锁之害。单单看一下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波罗的海的出入口就一目了然了。
这些情况表明，如果陆地与海洋交通的比较优势及其影响的确如上所说，俄国在财富积累方面就处在了不利地位。换句话说，俄国缺乏促进其人民他们既是获取财富的工具，也是支持获取财富的的福利的手段。假如这是事实，俄国顺理成章地就会心怀不满，而这又马上会表现为侵略厌恶任何国家扩张行为的人最喜欢用这个词。俄国必然会不断推进，而这又充分显露它的最终目标。如彼得大帝广为人知的志向所表明的，俄国时常拥有有组织的推进计划，可以谨慎地考虑这些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俄国对自身明显需要的认识以及在此之上的躁动不安。这些或许是亚洲局势中最大的独一无二的因素，可以这样来表述它，只有部分俄国领土从海上贸易中受惠，而这些领土即使加在一起，和俄国的全部国土相比也只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一小部分。所以，俄国希望不仅获得更多的、更开放的海岸，也希望通过直接占领或间接控制以染指其他远方的海滨地区，来自这些地区的好处将促进整个帝国的普遍繁荣。在此还需附带言及俄国对内统治制度和一般政策的特点：在吞并了某一地区后，俄国通常要基本剥夺其他国家在俄国实行占领之前就已享有的东西。
如果已经认识到了利益冲突的情形，但又只在其中看到敌对的根据，那就犯了个可悲的错误。一些国家在接触海洋的程度以及自然条件方面更为幸运，这就大大便利了它们的贸易血液的循环。这些国家对于俄国即使没有同情，也至少应多份坦诚，因为后者因其海岸的狭窄、内陆的广阔与条件恶劣以及气候的十分严酷承受着诸多的束缚与艰辛。
但是，尽管应该持有上述态度，俄国人民依旧有其自身的责任。不过，与此相同，在亚洲地区，任何可能发生的变革都最紧密地系于大众和政府的道义责任。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仅根据现有的自然的、人为的或法律上的权利，或者是文明发达社会中业已确定的那些原则。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许多机制瓦解，或者是对它们组成部分重新调整的局面。其中任何一种情况成为现实，其影响都会是稳定、持久的，自然因素的存在与作用已清楚地展示了这些。这两种情况也可能会达成一种平衡，从而使每一方都能通过自然选择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其间的斗争如“自然选择”这个词所表示的包含着冲突与痛苦。如果能理性地评估发挥影响的力量，并通过在今天看来显然更适当的协商和妥协这些人为方式来求得自然的协调，这些也许能被避免，至少是部分地被避免。
2·海权与陆权的冲突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亚洲的问题》＇ 1900
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的政策对象均是那些政治与社会前景尚不确定的地区。这些地区有东面的中华帝国，西面的土耳其之亚洲部分及波斯
谈及陆权对亚洲中心地带北纬30度与40度之间的未来的影响，自然环境使俄国特别偏爱实行领土独占。而其他国家即使在俄占领土上享有一份权利，那也纯属偶然、而且该权利的大小、地位和运用也只是差强人意。不过也有明显的例外，这会在以后提到。凭借着实行全面主宰，俄国得以在海权作用范围的极限之外随心所欲地施展力量。不过，即使在某些地区不能对俄国采取直接的抵制，也常常可以通过在其他地区运用力量来施以足够的制约。这种力量或是陆上的或是海上的，其作用取决于其本身的强度以及存在的场所。施加上述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多少是可行的，因为各国利益都是多样且广泛分布的。在国际场合这非常明显，在一个地区的行动永远受制于对在其他地区的虚弱地位的牵挂。作为军事行为，这类约束方式被专门称作“转换”。
如果俄国推行一项愚不可及的独占政策，而这导致了上述压力，它极易因此分散力量，受到削弱。这既和它幅员的辽阔、内部交通的欠发达以及利益受独占行为之损的国家众多而且强大有关，也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不少可供采取“转换”行动的有利地点。就此而言，事情非常简单易行，因为这些地点，或是其他许多很容易被占领的地区，都处在直指俄国侧翼的位置上。如不考虑另外情况，某种程度的压力或攻击施加于侧翼比对于中间地带更为有效，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两个侧翼间的距离比中心与它们间的距离要远得多，而集中力量的进攻或防御行动在中心和一翼之间比在两翼之间更容易开展。所以，尽管和俄国得以将力量充分集中情况相比，那些与其对立的国家即使进行结盟或合作也难免显得虚弱，但这些国家也拥有上述的种种机会，从而能得到一些弥补。不过，从潜在的可能来看，陆权和海权也趋近于达成某种均衡。如前所说，这是促进亚洲问题的和平与永久的解决的两个要素之一。
另一个要素摩擦的消失由于极难维持而显得更为突出。完全有把握认为，忧虑不安是摩擦的心理内涵，而这目前正弥漫于各国政府之中。为了有效防止这种不安导致最坏的结果战争，必须对形势以及应采取的态度作全面考虑。如做不到这些，国家的行为就会漫无目标。假若没有认识到自身和他方的优劣所在，以及导致这些优劣的因素，国家和政府就会在形势需要时不能当机立断，在时机未熟时反而可能急于求成。这两种状态都是不可取的，多少会招致危险；反之，如果每个国家都透彻地、真实地了解了事实及蕴于其间的可能变化，按形势的需要做好准备，国家就会更普遍地具备承受心理，彼此间也更多地相互考虑，这样一来行动就会更为正确，从而和平将因对战争局势的防止而得以保持。勿庸置疑，对国家间相对力量的分析有助于国家更谨慎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认为选择冲突纯属吃力不讨好。这正是目前和平能在欧洲国家间有效存在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如果和亚洲的未来紧密相关的国家能对于现时的各自优缺点、至关重要的利益及在东方的合作可能有着合理的评估，并对各自所需的多少和能力的大小进行厘定，亚洲问题就肯定能被和平地解决。根据现实情况的力量协调以及相互谅解更可能是心照不宣的将导致与产生摩擦及心理恐惧截然相反的情形。在其中，如业已在欧洲发生的，战争将得以避免，相互竞争的意愿之间将存有一种恰当的制衡。接下来，在已经考察了俄国固有的优缺点的基础上，我们将对那些本能地要对俄国的排他性主宰地位进行限制的国家进行同样的考察。在这个工作中，需要不时涉及自然状况以及实际存在的人为的联合或同盟。不过建立联盟对于真正的国家利益来说是否明智不是要在此讨论的问题，虽然会简单地谈及它。
将海洋由自然状态有效地转变为存在着海权的状态，最具决定性的方式是商业控制。它对应并反作用于陆权对无法由水路抵达的内陆地区的独占性统治。单纯据有海洋的表面这是海权的所在并不能补偿无法在大陆立足的损失。海洋就其本身并无什么产出，但作为主要的商业通道和交通场所，它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海洋的独特意义体现在被转运的商品身上，交换的利润带来了国家的物质繁荣。因此，放弃对商业的控制、放弃海上帝国是决无可能的。所以，由于海上强国在可见的未来有着一致的利益，面对日益增长的要求它们放松对商业的控制的呼声，这些国家应谨慎考虑能作出多大让步。因为海上强国推行其必要政策的手段有所受限，它们有必要保持上述独特优势，对甚嚣尘上的呼声不应过早响应，应持缓行和慎重考虑态度。放弃它被长期认可的特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掠获所谓的私人财产就是这样一个自商业冒险时代就已存在的权利，不过其中的“私人”一词是颇值得商榷的。给象“战时违禁品”这样本质上很难把握的概念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也很难得到人们的赞成。在研究这个概念时，如果认为在海上敌方的物资可由中立国承运，更大错特错了。海上帝国无疑是一个世界帝国，它的权杖无疑可被放弃，但这样做是否明智呢？
就“私人”这个词的一般意义而言，属于个人，但运往其他国家以求交换的商品并不是“私人”的。众所周知，钱是战争的血液。而一旦参与了对外贸易，个体公民的财产就对国家财富的增加起了作用，所以个人财富对于战时国家的血液循环举足轻重。这和国内贸易的情况根本不一样，后者在一国之内进行，没有其他国家的参与，因而只不过起到一个生物体内功能活动的作用，仅把身体拥有的东西分配给不同的体内部分而已。不过，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海上商业就是这种资源的主要流通渠道，因而对支撑战争的进行甚为重要。扰乱国内贸易会导致功能过程的紊乱，这可能妨碍、也可能不妨碍战争目标，但前种情况因造成了不必要损失而受到抱怨。如果对外商业活动由于所谓的“私人”财产受掠而被阻断，其影响更是不言自明了。干预他国对外贸易直接促进本国的战争目标，它使对方因失血而筋疲力竭，被迫顺应于我，而实施其的代价又是极小的。
前面说到，如把俄国看成一个对应于亚洲中心地区的浑然一体的国家，它的扩张是而且将继续是从两翼而不是从中间进行的。这的确是实际情况。因此也只有通过主要针对俄国的侧翼，才能有效地扼制俄国。这种扼制之所以十分有力，不仅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