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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情形是，将海湾群岛和莫斯基托海岸归还给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事宜受到了很大的耽搁。与之相伴的是美国与英国之间冗长的讨论和严重的误解。后者扣住条约的字眼，声称它只是不被允许在条约订立之后再在中美洲获得领土；而我国政府强调并一贯地向其代表说明：美国的理解是协定确定了对任何现在和将来的占有局面的放弃。如果看了条约的第一款，不能不叫人感到，虽然实践可能不是那么讲究情理，但条约的措词既可以支持英国的立场也可以为美国谈判者纯真的信心提供根据。这个印象是有趣的，主要是因为它显示了一方从除道义之外的任何方面看，它的主张都相对缺乏力度的迫切，另一方实际的占有和海军力量赋予了它在讨价还价方面的明显优势的谨慎。不过，到了1860年，上述地区还是被归还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在这以后仍然是一项规定着在地峡问题上我们和英国间的关系的国际协定。
对于随后那些围绕着这个倒霉条约的争执，没必要详细地叙述。对于任何约束了我们对于美洲的大陆及海洋的影响与控制力的正式规定。以及在1850年过于性急地作出的以求得到当时我们的弱小地位尚无法争取来的好处的原则上的让步，我们的国家只能抱以遗憾和怨恨。今天，当我们比昔日在潜在的意义上要强大得多的时候，必不可少的需要令我们焦躁不安。和以前一样，条约的存在对英国的利益有好处。只要美国还不无所虑地反对任何对地峡地区的外部干涉，同时也不采取步骤以制定一项政策或发展一种能力，从而赋予它自己的主张以条理与力量，英国由于它的海上地位，它的海军力量和它的无处不在的资本，仍将长期地把握对于任何可能的事态的绝对控制力。
在这里，英国方面最近的一份对于集中反映在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中的英国的地峡政策的非官方的评价可能令人感兴趣。它讲道，“美国被认为是英国在贸易方面的一个崭露头角的可怕对手。面对着所估计的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欧洲贸易尤其是英国的贸易的不利因素，站在中美洲运河的角度上，看到自己控制最可能的运河所在地（尼加拉瓜）的最后尝试归于失败的英国政治家已实现了符合英国的贸易利益的下一个最佳目标。他们把修建运河的担子抛给另一个国家；它（美国）将从运河的修建中得到最多的利益且必定会希望将其他国家排除在外，但同时它又极不可能在其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国土之外成年累月地进行如此浩大的一项工作。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达成一项旨在使运河的中立在其建成之后得到尊重的共同保证，娴熟地将那个国家束缚住以顺应英国对海权的需要。这样，既能使运河的开凿被无限推迟，但又不至于使对于建立有利于英国航运贸易的有效海洋控制必不可少的实质性好处有所损失。”
这一段文字是否确实表露了连续几届英国政府的如意算盘尚可疑问，但它却是对于实际情形的准确、充分的评述，只要我国继续其高谈阔论却又无所作为的政策的话。我们要别人出去，自己却又拒绝进来。无疑，我们在中立方面做得够好的了，因为我们将自己中立了起来，另一方面却让其他强国任其需要而大展身手。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国家政策就是公众的意志。公众意志和一般的流行观念极为不同，它所导致的是一种与那种不时得到冲动表达的脆弱情绪不同的豪情壮志。就其被广泛理解和认同的意义而言，门罗主义是一种十分含糊不清的流行观念。在地峡问题上，它几乎沦落到了黯然无光的地步。对于那些关注着地峡的人来说，站在哥伦布这位伟大发现者的希冀中望去，地峡那儿寄托着一个时代的征兆；在这个时代中，令哥伦布魂牵梦绕的海峡的展现将把东西方拉入更紧密的联系之中。不过，时间已经引入了另一个哥伦布未曾想到的、和海峡相关的因素一个位于他所知道的西方和他所寻找的东方之间的伟大国家，它伸展于他无意识地发现的大陆之上，东西方在此相聚合。对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对海峡的控制对它来说即使不是生存的需要，至少也是充分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的国家。有谁能否认它无权对于一个对其至关重要的地区发挥决定性的影响？谁也不能否认，除了它自己的人民；可是它的人民就这样做了。也许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为此不要忘记这点：在一个有利的时刻，无所作为与采取最有力的积极行动相比，虽然不是那么合理，但也是有着同样实际的影响的行为。
一贯且协调得当的行动取决于坚定的信念；而合理的、将体现在一项健全、始终如一的国家政策之中的信念必定来源于参照过去经验的对于当前形势的细致思考。在这里，对于历史教训的真实意义和将其应用于现实的方式，一开始无疑会出现相当的意见分歧。不过对于这些不同不必觉得遗憾，它们的出现表明了所引起的关注；一旦讨论变得广泛和充满活力，我们可以期望看到一种健康的、与现实相合拍的公众情绪的逐渐形成。令人反感和担忧的是懒洋洋地随波逐流，对于正在走近的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刻任意地置之不理，对于摆脱在时机来临之时可能对我们抓住机会有所妨碍的那些束缚如果在我们的宪法或传统偏见中有这些东西的话漫不经心、磨磨蹭蹭。不管尚未解决的夏威夷问题包含着什么具体的东西，几乎不能否认关于它的讨论显示了那些障碍因素的存在，即将这样的情形仅仅看成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不是一个对于广泛的国家政策问题下定决心的时刻已经到来的警示。有两种意见并不是坏事，极为糟糕的是长时间地游移于其间。
有一种意见毋须说笔者对其并不赞同认为，在未和某个大国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形下，许多年已经过去，因此历史教导我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冲突；而且，事实上，我们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方面越弱，就越容易会被我们的对手接受我们的观点。与此种看法紧密相关的是对于任何本能地要求将我们的武装力量投射到围绕我国海岸的水域之外的政治行动的顽固排斥。不过，因为在地峡地区发挥我国的决定性影响的合理、天然的要求迄今已引起了关注，可以认定没有什么情况能使我们断然否认这一要求。
在笔者看来，事情的真实状况更接近于如下所说：自从我国在一个世纪之前诞生以来，除了在1850年左右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悸动，我们一直认为中美洲地峡的重要性仅是潜在的、隐而未发的。但是，尽管这种重要性一时不是那么鲜明，地峡地区的位置和形态的固有特点还是决定了它不能脱离世界其他地区而存在，因而只能在外部环境的变化随时机成熟而发生时才变得具体。如今，这种变化的迹象一眼可见，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国土地上人口的迅速增长至少使人注意到了两点：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发展增强了太平洋对于整个世界、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商业和政治重要性；另一方面，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及其在三个方向上向海洋的抵及促使它必然要寻求朝向其他地区的出口和道路。在这种可能没有完全到来但显然正在到来的形势下，一条人工水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是不用强调的。它将使我国的大西洋海岸有能力在平等的、涉及到距离的条件下，针对着东亚的市场与欧洲展开竞争：将使从纽约到旧金山的航路缩短三分之二，至瓦尔帕莱索的航路缩短一半。
从这些情况下可以察觉到，运河肯定会被开辟。不过，一旦修成，运河不会只对我们自己有利，虽然主要是对我们有好处。许多原因加在一起会使欧洲和东方的贸易继续依托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航线；但对于美国的太平洋海岸地区来说，地峡运河将为它的一类占相当份量的贸易提供一条短得多、便利得多的通道。在此的另一项重要的考虑是和一场将危及英国对苏伊士运河使用的战争对英国海运的影响相关的。英国的许多政治家和海员经过思考，十分怀疑英国有能力控制从直布罗陀至红海的漫长航道，他们赞同在战时依赖经过好望角的航线。不过，经由尼加拉瓜前往许多东方港口的航线将比经由好望角的更短；而且，比起通过地中海，在较近处经过欧洲一些国家港口的航线，加勒比海的航线在防范遥远的欧洲国家的攻击方面要容易得多。
面对着地峡上升了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放心地认为在过去甚为不同的环境下对于我国要求的简单承认在将来还会持续。已经很明显的是，欧洲列强正显示出对加勒比海据点的价值更为重视的迹象，而且正加强它们对于那些如今在其手中的地盘的控制。今天，道义上的考虑比之以前无疑有了更多的份量，国家也更不愿意进入战争。但是，国家的政策依然由利益的平衡状况所决定，我们因此应该知道我们的政策将是怎样，我们需要具备怎样的优势以便谈判的天平倾向我们一边，使事态的总体发展方向对我们有利。
如果国家依从那一类思想，即认为我们越弱，我们就越能有路可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不过，如果我们认定我们的利益和尊严所要求的权利乃是建立在我们自己推行权利的力量之上，而不是以其他什么国家的意愿为依据，我们就有必要促使自己清醒认识到，跨洋交通的自由取决于对作为所有通向地峡的道路都必经的加勒比海的控制权。控制一片海域，首先需要有一支海军，其次需要掌握一些经过适当的选择、相互间分布得当、海军以其为基地并发挥作用的据点。目前，加勒比海中的要点由外部强国所占据。（不管如何想要得到）我们不可以以不公正的手段来获取这种地盘。不过，一旦公众舆论确信我们需要它们而且不应在它们朝我们迎面而来时极其天真地避开，我们就能取得显著的进展。如果宪法确实造成了一些困难，宪法也为人民提供了一条消除这些阻碍的途径。不过，可能会有人反对对宪法的这种认识。就其所受的各种制约而言，宪法是自由性质的，但与此同时它也牢牢地设置了一些由简单的头脑所炮制的枷锁。
同时，没有什么道义上的责任能禁止我们发展海军，使它足以承担可能需要它去干的工作。对此，大众的观点是只需要一支跛脚的力量，而这限制了我们应付某种并不完美的形势的各种需要的潜力。“只为了防御”是一句广为人知的口头禅。如果人们认识到我们有三条海岸，其中一条与另两条的水路联络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取决于一个离我们与其最近的港湾密西西比河口几百英里远的战略地点，他们将看到“防御”这个词对它的理解过于狭窄可应用于远离我们自己的海岸的地点。
军事力量的组建会挑起战事的说法是一个在今天看来已为任何年代的经验所驳斥的谬论。欧洲存在着庞大的军备；但是，借助于它们所促成的各国相互间的尊重与小心谨慎成了对于普遍的军事建设时代之前频繁的、破坏性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