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发生，如果这道屏障无人把守，或为那些早巳失去尚武精神的人们所遗弃或忽视。
不过，即使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能恰当地选择地理上的要点，恰当地将边界向外推展，还是可以赢得时间，在很大程度上阻滞灾难的到来并使全局转为对世界有利。这样，及时地确定有关地点有什么实际价值以及从何处开始占领就极为重要了。今天欧洲国家的大规模向外拓展活动的意义至少部分地在于此。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这些活动正将我们文明的前哨向前推移，并巩固使其得以生存的防御阵线。
这正是我们通常称为旧世界的地区的变化趋势。和范围广大、人口众多的外部世界相比，维系着我们的利益和牵挂、我们的希望和忧虑的欧洲文明就象沙漠中的一个绿洲。如同在商业和军事方面一样，这个最高级的文明在政治发展和物质繁荣方面也大大地走在了世界其他文明的前面。这归功于它的子孙的勃勃生机与活力。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的文明在技术和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提供了种种手段，使我们的繁荣程度得以成倍地上升，并同样地拉大了我们和既无机会也无才智来使用这些成果的外部世界在物质福利上的差距。此外，伴随着财富的巨大增加，要求解除武装的呼声出现了，似乎我们这个种族业已融为一体，而且普遍和平不仅已经实现，更是不可逆转。但是，即使在我们自己的疆界之内，难道情况确已发展至如此地步以至于可以欣然解散我们称为警察的这种特殊的力量？
尽管欧洲大陆上还有着内部的猜忌和摩擦，但欧洲大家庭的一致性还是体现在了上述广泛开展的伟大运动中。它最终的积极意义是不可置疑的，这已为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统治对于这种统治，武力不仅起促进作用，而且必不可少所表明。目前，印度和埃及是这种积极意义的两个最鲜明的例证所在；不过，这种意义是基于握在开明与公正之手中的宝剑的威力。当然，纠缠于不时出现的一些缺陷和错误的细节有可能令人对这个结论感到疑惑，并使问题的真正症结模糊不清。不过，若广泛地留意一下结果，那么，无可辩驳的就是，上述地区不仅发生了巨大进步，而且这是以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的持续存在与发挥作用为前提的。
欧洲世界针对着外部世界的一致尤其有意识地体现在了英国的帝国联邦设想中。经过许多挫折和反复，这种思想已在英国人民及其殖民地上的居民的思维之中牢固地扎下根来。英国人民及英国政治家希望培植英美两国之间的情谊并将这两个国家拉得更近的意向也反映了这种考虑。对于这种意向，巴尔福先生曾作用“种族亲情”这个词来形容。无疑，这个词用在英语大家庭的身上最贴切不过了。不过，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它可能会被推而广之以涵盖所有其当代文明产生于同一久远的源泉的种族。在笔者看来，将来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法都蕴藏于这个词之中了。但是，在美国这边，对于英国的意向只有一些不冷不热的反应。其原因在于我们还死抱着十九世纪中叶的狭隘观念，习惯于眼睛向内，看不到自己担有什么责任。如果英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不能找到共同语言，它们怎么会走到一起呢？在一个其政治活动遍布全世界的国家和一个只关注于自己的内部政治纠纷的国家之间，怎么会有真挚的亲情呢？当我们真正开始放眼世界并且为履行自己对于整个世界的责任而辛劳之时，我们应和英国携起手来，而且不能不认识到这点：在未来的多事之秋，人类的最美好的希望就寄托在英语种族之间心与心的联合之中。
在决定一个国家的责任之时，地理上的远近是最显而易见、最普通的依据所在。如果将美国看成是欧洲大家庭的成员，那么这个大家庭与世界未来的联系最鲜明地体现在了太平洋这个欧洲世界与东方相会之处。由于水路交通的巨大便利，在两侧为欧洲家庭的成员所毗邻的太平洋再也不能将那些由同一母亲所生的子女：希腊或罗马传统的继承者以及后来的条顿征服者们分割开来，而只能将其联系到一起。今天，相比于现代轮船穿越大西洋需用的时间，一列快速火车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横穿大陆，将一些旅客从太平洋海岸送至太平洋海岸。不过，若要进行相对效益更高的大宗运输，海运还是比陆运具有优势。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和东部的联系为沙漠或山峦所阻，但在这儿有着欧洲文明的前哨阵地。为此，欧洲大家庭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将其与自己的主体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并且通过将从东方或西方通向它的道路置于自己监控之下来予以保护。
将来出现的贯穿中美地峡的运河的重大意义以及加勒比海考虑地峡问题就不免会涉及该地区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上述政治事实而非纯粹的商业好处。无论将来的运河是在尼加拉瓜还是巴拿马，它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将欧洲文明的疆界尤其是美国的疆界推进了数千英里，并且将身处欧洲文明之中的美洲国家体系编织得更为紧凑。这样的一条海上要道必须处于控制之下，而加勒比海就是这种控制力的天然来源，正如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要以地中海为基地一样。夏威夷则是地峡运河的一个前哨，发挥的是亚丁或马耳他对于苏伊士运河、或这条运河开通之前马耳他对于印度所起的作用。欧洲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神经中枢就在于加勒比海的岛链之上。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岛屿目前正处于那些从未给予开发的国家的掌握之中，实际上这种开发乃是其普遍利益所要求的。
放眼未来，横亘在我们和欧洲国家面前的问题有着根本的意义。而不是仅关系到简单的利益得失。当前的一代人应对其后代负责，无所作为或三心二意只能意味着对这种责任的无视。在时机来临之时未能把握住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后人招致问题和困难；如果我们及时地预见到它们，由其而生的血与泪的代价或许能被避免。因此，这种意义上的预防措施其实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而且，如我们从土耳其身上观察到的，靠投机取巧或怯懦的躲避并不能无限期地阻止颓势发展为不可收拾。如果不能抓住时机采取果敢的措施以拯救父母的生命或集体的福祉，情形只会越来越糟。今天，虽然欧洲正在遥远的地方大举推进，但它仍然容忍在其身上存有或许将使其血液流干的创伤，仍然允许一些在未来极具重要性的地区为那些时间的流逝已日益证明毫无希望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制度所统治。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将来这些地区或许会成为蛮族对我们进行外来占领的前哨基地。
我们还应凭着清晰、冷静而又坚定的目光来注意这样的事实：处于不同的物质繁荣和进步程度之上、有着不同的精神观念和不同的政治能量的各种文明正在迅速地靠拢。认识到这点对我们自身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我们将此视为对于自己所属种族的责任的一部分的时候。历史上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的入侵之所以在一开始就受到了抑制并且后来退缩了回去，原因就在于其所面对的民族虽然由于内部不和与冲突而陷于分裂之中，但依然充满了战斗精神，甘愿为自己的权利而战，甚至为其献身。凭借着上帝的安排，当今时代，在欧洲社会取得了巨大的物质繁荣的同时，又产生出了一种与此相对的、被人们贬称为“军国主义”的平衡物，正是它将欧洲变为了一个由随时准备战斗的士兵组成的庞大军营。在这种背景下，无视将来的可能危险的裁军呼吁实属不合时宜，它和各国的所作所为相对立。而后者恰恰能在当前的形势中找到充分的依据，并且表现为对于目前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的危险的不自觉的准备。
在陆地方面，欧洲国家的庞大陆军的存在及其人民的向外开拓热情确保了他们的后代将世代相续，直至对维护捍卫欧洲文明的障碍之物最终消失。在海洋方面，则没有哪个欧洲文明国家比美国担负着更多的责任了。在加勒比海事务上，我国人民对于某个欧洲国家的侵渗活动的本能的反对如此地无力以至于都引发不起争端。这种状况要求我们以调配得当的武装力量来支持我们的立场，就像欧洲大陆国家相互间的疑忌促使它们要保持庞大的陆军一样。不过，如果我们在某个地区将其他国家排除了出去，我们也就承担起了在该地区维护欧洲文明大家庭的利益的责任。地峡和加勒比海就是这样的地区。
地峡连同将来的运河以及在两个方向上通往它的道路将把美洲大陆的东岸和西岸连接起来。在这方面，美国已坚决表明它有着特殊的利益。在目前美国尽可以坚持它的立场，但它只能通过创建对于在加勒比居于统治地位必不可少的海上力量从而在未来履行它的职责。门罗主义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就是美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对此，那些希望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保持住和平的人也许会哀叹不止。但是，只有对战争做好准备才能确保和平。
愚昧与否的标准不在于物质的繁荣，甚至不在于政治发展，而在于人的内心，在于精神信念。在高尚的精神能被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以便在愚昧民族的身上生根、发芽之前，我们必须借用物质力量来防范财富使我们沉迷于安乐之中。去除精神因素，我们的文明也是未开化的东西。那些只知在物质上效仿我们却不汲取我们的深邃精神的文明的群体更乃愚昧之人。
我们可以希冀和平，这是人类必然期待实现的目标，但我们不能幻想象一个男孩从树上硬扭下一个酸苹果那样得到和平。无视我们面前的形势，或者通过和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惊忧和恐惧进行片面的对比来夸大宁静、繁荣和舒适的魅力，和平也不会来到我们身边。人类永远不会屈从或信服纯粹的功利主义考虑，它的信仰也永远不会为和平所支配，如果后者仅表现为股票市场的保护神的话。无论二十世纪将带给我们什么，十九世纪思想中战士们的英雄主义和坚忍精神今天仍在发生作用，将成为传统中最崇高最有价值的财富。
译后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
《海权论》以军人的理性和史家的智慧，总结研究了有史以来海战的战略战术及其影响，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的思想——此即著名的马汉主义，直接促成了德、日、俄、美诸国海军的崛起，从而以海军的“圣经”之誉，跻身于影响人类进程的十六部经典之列。
该书编选自马汉的四部重要著作，力图使读者观其全豹：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译自The Influ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Boston：Little；Brown；and pany；1918）；
“欧洲的冲突”译自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Boston：Little；Brown；and pany；1910）；
“亚洲的问题”译自The Problem of Asia（London：Sampson Low；Marston and pany Limited；1900）；
“美国的利益”译自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Present and Future（Boston：Little；Brown；and pany；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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