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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曾获得袁世凯颁发的“勋二位”。鲁迅晚年评价他的老师章太炎，其中有几句话曾被反复引用：“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申报》当时（1914年1月14日）如此报道：“章手执团扇一柄，团扇之下系以勋章，足穿破官靴一，在院内疯言疯语，大闹不休。”
1923年4月初，北洋政府又发出一批勋位，北大教授胡适也榜上有名。4月8日，胡适在自己办的《努力周报》头条位置发表《胡适启事》：
“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发表的一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禾章’的一项，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真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曹聚仁见到他父亲敬若神明的汤寿潜，土布短褂，一顶箬帽，一双蒲鞋，一把纸伞，
看上去“十足的庄稼人”，却是“启蒙时代觉悟了的知识分子”。
汤寿潜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民国初年，他成为第一任浙江都督、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交通总长。在见过他的人眼中，他却是个极朴素的人。包天笑说到有一次与汤寿潜不期而遇：“我虽然常坐二等车，有时也到三等车去看看。那天却见一位汤蛰仙先生＇寿潜＇厕身于许多贩夫走卒之中，缩在壁角看报……辛亥革命，他是浙江都督，何以蜷伏在此？好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后来询诸友人，他们说：‘他生性如此，亦无足怪。’”
曹聚仁说他父亲最景仰的大人物就是汤寿潜，大概1915年前后在杭州路上不期而遇，汤寿潜——穿了一套土布短褂，戴了一顶箬帽，脚上是一双蒲鞋，手上一把纸伞，“十足的庄稼人”，“他的诗文都不错，却是维新志士，实实在在去做社会建设工作的人。辛亥革命民军在杭州起义，旗营满洲将军指定要汤某人来杭州，他们才肯投降。因此，他就从上海回到杭州，任浙江都督。后来转任交通部长，一直是这么一种打扮。其后，任铁路局督办，也是这么一种打扮。”据说，有一次他从松江乘船去上海龙华巡视工程，官舱里一个商人见他土老儿一个，疑心他偷了自己的银插子，冷语讥讽。那知船到岸，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的就是这个庄稼人摸样的督办。那位富商吓得晕了，长跪不敢起来。汤一笑了之，并不追究。曹聚仁觉得这不仅仅是俭朴可以解释的，“汤氏，乃是启蒙时代觉悟了的知识分子。他倒并不矫情，事事求其心之所安的”。他父亲之所以敬若神明，就是因此。
1914年袁世凯政府在将沪杭铁路收归国有时，感于汤寿潜自1905年起督办铁路不取分文工资，奖励他20万元，他推辞不受，予以退还。再送到他家，他仍拒绝，最后全部捐给浙江教育会，后来就是用这笔巨款在杭州建造了浙江省最早的公共图书馆＇1931年竣工，1932年正式开放，蔡元培亲笔题字＇。其实他当时债务缠身，很需要钱，1915年杭州地方审判厅还在审理他的债务纠葛案。
当袁世凯称帝消息传来，汤寿潜在病中脱口而出：“袁死期近矣。”他通电反对袁氏称帝，蔡锷举旗，他致电支持。他一生淡薄禄位，1917年谢世前给后人留下的告戒就是不要为官。
袁世凯召集报界代表进新华宫赐酒，用一大缸盛满黄酒，叫他们围缸喝酒，美其名曰“皇泽普被”。喝酒完毕，他们北面稽首九叩，三呼万岁，只有汪健斋一人四呼万岁。
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中有一首诗：
筹安会里互争先，记者称臣古未传。
佐命即无功不世，大名千古有佳联。
诗中说的人叫薛大可，民国初年主办过“袁记”的《亚细亚报》，他上书袁世凯，自称“记者臣某”，为世人所笑。除了他，当时新闻界更有臭名昭著的“三小人”：康士铎、乌泽声和汪健斋。时人评论，“三小人之性质长调，颇有差异。汪雄而康卑，乌则顽懦，若无甚感觉者也。”他们以“三小人”名于一时，风头几乎盖过了“记者臣某”薛大可，当然各有他们的特别之处。康士铎主持《民视报》，汪健斋主持《京津时报》，乌泽声主持《国华报》（袁死后改名《每日新报》，后来再改名《新民》），都是典型的无态度、无主张，看谁得势就捧谁，谁失败就骂谁。他们三人都是袁世凯御用的参政会议员，坐马车，带姨太太，威风八面。三个人挨骂的气魄各不相下，虐待编辑、记者的法子也没什么不同。所以被新闻界合称为“三小人”。
“三小人”当中，康士铎素有笑里藏刀之名。每当酒酣耳热，你就是骂他九族，他也是面带笑容，没有怒色，然而，等到席终人散，他的陷阱算计也就安排妥当了。乌泽声本事最弱，但他在民初坐马车达六、七年之久，政治气候怎么变，他就怎么变，只要能保住荣华富贵即可。“筹安会”出笼，帝制论甚嚣尘上。袁世凯的许多旨意都是通过“筹安会”转达给报界，《国华报》、《民视报》无不以鲜艳醒目的色彩大肆渲染，“今上”、“圣躬”、“我大皇帝”、“万岁无疆”等名词布满了两报的版面，大有独领风气之势。两报发表的论文《帝国治安策》、《君宪精华》以及《国贼蔡锷小史》、《圣武南征记》等新闻，尤其是他们的“创格”，博得了短命的洪宪王朝“准元勋报”的美称。
袁称帝之日，召集各界代表进新华宫赐酒，以“新闻界代表”自命的八人中就包括了“三小人”之内。袁氏用一大缸盛满黄酒，叫他们围缸喝酒，美其名曰“皇泽普被”。喝酒完毕，他们北面稽首九叩，三呼万岁，只有汪健斋一人四呼万岁。出宫之后，康士铎、乌泽声等都骂他有失礼仪。
在一份赞同帝制的签名书上，赫然由蔡锷领衔，蒋尊簋、孙武、蒋作宾、蒋方震等12个将军签名，其中“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还是蔡锷的亲笔。
1915年冬天，当蔡锷逃离北京之后，袁世凯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他感叹“纵虎出柙”，言词之间大有悔意。
此前，当“筹安会”出笼，为袁世凯称帝制造的舆论甚嚣尘上，什么“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连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都出现了。蔡锷一方面悄悄地和老师梁启超密商大计，和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并派专人给远在美国的黄兴送去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告诉黄兴自己准备返回西南发难的计划。另一方面，他却风花雪月，终日沉湎于风月场，以示颓唐，而且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摆出一副要与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因为梁启超已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一份赞同帝制的签名书上，由蔡锷领衔，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列名其后，一共有12个将军在上面签了名，其中“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还是蔡锷的亲笔，原件至今还保存着。
以袁世凯这样的奸雄自然不会轻信，他内心对蔡锷仍是不太放心，所以才会暗中派人搜查他的家，目的是查电报密码本。因蔡锷事先已有防备，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租界梁启超家的卧室里，才得以幸免。
因为有了那份墨迹犹新的赞同帝制签名书，所以当蔡锷举义之初，袁氏的统率办事处致电责问蔡锷为什么反复无常？他的答复是：“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蔡锷死后，每当梁启超想起心爱的学生当年的那番话，就感到心痛：“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蔡锷家书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
蔡锷与小凤仙的传奇流传至今，刘禺生《洪宪纪事诗》中有“缇骑九门搜索遍，美人挟走蔡将军”的诗句，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更是把这段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张相文的《小凤仙传》、黄毅的《袁氏盗国记》、哈汉章的《春藕笔录》，以及李丕章《护国军中见闻二三事》等野史、笔记无不众口一词，说蔡锷得到小凤仙的帮助，才得以脱身离京，成就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事业。
其实，小凤仙“相貌不过中姿”，见过她的人都说她算不上漂亮，却是个通文墨、有个性的妓女，因为与蔡锷的一段关系，她在后来的野史中就成了“侠妓”，进而成为戏曲、电影的主角。蔡锷的儿子蔡端说，蔡锷到“云吉班”泡小凤仙的事当时并没有对家人保密。蔡锷天性敦笃，重情谊，小凤仙的插曲没有影响他与妻子的感情。护国战争期间，他在战火纷飞的前方不断地给第二个妻子潘蕙英写家书，仅保存下来的就有十来封。1916年1月31日，他在一天之内连写了两封信，其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信刚刚发出，他接到家中电报，得知生了个男孩，母子平安，十分欣慰，又马上给妻子写信，要她保重身体，并给儿子取名“永宁”，可见夫妻情深。
一代英豪蔡锷在声望如日中天之时英年早逝，举国上下无不感到悲伤，小凤仙也是痛不欲生。据说，在北京的蔡锷追悼会上，她曾亲往祭奠，并送去了一副传诵一时的挽联：
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
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零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如此工整、有文采的对联显然不是出自粗通文墨的小凤仙手笔，大概是他人代笔的。在蔡锷病逝后不久，当时报纸上曾盛传小凤仙自杀，要以身殉情。1916年11月30日《长沙日报》就载有一篇《警署传询小凤仙》的报道，说警察为此特别传询了小凤仙，她则回答“儿与蔡先生感情殊笃，比闻其死，不胜悲痛。”警察说生命至重，不可轻生。她的回答是：“个人之事，可不必管。”京剧大师梅兰芳秘书许姬传的“七十年见闻录”中，有小凤仙后来的下落。1951年，梅兰芳到沈阳演出，传达室收到小凤仙的信，三十四年前，他们在一次聚餐时曾有过一面之缘。年过半百的小凤仙此时已改名张洗非，在一户人家做保姆（随后，在梅的帮助下，她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机关学校当保健员）。梅兰芳约她见面，她在讲述三十年来的颠沛流离时显得平静，她曾嫁给东北军的一个师长，1949年后，又嫁了东北人民政府总务处的一个工人。只是说到蔡锷之死时，她还是声音哽咽，拿手绢擦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