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在监狱学习班， 几乎所有犯人都发现就我们四个精神抖擞， 跟打了鷄血似的，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时不时旁敲侧击。而我们俩只能装傻充楞。
在学习班认罪阶段， 孙秀珍做了发言， 我才知道， 她和我一样都有「里通外国」的罪名， 而且她案子里还有一位男性的主犯。我想， 那一定是她的男朋友， 生死相依呀。即使如此， 也不影响我给她写情书的热情， 她和我的通信中对那个主犯一个字也没提。
那时候在监狱， 早已告别了社会上的生活与身份， 交换这柏拉图式的情书， 我们都很愉悦， 读得脸红心跳。那是黑暗的日子里最艶丽的一道晨光， 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
可惜， 在一号通令下， 我们并没被分配到同一个地方。
我们是邻县， 她和英若诚、吴世良两口子、学生李世佺等人都被发配到了冀县。她从冀县上车来， 即使她变成了「哗啦棒槌」， 可举手头足还那么风韵万般， 她见到我的时候还有些害羞， 脸微微一红， 低头笑了。依然那么天真， 那么动人心魄。
然后这车就撒开了往北开， 路边的城镇飞速后退。深州、安平、献县、河间？8943 。 我知道了， 这车离北京越来越近了。我兴奋了起来， 本以为在这备战时期， 一时半会儿绝回不了北京呢， 这一大挪动还真不赖， 心里就涌现出小学课本里的诗句：
「车过鸭绿江， 好像飞一样。祖国， 我回来啦！ 祖国， 我的亲娘。」在我心里改成了： 「北京， 我回来啦！ 北京， 我的亲娘。」可惜， 那时候的汽车可没现在的那么快， 还没飞起来。
一直到凌晨两点， 我们的车才开到北京。轻车熟路， 又开回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半步桥四十四号。
几辆大轿车停在看守所的大操场上， 操场四周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警察， 而在警察外面， 还有荷枪实弹的军人。那时候的警察也都穿着军服，不过他们没枪。在这地方， 我们管警察都叫队长， 管军人都叫班长。从这些大轿车里涌出了几十个全套打扮、上下一起砸的「哗啦棒槌」，在队长们的指挥下， 我们稀里哗啦地走向操场的西北角的小门。
我顿时明白了： 今天的「戏」是要命的戏！
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桥这个大院里， 关押犯人的建筑一共分为二十四个筒。所谓筒， 就是建筑物里的筒道。分属于三个部分。K 字楼， 三层，每层四个筒， 从一筒到十二筒都在这个楼里。五角楼， 两层， 每层五个筒， 从十三筒到二十二筒都在这个楼里。第二十三筒，官称死刑号。就在西北角的这个小院儿里。二十四筒， 是后来新盖的也在这个小院儿里。这两个筒是死刑号， 也被犯人称为「枪号」。
我关押在看守所里学习班的时候， 有机会出去劳动， 也来过这个小院里干活。一次是打扫新盖的二十四筒牢房， 二十四筒里有几间牢房「设备先进」，那就是所谓的橡皮监狱， 四面的墙都钉满了泡沫塑料， 和沙发差不多， 关押一些特殊犯人， 让他们没法自杀。另一次是去清理房间，就是拉一个小车把刚刚腾空的枪号里所有东西都堆到小车上， 推到库房那个院子里。据说， 事后会有犯属来这里领取遗物。当我看到那双皮鞋，心里就感到非常别扭， 因为我知道昨天这双鞋的主人还活着， 而现在， 说没就没了。
还有一次， 是帮这儿的警察冲洗死铐、死镣。上面确实有主人生前留下的血迹。冲洗干净后， 帮警察装箱， 留给后人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 我万万没想， 竟然会轮到自己。
我们这些人一字排开， 面对小院儿的高墙蹲在地下。这里的强光灯明如白昼， 连我对面老墙上的青苔一丝一毫都历历在目。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这个现代化的大院儿里竟然还保留着这么一堵历史性的老墙。那些砖缝都磨凸出来了， 每块砖的风化程度不同， 因此各有各自的风姿。我听说过，这里曾经关押过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的汪精卫， 还关押过着名的川岛芳子—— 金璧辉， 据说她就是在这个小院里被处决的。
我们身后的警察开始叫名字， 叫到谁， 谁就到院子中间的桌子那里去登记， 然后拿着自己的东西进入筒内。我被「扭送」到北京公安局已经一年半了，被提审了几十次了。一会儿说要宽大， 一会儿说要从严。时间长了， 人也就皮实了。后来知道了， 无论他们和颜悦色还是横眉竪眼，无非是要我交待背后「长胡子的人」。逻辑很简单， 我讲的那些笑话和「反动谣言」， 如果交待出「谣源」， 我的罪过不过是个传谣者。如果交待不出来，我就是个造谣者。我自己很清楚， 如果我是个传谣者， 也许只判个三年、五年。如果我是造谣者， 就可能判个无期， 最少也得二十年。这年头儿数字，对我说来都差不多。要是为了从宽， 交待出来别人， 我关了三、五年出去， 照样还是个现行反革命， 还得内疚一辈子。再说，在里面二十年也不一定比在外面难过， 何况， 二十年后指不定怎么样呢。所以， 无论他们来软的还是来硬的， 我还是那样， 我心里有底。每次，我都会自问： 最坏又能怎么样？ 自己触触底， 心里反而踏实了。
这次， 我蹲在那里又想用以往模式那样来思考， 最坏又怎么样？ 突然发现， 心里没底了。最坏？ 那就是玩儿完了。「杂耍要收场了—— 没戏啦！ 」正这么想着， 警察就叫我的名字。
他们把我的名字登记在册， 然后让我打开行李。只让我拿了一条被子， 一个脸盆， 一条毛巾， 牙缸、牙刷、牙膏， 一个饭碗，还有一本毛选。其他衣物， 连褥子都不许带， 就挥手让你进号。前面一个警察领路， 自己稀里哗啦跟在后面。我心里想，进去以后赶紧问问同屋老犯人。进屋以后才知道， 每屋只有一个犯人。心里没底， 照样没商量。
我像一个麻包一样， 「咕噔」一声坐在炕箱上。也好， 终于可以自己安静一会儿， 放松下来。让绷紧了一整天的神经， 稍微缓一把。
三
死刑号里的炕箱高度不到半尺， 还是封死的。犯人无法钻到床下去，也无法把东西藏到床下。炕箱占了整个屋子的四分之三， 只是在靠门那边留出了一条水泥地， 那里还有一个抽水马桶。在普通牢房里，绝没有这个设备。在马桶后面的墙上有一个观察孔， 上面嵌了玻璃。另一个观察孔则在牢门上。这和其他牢房一样， 那观察的小窗户旁边有个按钮，如果你有事情找看守， 可以按这个按钮。和医院一样， 你房号的那牌子就会翻下去。这里的牢门有两道。里门是动物园那种铁栅栏，外门则是厚厚的铁皮木门。在木门的底部有个猫洞， 原来可以从这里把饭递进来。人们想得很周全， 一个犯人锁到这里头以后， 不用打开门，吃、喝、拉、撒、睡全都解决了。
我心里没底， 更要想下去。正在绞尽脑汁的时候，听见有人打牌儿找看守。我忙屏住呼吸仔细听来： 「报告班长， 和我一批进来的犯人都去见马克思了， 因为我有重要的问题要交代，才留了下来。你们怎么也不提审我呢？ 」一听到这嗓音、这腔调， 我就知道了： 这是遇罗克， 他是利用报告班长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这里意味着甚么。一句话： 每个人都要准备走上刑场。
这就是遇罗克， 这就是他的风格。他在监狱里无论甚么时候， 都那么主动， 那么从容不迫。从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样了。
大约在我进监狱半年左右的时候， 官方安排调号， 把我们俩调到六筒同一个房间。那时候， 他在监狱里已经非常有名， 人们都知道他， 是因为一篇轰动全国的《出身论》而被捕的。
此前， 在「血统论」笼罩下发生了八一八后的红色恐怖， 当时， 全国出身不好的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来。遇罗克借着形势的变化， 横空出世—— 一篇《出身论》如彗星划破漆黑夜空。而出版这篇文章的《中学文革报》， 一时洛阳纸贵， 风行全国。每天， 遇罗克和这个报纸编辑部收到的读者来信，得用麻袋来装。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简直形成了一个类似狂热会道门似的旋风。
中央文革注意到了，有关方面注意到了。。。。。。。 最后， 决定抓捕遇罗克。遇罗克从进来那天起就没有屈服过， 他似乎就是个天生盗火者。他把入狱当成必然的结果，这里是和当局智斗的现成平台。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人数众多「被侮辱被损害」弱势群体的精神领
袖， 先行者， 也是个殉教者。
而当时， 我的罪行中还有所谓「联动思想后台」这么一条， 因为我当时的许多小哥们儿都是联动的骨干。其实， 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 我却坚决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那个血统论对联。我认为， 这和德国法西斯的「人种优生」一说， 没甚么区别。
我是在他们被江阿姨耍了之后开始思索、最不得意时候， 才和我成了哥们儿。他们还救过我一把。
最近， 在北京我和这些老朋友相聚的时候， 大家在笑谈中， 都认为当年当局这样给我定这个罪实在荒唐。其实， 当时他们真正的思想后台， 应该是石油学院的老范， 而我是他们文化艺术的啓蒙者。
我压根儿就是一个说书人。当年， 这伙老红卫兵， 居然能整天整宿安静地围坐在我的周围， 从《基督山恩仇记》开始， 一本本中外名着听下去，给他们打开了一个从未接触的天地， 精神美酒照样能让他们迷醉。他们不让我休息， 轮流给我倒茶， 给我点菸， 甚至给我买来饭。除了上厕所，或者最后累得睁不开眼的时候， 我们才横七竪八地胡乱睡去。醒来， 再接着侃。
在这之后， 这帮老红卫兵看书， 找书蔚然成风。
这些听众中后来也写东西的有郭路生、牟敦白、任智明， 还有红卫兵发轫者之一杨冀平， 慷慨激昂的郭大勛， 老谋深算的老范，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老贺，浪漫骑士哥儿俩老狗和小涛， 后来老狗一度天下闻名。还有第一个在大会上喊「中央文革中某些人别那么狂了」的苏色， 等等， 那真是「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居然， 这些人都被我一个说书人的书给拿住了。后来， 闻声赶来的彭小蒙， 还扑了一个空。。。。。
那些日子， 我除了讲故事， 还爱讲笑话， 当局正贼着谁在散布旗手的笑话呢。你想想， 再不通缉我那就怪了！ 贴着我两寸照片的通缉令贴满大街小巷， 让我无处遁形。第二
天， 所有的照片都被严小毛等一批老兵全给撕下去了。
当时北京公安局的军管会， 把我们俩—— 这两路水火不容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