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文革让我感到非常困惑。文革前，反修防修已成为学校里每日的话题。文革最初反对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九六六年五月，清华附中高二的干部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当毛泽东离京到外地视察，团中央奉党中央之命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工作组层层打招呼说，「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如同当年的右派学生。随后毛泽东回到北京，他立即表示支持「红卫兵」。
一时「红卫兵」成了文革主力军，矛头指向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干部和出身不好的学生。我出身不好又是学生干部，自然成了打击对象。这有如晴天霹雳——我一下成了革命的对象。
一九六六年夏天的形势变化是以天计的。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毛泽东表态支持红卫兵后不久，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到清华大学为蒯大富翻案，而蒯大富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及工作组在两个月前亲自定的案。此举意义重大，文革的矛头转而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组织蜂拥而起，成为文革新的主力。我糊里糊涂，但亲眼所见周总理和江青对造反派的支持，认定他们代表毛主席，于是参加了造反派。
紧接着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清华大学出现直指刘少奇的大字报，随后是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意味着共和国主席成了革命的对象。让我困惑的是，我父亲的罪行之一，就是他造谣说党中央分裂了，说以刘少奇为首的老干部反对毛主席和百家争鸣。一九六五年我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读过一九五七年的相关报刊文章及评论。莫非我父亲十年前就说对了？*
刘少奇的「罪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和邓小平都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概念，我试图弄明白，到底甚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快在清华大学展开大辩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甚么？打击的是甚么？甚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后毛泽东一再发出各种指示，总体而言，文化革命不是简单的路线斗争，而是阶级斗争。随着毛的一系列指示，「阶级」矛盾越来越激化，打击面也越来越广。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性质，在清华大学的激烈辩论中有一种提法，即文化革命之所以是阶级斗争，是因为产生了新的阶级——官僚特权阶级，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特权阶级。关于文化革命，对我影响最大的观点是，在过去十七年（一九四九至六六年）产生的官僚特权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构成基本的阶级矛盾。文革就要发动人民大众同官僚特权阶级进行斗争。这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大辩论对我思想的发展起了巨大影响。
一九六七年，文革进入夺权阶段，造反派开始在各地夺权，而保守派尽力反抗。军队也卷入了。全国很多地方发生了血腥的武斗。一九六七年二月，矛盾激化。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几位元帅领头公开批评中央文革和江青的行动。与此前后，北京的「老红卫兵」组成「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保刘邓和老干部。
群众冲突的升级，让我对文革更感到困惑。为了试图理解这一切，我刻意与外界拉开距离，把自己关在家里，大量阅读毛未发表过的文章和马列原着。毛泽东的许多观点让我震惊，例如，我们不要迷信马克思，马克思无非是比我们站的高一点，比我们站的高一点没关系，我们搭个梯子就能爬上去？8943。在个人迷信登峰造极的疯狂岁月，毛关于「不要迷信」的说法让我茅塞顿开，我的理解是对任何人都不要迷信，包括对毛本人。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的谈话，他屡次提到耶稣、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说：「人们叫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伟大，他自己最希望是「伟大的导师」，其他都不重要。这让我隐约感到毛希望做宗教领袖，希望他的思想和理论具有宗教般的影响力。而这和他所说的「不要迷信」有冲突。
我开始阅读以前较少涉猎的社会科学书籍。越陷越深，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首先自以为找到打开理解现实的钥匙，那是普列汉诺夫的两本书《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历史唯物论》，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待毛看待文革，意识到毛作为伟大个人在历史上有巨大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历史进程自身的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进程的规律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会起反作用，但归根结底，历史发展的进程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伟大个人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我并不怀疑毛泽东思想，只是认定个人迷信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自由的思考让我欣喜万分。但关于文革，我的疑惑更深了，特别是关于文革的性质。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全国武斗更加激烈。夏天，我随清华附中一拨同学，还有几个哈军工大学生一起到江西「支左」。其中属我年龄最小，我主要是想与年长的同学讨论我心中的疑问。刚到江西省莲花县。就发生激烈的武斗，造反派把我们安置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园里。由于我们是从北京来，在当地很轰动，保守派生怕北京来客会产生滚雪球效应，立即调动了数千武装民兵，把我们团团包围。而造反派要我们撤离，以免被对方置于死地。我们狼狈不堪，半夜里翻墙逃走，昼伏夜行，从江西翻山越岭逃到湖南省。一路上不敢与当地人接触，连食物都没有。
这一戏剧性的经历，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不同社会阶层与社会集团的自身利益是残酷夺权的动力。毛泽东说，文革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毛还说：文化革命永远不会停，每隔七、八年就要进行一次，一直到共产主义为止。我看到的残酷现实，对照毛的话，让我感到文革绝不仅仅是毛与刘邓的权力之争。这么多人冒死而战，肯定有自身利益。每一方都号称保卫毛主席，事实上是保卫自己的利益。从全国范围的夺权运动和武斗（实际是内战）中，我认识到文化革命的基础是因社会矛盾激化而产生的革命。
另一个让我困惑的问题是，过去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而共产主义是无阶级的社会。那为甚么在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却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呢？阶级斗争怎么可能导致消灭阶级？我读遍了毛泽东着作，找不到任何答案。我转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按恩格斯的理论，阶级是从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产生的。既然毛说文化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广大人民大众对新生官僚特权阶级的斗争，那么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阶级一定是从社会主义已建立的特定的经济关系中产生的。
当时另一个刺激我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基于对造反派和所谓老红卫兵或所谓「联动」两派斗争的观察。当时联动组成者的「高干子弟」中，有些代表人物扬言「天下是我们的父母用鲜血打下来的，因此我们就是最终的统治者，是坐天下的」。这些言论，在我看来都相当准确性地落入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当时我认为这些言论生动的告诉了人们，中国社会存在不同的阶级，借用法国革命时期的语言来说，他们是贵族，而中国的社会的多数人属于第三等级。当年这方面的讨论很多。我读过许多人的文章，包括遇罗克的「出身论」。但我感到所有的讨论都远不够深刻。因此当时真正对我有系统影响的是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着作。
当时，我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及自己的观察都告诉我，文化革命是阶级斗争，是阶级之间关系激化所致。如今我虽然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再以阶级解释一切，更不再追随毛，但我至今仍然认为文革背后的社会力量在于民众自身的利益。我不同意把文革简单地解释成毛的阴谋——通过群众运动整掉刘少奇。
持续的阅读和观察，让我觉得文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特殊时期，是尚未认识的仍在演进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我自以为已经捕捉到对文革及当时社会的理解线索，这让我尤其兴奋。当时毛泽东反复说文化革命每隔七、八年就会再来一次，我就想弄明白，下次文化革命要做甚么？文化革命到底要解决甚么问题？如果阶级与阶级之间永远在争斗，那甚么时候能够过渡到共产主义？当时也读到了湖南杨曦光（以后改名杨小凯，英年早逝；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们成为朋友）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并读到江青点名他为反革命的指控。我喜欢他提问题的方式，但也感到，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解析我正在探索的一系列问题。
一连串的问题让我强烈地感觉自己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事知道得太少，尤其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不了解农村。我从来就生活在城市，而文化革命中所看到的，人们能够告诉你的事情也都发生在城市，可是对农村发生了甚么却知之甚少。当时我认为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在农村。为了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就必需了解农村的社会阶级，不到农村去就不能了解中国。一九六七年深秋，我产生了到农村去的念头。
有了这种想法后，我就开始在清华附中找了我熟悉的几个同学，当时来往最多的高年级同学车宏生、常放、刘满强和刘刚等，后来还有戴建中、仲维光、宋海泉等，讨论我们几个人一起到农村去。结果谈了一阵子，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想法，但没有一个人真能下决心去，我感到很失望。我觉得「到农村去」的想法已经无法抑制，所以决定自己去。刚好当年的初冬，黑龙江国营农场到北京来招工，我就报名了。当时清华附中一共有三四十人报了名，而这些同学我都不熟悉。清华附中有三个学生组织，第一个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即老红卫兵；而造反派分两支：一支是井岗山；一支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岗山红卫兵相对较激进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较温和一些。报名参加支边的人，主要是井岗山红卫兵的成员，其次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成员，也就是说，多半是造反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一行人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号离开北京。
当时无论政府也好、中央文革也好，都还没有关于学生下乡的政策，全都是学生自愿去的，都是一腔热血为了他们多数自己也并不懂得的「革命」目的，有的是为了支援边疆，有的是去进行文化革命的，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当时还没有，是我们下乡一年之后才有的。我们这一批北京知青大概有一千多人到黑龙江，一个专列，到黑龙江鹤岗后又分别由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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