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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老人们吃饭的速度异常地快，绝没有人讲话，每个人都紧看着手里的碗。一锅粥没一会儿就见底了。老人们推开碗，脸上才出现了松弛，一个一个挪回到屋子里，只剩个别几个老头蹲在太阳底下。
服务员洗刷完了，回到她的小火炕上，给老人做最后几件棉衣。敬老院有一个厨师，她的主要工作是拆洗被褥和棉衣。她是一个很勤快的人。我拿那种半透明的塑料唱片放歌的时候，经常看见她戴了一个很大的口罩，在院子里拿根木棍敲打老人用过的旧棉絮。她好像遇到了甚么情感挫折，才住到敬老院来。敬老院里的人都叫她大姑娘。
「大姑娘」对我说，一个人总待在这种地方，脾气就古怪。她说她父母家所在的生产队里也有集体户，那些学生多好，有时候唱歌能唱半宿。当时，我是第一次听见还有人羡慕我们的生活。
老人们在吃过饭以后，甚么也不做。一间大屋子，住二十几个人。我去过几次，每次都一样，整个屋子里一个说话的也没有。只219有发呆的，睡觉的，坐炕上抽菸的。所有的脸上，长时间维持同一种表情。
敬老院的房子不分男寝室和女寝室，人和人之间只挡一块胶合板。哪个挡板儿之间距离宽，放着两个人的行李卷儿，说明住的是一对夫妻。
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两个老太太，一个在炕上坐着，手上抖开一个装豆荚的小布口袋，一颗颗从干豆荚儿里剥出豆粒儿，我停下来看她，她马上用一只干老的手，挡住口袋不让我看。听女服务员说，有的老人能外出活动，在收割后，去大地里捡粮食，粮食积攒多了，去换豆腐，一个人躲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吃。还有一个老太太，坐在砖地上，用甚么硬器砸高粱壳里的米粒儿，砸了一些，用手捧起来，对着空中吹高粱壳儿。
除了做豆腐的老人，没有第二个老人问我：你是谁，你到这儿来干甚么。他们好像跟这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事儿都无关。有一个晚上，一个老头因为别人的毛巾搭过了界吵起来。他直挺挺站在院子里，气得大喘气。
老人们比种地的农民们更清楚哪一天是星期天，因为星期天改善伙食，也许吃猪肉炖粉条，也许有炒菜。炒菜的时候使用一种大铁铲，像工兵挖地雷用的那种工具。豆腐，在老人们看来是一种好东西，用卤水点的，满院子飘着香味。我看见过一个老人站在墙角，用钩子似的手捧着一块豆腐，直接吸进了嘴里。
星期天的时候，敬老院的领导，站在食堂门口大声吆喝着：慢点吃，别烫着。
敬老院有国家的拨款，和当时农民的一日三餐比，伙食不算差，数量也充足，有时候还有饭菜剩下来。但是他们一看见有肉的菜，就想着多吃，抢着吃，要把属于他的那份儿，全装到自己的肚子里。
女服务员盘腿坐在小炕上，用一颗铜顶针儿为老人做棉袄。顶针很好听地敲着针。她说，他们多可怜，都是有今儿没明儿的人了。
女服务员和我熟了以后告诉我，她曾经想过出家，又不知道哪儿有尼姑庙。她说现在不兴这个，没办法才到了敬老院，伺候这些老人，他们再怪再脏再有毛病，却没有坏别人的心思，多数是老绝户，都是可怜的人，需要人帮。她认为干这个，总比在大地里干农活轻闲。老人们对女服务员也都很好，哪个老人耍脾气，马上会有人说，快叫大姑娘去。「大姑娘」说话有时候比领导还好使。
有一天太阳非常好，女服务员和我坐在她的炕上。她打开窗户说，多像四月小阳春儿。墙角下面晒太阳的老头儿脱了空心棉袄，露着皮肤松弛的上身，翻过棉袄找虱子。女服务员说，这么几天就生虱子了，让他们在里面套一件贴身的布衫儿，他舍不得。老人们说，有人味就得生虱子，谁要不生虱子，就快挺尸了。
又有几个老头也坐下翻腾他们的棉袄。大师傅敲着锅沿儿喊开饭，他们很麻利地披上衣裳，又是各个房间都有人晃出来，我坐在炕上看见一片花白花白的头顶。
每天，到了下午四点钟，已经有人去关门了，敬老院的门是碗口粗的小树扎成的。几条狗卧在土里，守着门外那条大道。修水利的人们吵吵嚷嚷经过，狗都窜起来，叫成一片，它们看惯了的院子里几十个老人，对外面的人好像有刻骨的仇恨。
五 一九七六年冬天，她说被迫害了
七十年代的中期，越来越多的知青通过招工推荐上大学离开农村，而一直没机会走的知青心灰意冷，我们那个县就有绝望自杀的。我所在的集体户就有两个都是一九六八年下乡的女生。
刚进入一九七五年，我离开集体户，被临时调到县里办知青报。第二年的冬天，有一个早上，我提前去上班，天还没全亮，整个知青办的小走廊空荡荡的，只有一盏小灯。估计打更的老人先把每一面火墙都烧起来，自己去吃早饭了。我沿着走廊向里面走。我221们的办公室在最里侧。找钥匙的时候，突然脚下一绊，踩着了甚么东西，软软的，吓了我一跳，马上后退。
没想到，走廊地上躺着一个人，紧紧地缩成一团。
那个人抬起脸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脖子上围了一条又长又厚的绿围巾，一个女的。
估计她看我也不过是个知青，根本没理我，又缩回去，一动不动。我转回身叫人。在门口正遇上知青办一个干事。缩在地上的人看见又有人来了，哇哇地哭，自己站起来了。
她浑身的土，两手捂住脸，头发围巾揉得很乱。我马上想到我们集体户那两个一九六八年下来的老知青，当时，我看她，觉得她已经苍老得不行了。
上班的人多了。一个部门主管，是个胖妇女，嗓门很大，从外型上看就像个领导，她一进门就问：这是咋的了。女青年像看到了救星，哭声大了，边说边哭说她是知识青年，知青办得给她作主。
女主管扯女青年，问她是哪个公社的，还警告她在办公室哭嚎影响不好。
女青年的声音立刻变小了。她说：领导啊，我被迫害了。
「被迫害」，这话在当时是极严重的一句话。在知青下乡的七十年代，有非常的特指。女知青被迫害了，意思就是被强暴了。按政策，女知青被农民「迫害」的安抚政策是优先办理招工回城，而「迫害者」将被公判枪毙，开完公判大会还要五花大绑，站在卡车上游街，胸前挂块名字上打红叉的牌子，衣服后领子里插根很高的「标」。我在县里的几年，每年年底知青代表大会召开前，县里都安排这种公判游街，杀一儆百。「被迫害」这三个字份量太重，它涉及到有人能很快回城，有人能很快送命。
听到「被迫害」，马上有负责办案部门的人，把女知青叫到他们的办公室。这种事情在当时非常敏感。而像她这样公开找到县里，当众宣布自己被迫害的，我在知青办的三年里，只遇到过这一次。那个上午，专案组的门玻璃上，临时糊上一张报纸，神神秘秘的。
中午，有人安排女青年跟着我们去县委食堂吃饭。我们走在前面，她在后边跟着，故意和我们保持距离。离得远了，我站住等她一下，心里出现一种厌恶。
女青年吃饭相当快。吃完了，她自己又回知青办。晚上再带她吃饭。那一夜，听说她住在县委招待所。
第二天上班，一进门就看见她站在走廊里，手里抓着一个鼓鼓的旧书包，正对知青办的干事说没脸回集体户了，要买火车票回家。很快，她就消失了。
知青办派了人下乡去调查。调查回来那天，刮很大的北风，县城的小马路上卷着冒烟雪。进进出出的人把走廊门口都踩白了。调查回来的人在走廊里大声说，被女青年告发的农民一听说迫害女知青，马上吓傻了。一家人都跪在地上喊冤枉，说就是打死他们，也不敢欺负下乡的学生，谁都知道那是挨枪子儿的。
我估计，去调查的人在临走之前已经有了怀疑。当时，正是每年年底招工指标由县下达到公社的关键时候，一个女知青直接跑到县里来说自己被迫害，从她的不顾一切，知青办的干部都明白。
过了几天，那女青年又来了。还是那条绿色的围巾，紧紧包住了脸，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围巾上已经结了一圈白霜。这一次她正好碰上了我们知青办的主任，姓毛，是个又霸道又心软的人，最怕看见女知青哭。
女青年就在走廊里抓住了刚出门的毛主任，抓住他的大衣不放。说自己虚岁都二十八了，还连着喊，主任，我被迫害了，主任，我没脸回户了，主任。
每说一句就喊一句「主任」，这种场面，看见的人心里都不好受。毛主任的脖子总挂了一对带绳的皮手闷子，他还不知道情况，但是那么一哭，他就受不了。主任不断劝她慢慢说，慢慢说。
知青办的人都从各个办公室出来，在门口，探头探脑看这个胖脸上满是眼泪的知青。
她呜呜噜噜开始说。说着说着，被迫害的话题忘了，她说她们公社有门子的都在找人，都想走，连才下来两年的，都填表了。说到才下来两年的人，她放声哭，想用头去撞墙。
后来听说，县知青办照顾她的情况，让她直接参加了当年的招工。从蜷缩在走廊上，到听说她已经回城，她没和我们几个知青说过一句话，她尽量回避。
不知道那个被她告发的农民是不是被追究了。部门女主管说得比较直露，我记得她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样子。她说，真是啥人都有，多不知「磕碜」的人都有。
六 一九七八年春天，弟弟骑在毛驴上
我到大学报到的时间是一九七八年的三月。当时我弟弟还在乡下插队，他是一九七五年下去的。
上大学一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天，记得天灰蒙蒙的，空气中有一种春天味儿，新鲜。我带着父母的嘱咐，从坐火车出城一直向西，去几十公里外弟弟的集体户，提醒他赶紧开始复习功课，务必参加七八级的高考。随身带了几本复习资料，都用报纸包得很严密。当时我预感，凡是在心里暗自盘算离开农村的，都是「坏心思」，不能大张旗鼓。
弟弟晚我一年下乡，一直干农活，下去第一年，就学会了抽菸喝酒。父母一直为他担心。
下了火车，四周都是空旷平坦的田地，先经过了一个兵营，兵和老百姓不同，从大门口能看见里面井井有条，一尘不染。然后穿过一条林带。我是老知青了，不用问路，直接找到了那个独自立在略微高的岗地上的集体户。
一进屋，灶坑前有人仰脸问我找谁？屋里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