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在当年还有哪个民间艺术团体能提供如此掷地有声的历史文本。
理事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程序极为简单，先由大家口头提名，把名字写在黑板上，然后发纸、填写、唱票、统计，顺理成章，立见分晓。冯星平缺席当选为第一届 “野草画会”会长（后来的会议他总是缺席）。张仁、李德虹、马星临，邓庭良，龙全，梁波，刘沛沛，翟幼林及我当选为理事（何多苓后增补进来）。理事会作了具体分工：张仁主管组织，邓庭良主管宣传，马星临主管理论，李德虹主管事务，我主管对外联络。“野草画会”首批会员共80人。
会后，在去食堂的路上，一伙人对我怒目而视。激进派的代表刘沛沛领着一帮人，冲着我愤怒地说：“你居然是这种人，令人失望！”我却一言不发。其实我在观念上非常极端，但在操作上尽量保持低调。和激进派相比，我比他们多了一点理性和策略意识，知道欲速则不达的浅显道理。
不久风声果然越来越紧。公安局搜查了为我们的作品拍照的林先生的家，抄走了所有的图片资料。后来得知，起因是林先生涉及另一案件，与“野草”无关。而多数艺术家闻风丧胆，杯弓蛇影。
1981年元旦期间，我们打算召开理事会讨论当前的局势，地点在会长冯星平家。我们如期而至，门锁着，没有留言条，大多数理事也未露面。后来听说冯星平、邓庭良他们很明智地避开了。由于年长，经过风雨见过世面，深知政治的险恶。那天到场的只有仁、星临、梁波、龙全和我。我们在冯星平家门前久久徘徊，痛心疾首，最后只好悻悻离去。
第二年春天，“星星”美展的黄锐、马德升一行来到重庆，与“野草”挂上着，先为他们安排在四川美院和重庆艺术馆讲演，接着是西南师范学院。头天晚上“野草”请他们吃饭，由张仁、张仁贵、冉隆霞和我陪同。席间我和马德升聊天。谈到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时，我说艺术家应保持艺术的独立性与社会抗争，而不是搞政治。没想到他暴跳如雷。指我大吼起来：“你们是帮什么人呀，我瞎了眼和你们混在一起。艺术独什么立，你不用再给我谈艺术了，你懂艺术吗？”我简直懵了，这不在我的经验范围内，但这是原则问题，绝不能妥协。我愤然把桌子拍得山响，指马德升说：“你马上滚蛋，我不想和你多说一句话。”马德升起身拄着双拐杖要走，被众人劝阻。只有黄锐面带微笑。仁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说这是个疯子，赶快让他滚。仁说，千万别这样，明天要到西南师范学院讲演，通知已发出，无法更改。我失去理智，听不进劝告，转过头去，再也不想去看一眼北京来的精神病人。马德升更不让步，扬言明天的讲演不去了，今晚就离开重庆，不想再见像我这样的傻帽儿。黄锐凑近我说，老马就这德性，劝不了。并安慰我说明天他一个人去顶。我对黄锐充满感激之情。我知道明天的讲演场面会有很多听众，再说由我主持，若马德升不参加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八十年代初的青年已有很大变化，不乐意承受过于严肃的话题。而马德升更符合他们的胃口。在四川美院及重庆艺术馆的两场讲演我都在场，不得不承认马德升是演说天才，加上他双拐拄地站在台上的殉道者形像，更具有动人的力量。冉隆霞毕尽是女性，聪颖而细腻，对大家说，明天讲演的事先别提，今晚已安排到枇杷山公园观山城夜景。
沿暗中发光的蜿延公路，我们一行向山顶走去。都市白日的喧嚣沉寂下来，晚风吹拂，尘埃落地，我们深吸着丛林中的清新空气。朋友们轮番问我明天该怎么办。我已冷静下来，深知事关重大。
远远看去，马德升独自靠在栏杆上眺望。重庆的夜景衬托这个寂寞而不倦的斗士的背影。我很坦然地向他走去：“没想到重庆的夜景感觉很特别吧？”他不回答我，凝视远处。我近乎自言自语地说：“这都是因为它隐蔽在黑暗中。真实的东西会令人感到不安，难以接受。我想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今天表现得很真实，却破坏了我们之间关系的和谐。我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在真与美之间难以抉择。尽管这样，在一个绝对前提下我仍然会选择真实。中国的艺术家们打美的幌子，制造谎言，把真的东西掩藏在黑暗中，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夜景一样。我们现在走在一起，要为之奋斗的便是粉碎非真实的现实……”我采用了一种突然切入、真诚而孤僻的态度构造一种语境，老马生硬的姿态软化了。或许不是我说服了他，而是他认同了我。那天夜里，在重庆的万家灯火之上，我们俩谈得很投入，情绪热烈。
第二天下午我们赶到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令人意外的是，美术系的领导出面欢迎，把我们视为贵宾，一起共进晚餐，并安排住宿。
西师美术系是重庆各大专院校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最激进的地方。系里有黄云开为代表的“职业活动家”，几乎每天都举行各种集会或讲演。辩论之风盛行，各种观点与口号极为异端，院领导对学生们诚惶诚恐。中文系有王康诸君的“普通人”文学社，与社会上反体制潮流里应外合，颇有扭转干坤之势。骤然间风云突变，临到毕业分配一切化为乌有，“民选代表”与“普通人”转而成为罪状，为那些野心家和告密者找到立功请赏的契机。
晚会在美术系前的空地上举行，光灯、音响、麦克风和录音机，代表着公有制的集会水准。一切就绪，系领导致欢迎词。我走上台，克制内心的紧张，扼要介绍了 “野草”与“星星”的历程，也介绍了黄锐和马德升，然后我把黄锐请到台前。黄锐的演讲风格简朴而严肃，充满着自信。麦克风音响虽好，但广场太大，我担心他的声音是否能抵达那黑暗深处，是否能把他的经验传送给在场的每个大学生。
马德升上台，拐杖拄在水泥地上咚咚作响。远远望去，他裹着灰色的宽大衣衫，紧握着拳头，高耸着肩膀；在苍白的面孔上，眉够兀，颧骨高隆，头发蓬乱，牙关紧咬，沉重的身影在光下如刀刻一般。尽管他的姿态略显夸张与矫饰，但那却是中国人苦难的象征：残缺、瘦削、阴郁、不屈。
“同胞们，公民们！”他发出呼喊，急切又悠远，声音像浪头向前推进，夹杂秋天黑色枝叶的颤抖。他对局势的巧妙批评和对现实的讥笑挖苦，获得阵阵的欢呼和掌声。
此后我和黄锐、马德升成为好朋友，1982年春我与仁诸君去北京观看“韩默藏画展”，老马拄双拐带我们拜访“星星”同仁，带我们三访北岛，还为我们排队买票看话剧《贵妇还乡》，他的真诚与好客令人感动。我与黄的缘份更深，我在日本留学时跟他常来常往，他还邀请我在他的画廊办个展。
1982我们开始筹备第二届“野草”画展，因诸多原因无疾而终。黄锐和马德升在重庆时，我曾建议一起在全国办一次在野画展。然而中国的变化太快，艺术家的反叛精神被铺天盖地的商业浪潮彻底瓦解了。
从此以后，荒原上的“野草”与夜空中的“星星”，再也未在中国大陆出现过，成为了一段失的历史。
山歌
发布： 2009…5…15 08：43 ｜ 作者： 孔捷生
1970年，刚满十七岁的我踏上了一片炎热的冷土。彼时我从西江流域的水乡转赴海南岛，从插队知青成了“兵团战士”。
老兵新传
此前我对海南岛的认知，来自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南岛风云》、《碧海丹心》，还有一部纪录片叫《海南明珠》，是在兴隆华侨农场拍摄的。在那些镜头画面里，海南之美尽在蓝天绿海、蕉风椰雨。殊想不到，我一头扎进丛山之中，看不到浩瀚大海，闻不到咸腥海风，连椰子树也了无影。原来椰林只生长在海边。我所在那个连队，位于海南岛中心五指山脉一道襞皱里，朝夕连呼吸都被热带雨林的气息所裹挟。这里看不到黄叶，终年都是蓊郁绿色。
连队的第一代拓荒者，是来自豫西和苏北的退伍军人，他们是彭德怀当国防部长那时的老兵。我们这批知青就算是第二代了。稍后，又有一群复员军人安置进来，他们多来自雷州半岛。这帮人有些来头，有的参加过秘密援越作战，有的参加过韦国清对广西“四二二”造反派的镇压，有一个姓梁的复员军人更特别，别看是农村兵，却打得一手漂亮的乒乓球，堪与我们这些城市知青抗衡。原来他当兵四年，一直在湖南省为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站岗守卫，闲得发慌，便练成了这门功夫。那阵我们知青刚被文革巨澜冲刷到深山老林，胸间多少仍存有“世界革命”情怀，却怎也想不到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是在中国境内。
这群“林彪老兵”中刺头不少，他们与“彭德怀老兵”们矛盾颇多。因由在于农村人当兵都想提干，至少也要复员后吃“商品粮”。结果商品粮吃上了，却是遣散到深山老林来垦荒，比当兵时还差一大截！其次，前面的老兵已占据了兵团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和排长这一层位置，而他们顶多只是班长、班副，管辖我们这批城市知青，他们当中好些人好歹也上过战场，为北越防空和修桥筑路，于是心底怨忿时时爆出火星。这两茬老兵的冲突，形同对我们知青实行“再教育”，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是一座大熔炉”，“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原来解放军不过尔尔。
我们知青较亲林彪的兵，和彭德怀的兵较为疏远，原因主要在于连队指导员。他姓顾，苏北人，平素老阴沉一张脸。顾指导员抓政治，那个年代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他总要在出工收工、吃饭拉屎的日常流程里搜寻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记得有一次他半夜拉肚子，上过茅坑就敲钟紧急集合，只因他发现有一角揩屁股的报纸上有毛主席的头像。于是全连都在“面对面”和“背靠背”的省思和揭发中折腾到天亮……
我们这帮知青和“林彪的兵”都恨顾指导员，虽说怨恨的标尺各不相同。却说在顾指导员的斗争哲学指导下，我们连队“戴帽”的XX分子是最多的。我因先去插队而后才来兵团，对以前的阶级斗争史不甚了了，只知连队有三个斗争对象，一个是姓谢的广州知青，一个是汕头知青，首恶是下放连队改造的会计师老林——我们习惯称他“老林头”。
老林头
说起来，我后来的人生走向与老林头多少有点关系。在旧中国，老林头是文化落后的海南岛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拥有英国法国都承认的注册会计师头衔，曾受聘于广州、香港和越南（法国殖民地）等地，可谓曾经沧海，见多识广。新中国开元，他没有离开海南岛，以后就在海口市农垦总局工作。
文革初起，老林头的一笔历史老账就被翻个底朝天——越南的保大王朝曾聘请他过去为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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