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起,老林头的一笔历史老账就被翻个底朝天——越南的保大王朝曾聘请他过去为宫廷作开支审计。在日据时期,越南保大王朝是亲日的傀儡政权。即便保大王朝是抗日的,就凭它是君主制,也是“反动透顶”,老林居然曾受聘于这个腐朽王朝,便是想不当牛鬼蛇神也难了。老林自四九年后就是“内控”人员,虽在海南仍为这一行的泰山北斗,桃李满门,但日子早就不好过。文革一来他就被打倒,发配到最偏远的山区深处来监督劳动。
我到兵团时,老林头已是“死老虎”。我参加专门斗争他的大会记不清有多少次,怎知斗斗,倒斗出了一份友情。其间中介正是另一个戴罪在身的谢姓知青。小谢出身广州三元里旧士绅世家,很有书香味,他罪名不及老林头重,好像是肇源于学毛着“天天读”时犯了什么错,细节记不太清了,那都是我到此以前的事。我和小谢一见如故,气味相投。但小谢和老林头同是天涯沦落人,连队每日也指派脏活苦活给他们干,一来二去两人便结为忘年交。我和小谢交好,自然和老林头扯上了关系。开始我还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但到底正是求知欲旺盛的十七年华,老林头知识渊博,谈吐风趣,听他闲聊,很是受用。
记得老林头总是穿净色的府绸衬衫,和那个环境和那个年代极不相称。他干活时脱下这行头,里面是白色圆领文化衫,即便天天汗流浃背,但从未见过他的汗衫发黄和起霉点,他更不会穿破窟窿的汗衫,而且只要一收工便重新披挂起他的府绸衬衫,整整齐齐,身上一道褶皱乱纹都没有,连头上的疏朗白发也梳得一丝不苟。在深山襞皱的那片连队茅舍,他看去就像一个外星人。
连队在旱季垦荒“大会战”之后,重新编班,我和老林头、小谢分在一起,这就开始了我们的缘份。我和小谢原就相善,聊起天来常把那个年代的戒律置诸脑后。不知不觉间,神聊的圈子加入了老林头,他很快就成了核心。我和小谢其时都不过是读高中的年纪,听他说故事,甚为入迷。老林头从来不谈政治,他讲自己读过的书、经历过的事。他把广州称为“省府”,把学校称为“学堂”,这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称谓。他虽不能说饱读诗书,却是饱读闲书。他给我们讲《西厢记》还算是雅文学,讲《火烧红莲寺》和《九命沉冤》已是市井话本小说,他还说了许多“省府”西关巷陌的风土人情,其中风花雪月是少不了的。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却不想在那时候,这些都是“政治”。
然而,我对周围极具压迫感的政治氛围已生倦意,甚至隐然萌出叛逆的欲望,加上自幼的文学理想,我便对小谢一诉衷肠,约他合写小说,虽然无望得见天日,但在此终日劳作之余,写点东西不正是有别于畜牲的一种活的方式?有老林头在,我们可以先搜集资料素材,他讲旧广州的原生态故事,都是我们未曾与闻的,这就是生活啊!小谢亦有兴趣,遂欣然同意。和老林头一说,他只含笑不语,未置可否。但当我真地动作起来,探问“旧社会”种种掌故,老林头有问必答,令我获益匪浅,光笔记本都记了将近两本。
斗争会
罗大佑有一首歌《爱人同志》唱道:“在那批判斗争的日子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每每吟唱此段,我都感触良多。在海南兵团的“峥嵘岁月”,批判斗争之频密,令人惶惶不可终日。我终于没能好好保护自己,在某年某次政治运动被归类为斗争对象,一同落难的少不得老林头和小谢。说来我不过只是从犯,小谢已是记录不良的“病猫”,老林头更属“死老虎”,但这次他多了新罪名,就是对知识青年进行“精神腐蚀”。
我实难形容那段日子的煎熬,白天劳作依旧,晚上的“一帮一”和班排的小型批判揭发,直至熄灯号响才能抽身退步。那种政治高压的恐惧感,不置身其中便无法想像。我忽然发现,原来自己平日的言谈举止有那么多的“污点”,竟离“敌我矛盾”仅半步之遥,这轮运动一过,只怕就栽进去了。然而,直到吼声震耳的全连斗争会开过两轮,我还是仿徨无计。
小谢是“斗争会”过来人,深知是灾祸的源头就是老林头,他悄悄告诉我,要免遭灭顶之灾,就得狠狠自我批判和抛一点“揭发”材料。那么揭发谁呢?小谢告诉我,就揭发老林头吧。原来当年小谢被整时,也是抛出一点“揭发”作佐料,兜出来的杂碎不在份量重,而要紧的是鲜货,不能搬出已见过光的旧破烂,好让政工领导炒出色香味俱全的菜式,斗争方向明确了,运动目标完成了,革命战果赫赫,便可告一段落。此前他也是凭此自救的,“揭发”的那点儿零狗碎,对于老林头根本算不上一碟菜。老林已是定罪之人,再加一等也不过如此。他早就申请退休,而且超龄多年,兵团不给他办,一是旧农垦总局的遗留档案无暇处理,二是要留他作阶级斗争的现成活靶。
小谢原来“揭发”过老林头,他俩仍过从甚密,相濡以沫,这似乎可以安抚“揭发者”的良心。于是我和小谢在上工时商议再三,千挑万拣,想出了老林头故事筐里关于“保大王妃”这个段子。这个故事片断并不在我的笔记本里,而那两个小本子早就销毁了。
下一轮批斗会,在连队百多号人的怒吼之下,我终于嗫嚅“交代”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源,和对封资修未能割舍的眷恋情结,然后把老林头“话本故事”的一段发黄发皴的旧章回抛出来,老林的确跟我说过,他在越南时,有一次保大王室在剧场看戏,包下好几个包厢,他是聘来的会计师,也有礼遇。他的座席旁边这个包厢坐的据说是最漂亮的王妃。老林整晚都无心于舞台,只想看一眼王妃的庐山真面,但因包厢的设计角度,他最终未能如愿,只看到王妃垂在护栏上的纤纤素手,如象牙雕刻一般细致……
事态大致如小谢所料,这个“包袱”段子一抖开,成果出来了,斗争便胜利了。虽说我被打入另册是铁定的,但在彼时只要不戴帽已属万幸。老林头的罪名又加一等,却无从再加惩罚了。越南的前朝往事,毕竟离现实政治远了一些,再上纲上也是虚的。小谢也无大事,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他的罪名也加不出几多斤两了。
“在那批判斗争的日子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我算是好好保护自己了吗?想来真是百感交集。
革命退潮
一九七二年,林彪“叛逃”折戟沉沙,兵团的政治生态陡然一变。中央文件逐级传达之后,连队里的“天天读”仍然每日如仪,但大家渐渐地无心向学,竟于学毛着 “雷打不动”的班组会里嘻嘻哈哈,继而打闹成一团,到底是青年人,被压抑的心性觅机便释放出来。每有此景,老林头端坐不动,却时有微笑。
再后来,“天天读”被取消了。团部广播站透过连队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一些聂耳、冼星海的解禁歌曲。那年春节团部还组织了文艺联欢会。恰巧顾指导员因此前抓阶级斗争成效卓着,被调任武装连的政治指导员。这个“斗争狂”一去,我们连队的气氛松弛了许多,毕竟老连长是个憨厚人,他只管埋头抓生产,至于阶级斗争则不怎么在行。
其实对那代知识青年而言,“林彪事件”正是分水岭,对文革的厌倦和集体离弃,始于其时。却说我和小谢、老林头散而复合,出工收工又结伴同行,聊天的话题竟比从前更拓宽了。老林头自称“老运动员”,本朝建政他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角,每闻斗争鼙鼓,他都要“站台”。斗来斗去,他也从惊惧转为麻木了。别看老林头说得轻描淡写,我和小谢都已尝过“革命洗礼”,深知其间精神凌虐之剧痛,有时夜来惊醒,竟有梦魇一般的压迫和窒息感。至此,我方知老林头从来就没有认同过新社会,他可算是真正的“残渣余孽”。或许,最初他也曾想过融入新时代,但终于做不到。念及那时候人人都琅琅上口的毛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老林头不是这个政权的敌人,但他从来都不是它的朋友。我甚至觉得,他在深山老林里“劳动改造”,仍固执既往的穿 和扮相,都是一种无言的表达,以划清他与这个时代的距离和界限。回想起我在连队里参加过对老林头的多次批斗会,他那白发萧然的脑袋总耷拉,也曾让我心下恻然。但这才知晓,他的内心比我们所有人都更有尊严。
老林头从没提过我的“揭发”,正如他从不计较小谢早时交待过关于他的什么“不轨”言论。我曾嗫嚅试图道歉,话未说完他就摇头摆手,继而道出某次运动的一个笑话就打发过去了。诸如此类的笑话他有一大堆,虽说他的笑话里听不出明显的政治意味,好像只是自嘲。但咂品之余,便知是对现实的隐晦反讽。若干年以后,我果真动笔写小说了,第一篇就是获奖的“伤痕文学”,里头有一则笑话就是出自老林头之口;而小说里绰号“过于执”的工厂支部书记,举手投足都有我们兵团连队顾指导员的影子。当我成为作家,某次整理知青生涯的旧笔记,忽有所悟。我隐约想起,小谢授意我“揭发”老林头时的古怪语气,恍似他当年如此做时就得到了老林头的提点。老林头到底是“老运动员”,斗争会的结局,全在他的掐算之中。惜乎当时我没有想到这点,未能向老林头求证。倘得他只言片语的暗示,我的负疚感当可轻得多。
无论如何,我们三人都相处融洽,甚至比以前更放言无忌。然而,兵团里难得一见的政治宽松未能持续多久,“批林批孔”运动又来了。原来林彪反党集团的本质不是“极左”而是“极右”,于是时代钟摆又向更左的一端摆荡。只不过,“林彪事件”之后,广州军区被内定为林彪“另立中央”的重灾区,兵团里军队干部的势力在收缩,原农垦总局的旧干部地位有所提升。于是,老林头终于办成退休,要回海口市了。
那天我和小谢给老林头送行,一直送到琼中县城车站。我们连队距县城营根颇远,要走20里山路。我在兵团那么多年,只徒步去过两次营根,一次是去县城电影院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另一次就是送别老林头了。
却说老林头年轻时很是风流,完全符合“阶级教育”读物里对旧社会人物的脸谱化归纳。他妻子早丧,却一直不肯续弦。他有一个女儿住在海口,据知文革初年已被 “揪出来”,处境每况愈下。当日送别,看老林头的白发在长途汽车的窗口晃动,终于在扬起的红尘中远去,我心无限怅惘。实不知,退休后的老林头能否在险恶的政治风涛中安度晚年……
空山云雨
又隔了两年,兵团知青卷起回城潮。小谢的“政治结论”一直悬挂,按说他是很难离开深山的。孰料家里给他觅得一门亲事,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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