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其中必有波德莱尔的诗歌。这一点我后来在陈敬容那里得到了证实。我还记得1984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去拜访陈敬容时的情形，当她拿出令我心跳的她于 60年代所译的波德莱尔一组诗歌给我看时，我读到了《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的这句诗：“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这些诗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当时好像不叫《世界文学》，而叫《译丛》或《译文》），她还对我说，这组译诗对朦胧诗有过影响，北岛以前也读过。有关陈敬容所译波德莱尔诗歌对朦胧诗的影响，张枣在前不久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过：“朦胧诗那一代中有一些人认为陈敬容翻译波德莱尔翻译得很好，但我很少听诗人赞美梁宗岱的译本，梁宗岱曾经说要在法语诗歌中恢复宋词的感觉，但那种译法不一定直接刺激了诗人。实际上陈敬容的翻译中有很多错误，而且她也是革命语体的始作俑者之一，用革命语体翻译过来的诗歌都非常具有可朗读性，北岛他们的诗歌就是朗读性非常强。”张枣这段话可谓说到了要害上。的确，不同的翻译语体对创作会有不同的影响。有一句老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换言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翻译，犹如王了一曾用文言文译《恶之花》一样，梁宗岱曾以宋词感觉译波德莱尔，卞之琳似乎对梁这种典雅的翻译文体也不甚满意，他曾说：“我对瓦雷里这首早期诗作（按：指瓦雷里的《水仙辞》）的内容和梁译太多的文言词藻（虽然远非李金发往往文白都欠通的语言所可企及）也并不倾倒……”而陈敬容用“革命语体”翻译波德莱尔，我以为与当时的中国语境极为吻合，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须知波德莱尔诗歌中的革命性与中国的革命性颇有某种微妙的相通之处。据我所知，陈的翻译不仅直接启发了朦胧诗的写作，也启发了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地下诗歌写作（后面还将论及）。看来翻译文本的影响力是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当时这些外国文学的翻译文本为北岛等早期朦胧诗人提供了最早的写作养料。在一篇访谈中，北岛也提到，这些翻译作品“创造了一种游离于官方话语的独特文体，即‘翻译文体’，六十年代末地下文学的诞生正是以这种文体为基础的，我们早期的作品有其深刻的痕迹……”这一痕迹不仅在北京诗歌圈中盛行，在上海同样盛行。陈建华在一篇回忆文章《天鹅，在一条永恒的溪旁》（此文是为纪念朱育琳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所作，发表于《今天》1993年第3期）中也有过详细记述。朱育琳是当时上海地下诗歌沙龙中的精神领袖，他精熟法语和法国文学，陈建华也属这个沙龙的一员，其中还有钱玉林、王定国等人。陈建华认为朱育琳是一个天才的译家，他把波德莱尔译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他把译波氏认真地当作一种事业，他于1968年被迫害致死，但他留下的八首波德莱尔译诗却成了陈建华手中一笔小小的文化遗产。据陈建华回忆：“一次谈到波德莱尔，他问： ‘艺术是什么？’看到我们都愣了，他神秘兮兮地说：‘艺术是鸦片’。并引用波德莱尔的诗句，认为艺术应当给人带来‘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接着陈建华还谈到一次私下朗诵会：“最难忘的是1967年秋天在长风公园的聚会，老朱、玉林、定国和圣宝都在。我们划船找到一片草地，似乎真的是一片世外桃园。大家围坐着，由定国朗诵老朱带来的译作——波德莱尔的《天鹅》。这朗诵使我们感动，且显得庄严。我们称赞波德莱尔，也赞美老朱的文笔。”
在那个年代，不仅北京、上海在秘密流传着波德莱尔的诗歌，即便是在我的家乡，偏远的重庆，也有一个类似的文学沙龙（这种文学沙龙遍及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随便举个例子：如北京有徐浩渊的沙龙，南京有顾小虎的沙龙，这类沙龙有些共同点：那就是交流读书感受，谈论政治与哲学，背颂西方翻译诗和富有文采的小说片断，欣赏外国油画及练习美声唱法，当然有时也成群结伴地去风景地游历），其中也有一个类似的青年导师马星临，他狂热地阅读着波德莱尔的诗歌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诗性散文与小说，而他的口头禅（几乎每一次主讲文学感受时都挂在嘴边）就是陈敬容所译波德莱尔那句诗“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的确这种艺术的欢乐在当时是那么秘密，那么具有对抗性的个人姿态，而这姿态又那么迫切地期待升华和移置，因此只能是比冰和铁更加刺人心肠。这句诗几乎成了60年代、 70年代和80年代初诗人们的接头暗语，它更多地代表了当时个体生命的感受性，它是这一特定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的集中精神之表达。它也在一种中国式的浪漫主义情怀下成为一个只可意会不能言表的丰富象征。这象征混合着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尤其引人注目，为此，我得在这里宕开一笔多说几句。
只要是那个时代过来的文学青年，众所周知一本赫赫有名的书《金蔷薇》，它曾一度成为我们心照不宣的美学座右铭，至少据我所知，它曾是当时重庆文学青年写作的标准和理想。
在马星临（一个60年代的抒情诗人，也是一个萨特笔下注定被人遗忘的自学者或朱学勤称之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带领下，仅仅一个早晨，重庆诗人们就去书店每人买下一本《金蔷薇》。马星临一边朗诵着他那感伤并铺满炭渣的“大竹林”（他70年代写下的诗），一边朗诵着他心爱的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一个下午他流着泪对我们朗读巴乌斯托夫斯基《雨蒙蒙的黎明》：（下面这一大段有必要全引，他是马星临“美”的核心，这核心呼应着“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
……
桌上真的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库兹明站起来，弯下身子俯在书上，一面听着门边那急促的低语和衣服的蟋蟀声，一面默默地念起早已忘却的句子
不可能之中的可能，
道路轻轻飘向远方，
在远远的路上，
头巾底下闪过一道目光……
库兹明抬起头四处打量。低矮的温暖的房间又引起了他想在这小城留下来的愿望。
这类房间给人一种特别淳朴而舒适的感觉，即如那悬垂的在餐桌上的灯盏，没有光泽的白色灯罩，一幅画，画着生病的女孩、床前有一只狗，画上面挂着几只鹿角，一切都这样古色古香，早就不合时尚了，但它使人进来就想微笑。
四周的一切，连那浅绛贝壳做的烟灰碟，都说明了那种和平的、久居的生活，于是库兹明又想了起来：假如留在这里该有多好啊，留下来，象这所老屋的住房一样地生活下去——不慌不忙，该劳动时劳动，该休息时休息，冬去春来，雨天一过又是晴天。
……
旁边，是那本打开的书——勃洛克的“道路轻轻飘向远方。”钢琴上有一顶小巧的黑色女帽，一本用蓝色长毛绒作封面的贴像簿。帽子完全不是老式的，非常时兴。还有一只小手表，配着镍表带，随便扔在桌上。小表悄不出声地走着，正指着一点半。还有那种总是带着点儿沉郁，在这样的深夜格外显得沉郁的香水气味。
一扇窗子开着。窗外，隔着几盆秋海棠，有一丛带雨的紫丁香闪耀着窗口投下的微光。微弱的雨丝在黑暗中切切私语。铁溜檐里，沉重的雨滴在急促地敲打。
库兹明倾听着雨滴的敲击。正是在这时候，在夜间，在陌生人的家里，在这个几分钟后他就要离开而且永远不再来的地方，一种时光一逝不复返的思绪——从古至今折磨着人们的思绪——来到了他的脑中。
“我这样想，怕是老了吧？”库兹明想，把脸转过来。
房间门口站着一位年轻妇人，穿的是黑色的连衣裙。……
马星临反复读着这一段，对我们侃侃而谈，让我们一次再一次体会生活中不易觉察的美，即使这美是常见而易逝的：奔波的旅人，书中的库兹明在一个深夜走进一位素不相识的妇女的家里，他那种神秘莫测的激动、突然的惆怅、和平的温暖和即将成为往事的会面，这一切仿佛就是生活中难于启齿的悄悄流逝的爱情。他情不自禁地对我们费力而执著地倾注着，恨不得一个下午就把他一生的全部艺术心血——一个有血有肉的巴乌斯托夫斯基注入我们的心田。这其中当然有着他那个时代特有的性压抑的联想，一种以私人情感发力的对抗美学或杰姆逊所说的“民族寓言。随着这中苏互文的热忱联想，马星临颤抖起来，轻轻说出：“道路轻轻飘向远方”（勃洛克），我一贯激烈流动的血液似乎开始慢下来，我天生快速的诗行受到“轻飘飘”的缓冲。他“衰老的”独白已接近黄昏，突然，他做了一个相当夸张的手势，长长的手指猛地将长发向后一梳，当众站立，一手高举：“俄罗斯、俄罗斯……”然后又用他已出汗的手指轻轻触动我的膝盖（已示提醒）。马星临变着戏法达到了他的目的——抒情或刺人心肠的目的，而不是“雨蒙蒙的黎明”的目的。他当时的年龄正直逼50岁，他的周围是一些20多岁的青年。
不久，我避开马星临阅读着巴乌斯托夫斯基，注意到他那不连贯的散文中流露出二流蒲宁式的抒情风采（关于巴乌托夫斯基对蒲宁的模仿，我多年后在柏林还问过一位俄罗斯教授，他是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尔斯塔姆专家，他与我的理解一样，既然有了蒲宁，巴乌托夫斯基就失去意义了）。他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家，一个从不疲倦地把女人理想化的作家，一个对大自然充满兴趣和对人怀有好奇心的作家。按照他的看法，哪里有女人的爱，有对儿童的关心，有对美的崇拜和对青春的忠诚；哪里的善行、人性和团结气氛被认为具有最高的价值，新社会就会在哪里出现，他追随普利什文的“大自然的理想化”，并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说中断言： “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样的草生在林间空地和沼地里，不知道天狼星从哪儿升起；不知道白桦树叶和白杨树叶的区别，不知道蓝帽鸟是否在冬天迁徙；不知道黑麦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样的风带来雨，什么时候发生干旱，他是写不出书来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日出前的风或十月露天里漫长的夜，他是写不出书来的。”
他这些浪漫主义观点贯穿一生，明显地吸引了众多读者。他的书在前苏联销售量创下了高纪录，他的新书一出版，人们象过节一样争相购买、欢呼雀跃。而且他对50年代的苏联年轻作家影响很大，并对中国50年代以来的青年也产生过极大影响，他在中国拥有大量的现在并不年轻的终身追随者。又譬如当年重庆野草画会创始人之一张奇开，有一次对我说：“现在已是21世纪了，但马星临仍然始终认为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文学感受力绝对是顶尖的而且是无与伦比的。”
《金蔷薇》是一本很有趣的文学ABC一类的书，一本浪漫主义的优秀普及教材，作者在其中阐述了他对小说艺术的看法。而这本书在马临星不遗余力的渲染下却成了我及许多重庆年轻诗人们的艺术圣经。可惜两个月后，这本艺术简易读物就被蒲宁彻底替换了，就象我和彭逸林及其他诗人一样，两个月后我们也彻底抛弃了马星临。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