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悠悠，琼崖的土着原住民仍在山中栖息。黎村苗寨后来可曾涌现过什么杰出人物？我不甚知道。然而，我可能做对了一件事——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昆明电影制片厂合拍一部电影《南方的岸》，剧本来自我的同名小说，我自己也是改编者之一。我要求长影的崔导演，一定要发掘和录用一个黎族演员，崔导演找到了一个黎家少女，虽说她初登银幕而且只在片中唱了一首山歌，但这却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代黎族演员——她正是黎家影星谭小燕。
吃肉
无论什么年代，“民以食为天”都是不变的定律。中国人对吃尤其珍视，其根本因由在于，这个民族自降生以来，果腹危机始终挥之不去。倘有温饱年代，便放开了肚皮大吃大喝，以冲淡吾族关于饥馑的记忆遗传。譬如现世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食文化”，一再突破国人欲望和味觉的边际，这是特定时代的装饰。
考当代中国的编年史，一个“吃”字不可偏废。便对七十年代之知青食谱略作沉——
兵团是准军事组织的军垦单位，种植生产“战略物资”橡胶，所以吃的是国家口粮，虽按定额分配，却基本管。但副食品便休要提起了。由于欠缺油水，知青们又多在身体发育的青春期，便好像吃下去多少粮食都不见饱，尤其是开荒“大会战”时，我最高食量一顿吃了两斤七两米饭，却仍觉饥肠辘辘。
更糟的是，海南岛分雨季旱季，雨季来时，山洪流泻，连队菜地一片泽国，我们吃的是萝卜干、黄酱，连这都告罄，就用姜片煮盐水下饭。每逢雨季，连队知青都患了“绿色饥饿症”，出工时尽可以采点野菜，但我们属准军事建制，只有大食堂而无小灶，连煮点野菜汤亦属不能。
至于吃肉，每年就是春节和国庆两次杀猪，那是我们知青的大日子。每片猪肉和每滴肉汁进入食道，而后在肚腹蠕动的那种愉悦感，简直无以形容。愈是如此，就愈感觉到味蕾和肠胃的长年酷旱和荒莽，而且被“激活”的馋虫迅速爬满全身，益发难受，便是吃肉也要娘：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孰料其后连这珍稀的幸福也离我们而去。原来我们连队的猪圈由后勤班兼管，业绩却不堪提起，两年后竟连猪圈也弃置了。究其因，每逢雨季连人都有“绿色饥饿”，猪又如何填肚子。那年台风多，雨季长，猪们都瘦得像一群狗，猪圈便关不住，精瘦的猪们腿脚伶俐，窜出围栏一溜跑到山中自己觅食，待到后勤班发现时已猪去圈空。
一日某猪重寻旧路，回到连队转悠，便自蹈死地矣！连队指导员一声令下：围追堵截，捉住了便杀猪！在政治符号严重超载的岁月，这大概是最无政治色彩的一道命令；而在我们来说，杀猪吃肉就是最大的政治！
我从未见过知青如此激情勃发、干劲冲天，大家举锄头砍刀实行铁壁合围，呼喊连天，齐齐追杀那头敏捷灵动的瘦猪。每个人都惦记晚餐的惊喜，口涎已注满了齿颊。夺路狂奔的瘦猪形同鬼魅，左躲右闪，突破几道包围圈，终于在我的锄头下落难，我那柄垦荒银锄抡圆了也有两三百斤力气，正好砸在猪腰上，眼见矫健的奔猪一个趔趄，便挣扎不起了。大伙儿红了眼一扑而上，把它五花大绑，即时抬到井台边放血开膛去了……
晚饭吃得固然开心，我却更多了一份成就感，如非我眼疾手快，这顿肉便要落空了。然而，我从未吃过这般精瘦而坚韧的猪肉，吃起来好似野味。不管怎样，有肉吃就是莫大的幸福！
集体谋杀
说起来，我们连队还有一座牛棚，却不是用来关“牛鬼蛇神”的，它真养有几十头菜牛。只不过，牛棚是直属团部的，只让我们连队派人管理。我偶尔也被派工放牛，那是最惬意的工作。晨早我赶牛出栏，先在一片大石头上洒落粗盐粒，牛群争相舔吃，而后就上山放牧。牛群再老实不过了，吃草吃足了，顶多撒撒欢。望中绿草如茵，野花竞放，羽翎鲜？的热带鸟儿在牛群出汗发亮的脊背上起落；五指山层林嶂，霞飞絮点缀其间，宛如被湿润南风所放牧的一队流云……
我没有印象曾吃过团部分给我们连队的牛肉，只偶尔见到团部派拖拉机来挑拣待宰的菜牛，如何宰杀，我也未见过。由此亦可窥知“供给制”的奥秘，在那个副食品普遍匮乏的年代，“多吃多占”也是团部不容置疑的特权。
然而，切莫低估了知青对吃肉的渴念。插队知青或会偷摸狗，但兵团纪律甚严，实在无从下手。不过，兵团战士也一样的满肚子坏水，我们整天盯牛棚里那堆 “有血有肉”的活物，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某日终于让知青乘隙得手了——一头母牛染上小恙，身子倦怠，连续两日不肯出棚随牛群上山了。这本寻常事，喂点抗生素过几天就好了。殊不知，知青们说动了管牛棚的小子，他是老农垦工人的儿子，嗓子犹未变声，尚在发育期，想必他的吃肉欲望也不弱于我们。更兼各个班排长都轮流到连部进言，众口一词：杀了它！
连长一本正经地去问牛棚小子，得到含糊其辞的答复，而聆听群众呼声，却是世人皆曰杀。于是就搅动手摇电话机，请示团部：有牛病危，可否屠宰？团部不知就里，唯有批准。
解牛庖丁是梁姓复员老兵（就是前述的乒乓好手），他在乡下宰过牛；我被派工打下手。老梁一兴奋话就多，他说屠牛有三法，最笨的是用重锤把牛打昏，然后肢解；其次是用尖刀刺入牛的心室，立时气绝；最佳的杀法是在颈部剥开牛皮，呈沟状，然后切断颈动脉，牛血狂喷，这样牛肉好吃，牛血也新鲜。
眼前这头蒙冤受屈将被“误杀”的母牛，四足都没有捆绑，呆滞地立，大滴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它知道死期已至了。我于心不忍，便说活剥放血太残忍了。老梁和我关系颇善，他说：那就速战速决，一刀取命吧。他让我来下手，余下“技术含量”最高的解牛工夫则由他包了。老梁在母牛前腿与胸膛之间精确地测量过，手指点戳教我：“就是这里。记得落刀要直进直出。”我握新磨过的盈尺尖刀，不由得一阵颤栗，牛见刀光，眼泪更盛……然而，我到底肩负一百几十号同袍对牛肉的殷切期望，一咬牙，刀就直捅进去了。母牛缓缓跪下，刀才拔出，鲜血从口子喷出，我已忘了接血，幸有老梁一脚把桶踢过来……眨眼间牛眼已瞳孔散光，它死了，是被我杀的——不对，是被我们全连集体谋杀的！
饥饿症候群
按惯例，操刀杀猪者可以拿走一点最下等的内脏，屠牛也是一样。当日，老梁给母牛开膛破肚，我看见那颗牛心的正当中赫然有道深深的刀口，震骇之余，也佩服老梁“认穴”之精确。
然而，这位庖丁已不能做到游刃有余，他上次解牛尚在军营之中，事隔多年，毕竟刀法有点生涩了。结果，足足花了大半天才最后肢解与分类完毕，有的班排已收工了，我们还在清理现场。于是，不少知青都来井台围观，在他们的瞳仁中，我看到了谋杀共犯的嗜血冲动和对幸福的憧憬。
最后，老梁拿走的是几斤内脏，我不记得那是什么器官，反正是下杂。本来我也有份，但知青没有锅灶，我那份也归老梁了，并说好晚上到他的茅棚小伙房里吃炖牛杂碎。
这天，连队食堂的裊裊炊也洋溢魅惑意味，幸福感随开饭的钟声一起降临。我吃过这顿，意犹未尽，便去老梁处赴另一轮“饭局”。围炉就座的还有老梁的战友——连里的一排长和一个班长。怎知，我们还未开吃，指导员就上门来了，脸色很难看，口气也难听。原来，据食堂炊事班班长告发，牛肝少了一瓣，而牛肝是好东西，属于上杂，不包括在屠牛者可以拿走的内脏下水里头。
老梁极生气，一再声言他没有私割牛肝，他还把锅中的杂碎逐一搅动和捞起来给指导员看，绝无牛肝在内。我倒是记得，老梁刀法生疏，确系不小心划破了牛肝，但他没有去动它。谁知指导员擅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不为假像所蒙蔽，他词锋咄咄地指出牛肝上的刀割痕犹在，而且牛肝只剩X瓣，而牛的肝脏应该有X＋1瓣云云。老梁闻言不怒反笑，说那些告发者实在外行，牛的肝脏有X瓣的也有X＋1瓣的，有道刀痕就说少了一片，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么？
我至今已不记得老梁说的牛肝分瓣是奇数还是偶数了，只记得老梁用行话挤兑指导员，令他悻悻而退，之后数人闷头大吃，把几斤杂碎连汤带水一扫而光，涓滴无存。我却如鲠在喉，吃得很不痛快。念及人欲、人性、人心，原来一顿肉食也可暗流涌，枝节横生，怀疑别人多吃了一片内脏，就愤而告发，这里头并无几多政治，只是被久旷的“肉欲”所折磨的变态想像。
后来，那位炊事班女班长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华南工学院的首届“工农兵学员”。她是从潮汕平原揭阳县来的，不是知青，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历年全团的“学毛着积极分子”……我不知道她到工学院里能学到什么，但有一部文革电影《决裂》，它烈批判旧权威在课堂讲授“马尾巴的功能”，故此我相信，这位工农兵学员到最后也没闹清楚，牛的肝脏到底有几瓣？
往事已矣，吃肉的记忆和种种轶事，如同空山足音，林莽雨滴，都成了青春的注脚。就这样，我走过了自己的七十年代。
2008。10。16
愚昧作为一种养料
发布： 2009…4…24 08：52 ｜ 作者： 徐冰
一九五五年生于重庆，长在北京。七七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八一年毕业留校任教。九○年移居美国。二○○七年回国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作品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纽约现代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展出。九九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天才奖。○三年获得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四年获得首届威尔士国际视觉艺术奖（ArtesMundi）。○六年获全美版画家协会「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被《美国艺术》杂志评为十五名国际艺术界年度最受注目人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七十年代，谈我的七十年代，只能谈我愚昧的历史。比起「无名」、《今天》和「星星」这帮人，我真是觉悟得太晚了。事实上，我在心里对这些人一直带着一种很深的敬意。因为一谈到学画的历史，我总习惯把那时期的我与这些人做比较，越发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北岛、克平他们在西单民主墙，在美术馆外搞革命时，我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画石膏的兴奋中。现在想来，不可思议的是，我那时只是一个行为上关注新事件的人；从北大三角地、西单民主墙、北海公园的星星美展和文化宫的四月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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