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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骚动过去，事情又回复到原先状态，依然排练《模范山乡》。春深了，天气越来越暖，麦子黄了。村庄里总是一股柴火气，来到村外，面对田野，就有蓬松干爽的麦香扑来。我们也要走了，回徐州去演出，然后再往地区八个县巡回，往北再往南，到最南部的睢宁县已经是仲夏。
这一年的夏季非常炎热，睢宁的剧场是新造，舞台很大，外观也不错，可是没有宿舍。我们为节约成本，不住招待所，而是就地解决。每晚演出结束，男团员四散在舞台和观众席，寻通风凉快处席地而卧。女团员安排在剧场顶楼，说是顶楼，其实是屋顶下的夹层，经过白昼里日头的烤晒，又经过晚上舞台灯光从底下的传热，这夹层就好比火上的热锅。夹层里也没有水管和下水道，洗用的水，必要从底下打了，通过灯光间的侧梯，一层一层端上，再一层一层端下倒去，女孩之间经常为窃水的事情口角。最热的时候，女孩也下楼睡在剧场，将座位翻下来，连成窄窄的一条铺，在扶手底下躺平。剧场里也是热，睡了一时，就有人热醒，三五结伴到剧场外大街上买瓜解暑。卖瓜人是睡在板车下面，随时爬起来接纳生意。午夜里，没有一丝风，整座城捂在高温，白日的光照和人的体温里，沉甸甸的热里，不时透出说话声和蒲扇扑打的声响，四处都是无法入睡的人。捧了西瓜回来，昏沉沉地吃，温乎乎的西瓜汁淌在地上，又反射出一些热来。反复折腾，天边已经亮起通红的晨曦。开演时分，灯光亮起，帷幕徐徐拉开，展露出瑰丽的人和景，人们绝想不到，这地方经过了怎样流民的，失所的一日。我曾经去睢宁县人民医院体检，企图检查出些问题好请病假回上海。人民医院清洁宽敞，墙壁刷得雪白，似乎也不显得那么溽热难耐。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褂，脸色清爽，更使人感到自己生活的不堪。检查报告出来，一切正常，又写信给家里，让母亲写一封信来，编造一个事端，让我请事假回上海。来回折腾的时候，传来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因是在如此混乱焦虑的处境里，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震动，似乎没有余暇关心自身以外的事情。演出结束终于放了假，再从上海回到徐州，徐州遍地防震棚。我们团从火车站的院落里搬到地区行政干校大院，在那里的空地上，盖起了防震棚。
魏庄故事早已经结束，这是后续的后续了，但又似乎并没完，从它源起的事端还在向前发展，并且加速行进。假期中，毛泽东逝世，从上海被召回徐州，来接站的同宿舍的女孩，一身缟素，辨梢上系了宽宽的白发带，正应了一句俗话：若要俏，常带三分孝。看上去，格外有一种韵致。文工团的女孩，就是比旁人不同些，在那样简素的时代里，依然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流露出妩媚的女性气质。经过一个煎熬的暑天，秋天显得格外爽朗。天高云淡，极远处可见南迁的雁阵，呼吸都是轻快的。似乎是和时局不相宜的情绪，可季侯就是这样笼罩着天地人，以它自有的气息，是不是其间潜伏着更强大的意志？而我们，是政治社会中小而又小的单位，在纪念碑式的历史的缝隙里，自成格局，度着一己的悲欢。在接踵而至，更剧烈的震动，也就是四人帮倒台，我们自然也是兴奋的。文工团的人总是喜欢热闹，虽然谁也不真正了解政权上层在发生什么，但严谨的政治生活总归是束缚人的活泼劲。我们团即兴排演的一出活报剧，表现四人帮的丑行，在此剧中，可说大大释放了我们团风趣的天性。扮演张春桥的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保田，他着一身深色制服，戴琇琅架眼镜，摇一柄折扇，前进三，后退二地上场，真是活脱脱的。听老演员说，李保田行的是柳子戏里的扇子功。他幼年进江苏省戏曲学校柳子戏班坐科，习的是武丑，后来毕业，柳子戏专成一团，放在徐州地区，就是文工团的前身。这一个古老的几近失传的剧种，有着严格的程式，我想李保田日后事业上再走远，那也是压箱底的货。看电影《有话好好说》，他与姜文在饭馆里谈判的那场戏，一句一句地压上来，忽有一瞬松弛，再压上来，无限激越，看得出其中就有技术的训练，单靠体验派的现代表演教育是达不到的。
明澈的秋天过去，冬天来到，我们还是住防震棚。地震的警报时有时无，传闻紧张时侯，夜里还安排轮值，排在凌晨那一班比较艰苦，从暖和的被窝和睡眠中生生地被叫起。但我们也挺会消磨，在炉子上烤红薯。所谓值班，就是守着地面上一只倒置的酒瓶，一旦倒下便吹哨敲锣。一整个冬天里，除了我们自己不小心推倒，没有一次自行倒下。红薯烤熟，香气四散，慢慢吃完，值班时间已过去。与接班的交割，回进棚里再接着睡。
地震棚直接搭在泥地上，芦席铺顶，很长的一条，生了炉子。也不觉得冷，但早上起床，被上都结了霜。那一年，我走路明显感到腿沉，拖不动似的。从剧场演出完回行政干校，下车后需步行一段，途中有一个坡度，每每走到那里，就感到吃力无比，就好像梦中人走路，心里急却使不上劲。后来一临近这段坡路，心中陡生恐惧。我以为我一定是患了严重的关节病，家里寄来一双护膝，却也无济于事。去医院检查，没有任何结果。很多日子过去，社会开始对精神卫生有所认识，抑郁症几成流行病，我读到其中有一症状，就是关节障碍，不由想起这一次疾患。不知什么时候，我忘记了病痛，意味着它不治而愈，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复发。那一个冬天，确实是个沉郁的冬天，我们在行政干校的防震棚住着，多少是因为房屋紧缺。火车站的本部院落，已被文工团膨胀出来的人口占满。又一批男女结婚生子成家，从宿舍搬出，独占一室，原先的集体宿舍已分割成多个单间。我们这些单身的只得留在防震棚里，日常工作移回了本部，我们早出晚归，上班下班，每日都必经过那条令我胆寒的坡路。
时局确实在变化，许多禁演的剧目开放，我们团开排大型歌剧《洪湖赤卫队》，春节隆重上演。除夕夜首场演出，我发着高烧，一个人睡在防震棚里，昏沉中感觉有人走进防震棚，大约看见棚里有灯光，是我们团的会计。走过来在我额上摸一下，说了声：烫人！走了出去。我以为他要去喊人，事实上一去不回，而我也睡熟了。次日清晨已全面退烧，晚上还是到剧场演出。我们团寄予厚望的《洪湖赤卫队》只演了十一场便封箱落幕，因为电影《洪湖赤卫队》重新公映。时代在朝好的方向转变，可我们团却日益窘迫，每一次谋求新路紧接着就是遭受重创，人心涣散，都盘算着如何离开文工团。社会在一夜之间打开无数扇门，突然间涌现那么多可能性，简直目不暇接。令人惊讶的是，经历了那么多，意气已经消沉，却发现，还有充裕的时间，我们都还年轻，来得及开创另一种命运。这在某种程度上将我们团往下坡路上又推了一把，我们团留不住人了。
我们团在一起时总是给人颓败的印象，没一件事做得顺当，可分成个人，后来证明都发展得不坏。李保田是不消说了，有一位美工师去了北京艺术研究院；一位圆号手考入艺术院校，毕业后留校；有歌唱演员和演奏员调入省歌舞团和大军区文工团；有自建民乐团名扬海内外……看起来，我们团当年方针动摇，目的不明，招募人员杂沓不齐，但却很识得人材，作为个体，都有些斤两。
关于《模范山乡》还有一件事可说，就是彩色剧照。我有一个演员队里的同龄好朋友，在《模范山乡》扮演一名村姑，戏份不多，但也拍得一张剧照——白军清乡后，从藏身的壁橱里钻出，两手推开橱门，屈膝探身。这一张照片拍得极好，都可印成明信片发行。心中很是羡慕，并且有一分戚然，想到也许不等有一张好照片，青春韶华就将流逝。文工团的男女普遍年轻，大多在十二三岁招来，满二十岁就有成人感，特别能感觉年华易逝。有一次去地区医院，听医生唤我“小女孩”，十分的不适和反感，这就是我们对年龄的概念。想不到之后还会有很长的岁月要度，很多的改变要经历，会拥有很多很多、多到令人厌烦的照片图像。七十年代是个家国情怀的年代，可在我，总是被自己的个别的人与事缠绕，单是对付这么点儿零碎就够我受的了。并不经常地，仅是有时候，我会从壅塞的记忆中，辟出一个角，想起魏庄。那一个午后，送走访客，走在春阳下的坝顶，非喜非悲，却是有一种承认的心情，承认这一切，于是就要面对。
2008年7月1日于上海
王安忆小说家。1977年发表作品，迄今出版长篇小说《长恨歌》《纪实与虚构》《启蒙时代》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小鲍庄》《三恋》《叔叔的故事》等多部以及散文、论述、剧本等，共计约六百万字。曾获茅盾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并有作品翻译成英、法、德、意、俄、日、韩、越等文字出版。
我在四五事件前后
发布： 2008…11…01 11：48 ｜ 作者： 阿坚
引子
1978年10月，人民日报登了为1976年 “四五事件”平反的文章。那时我正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一年级。
我是在晚自习的教室看到那张为“四五事件”平反的人民日报的。有同学惊诧地递过报纸并说：这里提到你了，你是那个谈判代表赵世坚吧。
我扫了一眼，大意是4月5号中午广场群众选出了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XX、特艺机械修造厂工人赵世坚……五人进入天安门广场联合指挥部的小红楼与军警民兵的代表谈判。我当时一点都不激动，只是没想到名字会上党报。我对围过来的同学说：肯定是重名，我不是那个赵世坚。
说起来；天安门广场的那场事儿是挺好玩，像是第一次体会了高潮，可是它过去了。现在提它；像老妻老夫重提年轻时的蜜月。我骨子里喜欢玩。当初搅进 “四五”运动，除了基本的政治观点之外，主要也是觉得广场的热闹与咱的热血协调，广场上的故事就像自己演电影似的。
镜头一： 在联合指挥部的红楼谈判
1976年4月5号的中午，广场上的部分群众都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一所三层红砖楼前。楼内即是军队、警察、民兵的广场联合指挥部。楼门前，围了至少三层士兵，均未佩武器。士兵们手挽着手，抵挡着潮涌般的人群。
北京化工学院的陈XX、北京X工厂的侯XX、北京麻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