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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尊师重教，儒商楷模
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是非常出色的一个，与孔子的关系也甚为密切。子贡敏而好学，“闻一知二”。在《论语》中，有关子贡向孔子请教的内容是众弟子中最多的一个。其中，有子贡“问政”（即如何施政），有如何能成为“士”，有如何交友等。这些问题，孔子都一一作了回答。孔子说：施政要“足食、足兵、子贡辞行民信”可也；做“士”上者使于四方而不辱使命，次者宗族称孝乡党称悌，再者“言必信，行必果”；“交友”则要在得到教诲后，时时给朋友一些忠告，以帮助友人进步。在《论语》中，子贡的名字出现了37次，居众弟子之首。陈蔡困厄，派子贡使楚；鲁国危难，命子贡往救；孔子病疾，有子贡探视……可以说是事事皆有子贡出现。由此可见，子贡是一个处处用心、无所不问的人，并领会深刻，触类旁通。连孔子也禁不住赞扬子贡聪慧过人，说他“告诸往事而知来者”。子贡对孔子更是钦佩和崇敬。孔子生病了，子贡前来探视，但孔子却埋怨他说：“汝来何其晚也？”后来，孔子去世，众弟子皆服丧3年，相诀而去，唯独子贡结庐墓旁，6年方归，足见师徒情深和子贡对孔子的敬重。子贡还是孔子及其学说的重要传播者。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清代崔述也在《洙泗考信余录》中说：“子贡之推崇孔子至矣，则孔子之道所以昌明于世者，大率由于子贡。”子贡不但是孔子学说的传播者，而且还是其坚定的捍卫者。一次，齐景公向子贡询问孔子的贤能，子贡马上回答说：“圣人也，岂直贤哉。”意思就是说，孔子不止是贤人，子贡守墓处简直是圣人。接着子贡又用天地称颂孔子，他说道：“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勺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在这里，子贡竟然将孔子与天、地以及江海相比，时时处处维护着孔子的尊严，宣传孔子的思想，绝不允许任何人毁谤孔子的声誉。孔子对子贡也非常器重，他把子贡誉为“瑚琏器”、“达人”、“辩人”。故而，后世才有了“十二哲中瑚琏器、三千英内达圣称”之说。孔子周游列国，遭遇陈蔡之厄，吃了不少苦头。如果没有善辩的子贡为其解围，没有富有的子贡为其提供财力上的支持，孔子周游列国之行恐怕会更加艰难。《论语·先进》中，孔子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就是说，颜回安贫乐道，生活穷困；子贡则与命运抗争而经商，行情看得很准。孔子的这些话并无责贬之意，可见那时对经商并不贱视，虽然在口头上常说“罪子贡善居积”，但内心还是偏爱他的，只要你仔细品味《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亿则屡中”那句话，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到了后世，子贡不断地被历代帝王祭祀和封爵，并且他的后裔子孙也受到了恩泽。唐玄宗封其为十哲之一，后追封黎侯。北宋则加封黎阳公，到了南宋又改封黎公。到了明朝的时候，又一次改封为“先贤端木子”。至清康熙帝时，康熙帝赐子贡七十世后裔端木谦“贤哲贵遗庥”匾额一块，并封其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且后代世袭。乾隆封子贡为十二哲之一，并塑其像于孔庙大成殿内。至今，在河南一带仍流传着“既在黎阳学子贡，何必南越法陶朱”的说法。在《河南日报》上，曾有一篇文章称子贡为“学者型富翁第一人”。1997年，在“马来西亚第二届世界儒商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曲阜孔子文化学院路承烈教授也发表了一篇论文，称子贡为“自古儒商第一人”。子贡开辟了文人经商的先河，以其齐家治国之气魄，勤奋好学之精神，博济广施之胸怀，谦逊至孝之美德，垂名后世。他与孔子的关系堪称尊师重教的楷模，使儒家思想在商业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不愧为儒商之鼻祖，商界之楷模。
3。内儒外商，文行忠信
如今，“儒商”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恭维词。如果一个人做生意发了财，你称他为“儒商”，就像你给别人一个笑脸，总会让人觉得十分舒服。“儒商”表示不但有钱，而且还有文化的意思。在相当一部分现代人的语言中，如果说一个人“没钱”，那是中性的，但如果说一个人“没文化”，那就有点骂人了。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儒商”呢？简单地说，儒商就是儒与商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和商是两个被严格区分开来的称谓。儒乃秉承儒家学说的文士之谓，其天职在于求道求义；商乃通货之民，其本性在于求利求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以重义轻利、修身齐家治国、成贤成圣为基本价值取向和最高追求，故尊儒而贱商。然而，在商业活动中，儒商却自觉地把儒家伦理、精神文化同商品经济行为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子贡就是这样一个儒商，他是孔子的高徒，是七十二贤中的佼佼者，有着纯正的儒家文化背景。子贡与具有早期道家思想的范蠡比较，似乎更具有典型的意义，就如《论语·述而》篇所讲到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所谓“文”，就是指历代保存下来的文献，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所谓“行”，就是指一个人的社会经验。孔子认为，丰富的生活阅历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所谓“忠”，就是下级对上级的忠诚。所谓“信”，就是指人际交往中的“信用”和“信誉”。也就是说，在子贡的观念里，一个真正的“儒商”，不仅要有学问，懂得书面知识和社会经验，而且还要有“道德”，也就是“忠”和“信”。至于学问和道德的关系，孔子教导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道德是第一位的，如孝、悌、信、仁等，其次是社会经验，然后有了“余力”，再去学习文化。道德在先，学问次之，也就是做人重于做学问。作为一个商人，求富取利无可厚非，但要符合道德原则，并且要把道德放在前面。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可见孔子对道德仁义的看重程度。孔子的教导对子贡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把学和行有机结合在一起，在他的言行举止上，无不体现着儒家思想，精神上有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所以他不但有钱，而且也有了精神上的独立和满足。从子贡的创业经历、所作所为中，可以得出现代儒商应具备的基本特征：具有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竞争意识，为了事业的成功，不怕挫折，始终如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遵循儒家以诚信为本的道德规范，注重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鄙视假冒伪劣，坚持以信取胜，视名誉为生命，力求做到名与利的统一。注重自身素质修养，以人格魅力影响部下，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人性观增强全体员工的凝聚力。一言以蔽之，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即是要发展经济，追求货币增值，这是商人的本性；“有道”，即是要讲人性、守道德，这是做人的起码要求。两者相结合，就是儒商经济伦理的本质。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常怀民族忧患意识，他们通过赞助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为国分忧，通过扶贫救灾为民解难，是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在经济领域落实和扩充的执行者。具有高层次的文化程度，广博的知识结构，熟悉政治、经济、法律和现代科技，有较高的驾驭市场能力，善于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决策，把儒家学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运用得得心应手。
4。诚信为本，一诺千金
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信作为人生的准则，这是对儒商的根本要求，也是儒家先哲子贡所提倡的美德。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经商之本，是商业活动顺利进行和企业稳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一个人如果讲信用讲到了众所皆知的程度，树立起了信誉，他就享有了一种无形的资产，这样的人做事情总比一般人多几分可靠性。在《论语·颜渊》篇中，子贡与孔子有这样一段对话，叫做“子贡问政”，也就是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子贡问政时，孔子说：“一个好政府应该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子贡问道：“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在这段对话中，孔子强调了一个“信”字。“信”是本，没有“信”，一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