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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仗义疏财，回报社会
一个商人的发展和他的心怀、责任感成正比。只有具有博大胸怀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才能真正成就一番大事业。作为儒商，挣钱不是最终目标，治国平天下才是最高的理想，而其他的一切则都应该为此目标铺路。儒家思想积极倡导入世，而儒商在经商实践中也应该始终贯穿这一儒学理念，重视道德自律，提倡爱国爱民，明理诚信，对社会具有深重的责任感。在这一点上，儒商鼻祖子贡可谓是先行者。子贡躬行儒学，克己自律。他追求做人要表里如一，“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既要“贫而乐，富而好礼”，更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连孔子也自叹不如。《吕氏春秋》中，记述了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根据当时鲁国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国外沦为了奴隶，有人出钱赎回来，事后可以找国家报销赎金，并且国家还要给予精神上的表扬。有一次，子贡到别国做生意，就赎了一个同胞回来，事后却拒绝了鲁国支付的赎金。其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可见一斑。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大将田常欲举师伐鲁，地微人寡的鲁国危在旦夕，孔子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派子贡说齐救鲁。子贡不辱师命，先后多次周旋于齐、吴、越、晋、鲁之间，大智大勇，凭其三寸不烂之舌，使“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成功地制造了“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千古佳话。他后来长期担任鲁、卫二国宰相之职，成为儒家第一代弟子中至富与至贵者。后来，有人称赞子贡贤于孔子，他则谦逊地说：“我好比是砌着矮墙的院落，人们站在墙边一眼就能看清屋内所藏；先生则是那高墙深宫，只有走进去，才知富丽堂皇。”同样，子贡并没有超出儒商的发展规律，即拼搏、成功、奉献三个阶段。在刚一开始追求金钱的时候，他也是“穷则独善其身”，把金钱当成一种实现其人生目的的条件，而在他“家累千金”之后，他也不忘“兼济天下”。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在回报社会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回报。这就是子贡遵循的经商和做人的原则，也是留给我们后世人的精神财富。坚信这一点的儒商，都耻于独富独贵，而喜于乐善好施、捐助公益，因为只有时刻保持这种信念，才能对社会上存在的诸种不正之风，如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等起到强烈的抵制作用，才可以使商业的运行更加纯净化。
9。儒商的精髓儒商定义：信奉儒家，修升素养，事业有成，内儒外商。子贡石像儒商精神：以义取利，以利济世，以和为贵，以儒兴商。儒商人格：仁爱立人，见利思义，讲信修睦，乐于施善。儒商生活：博学儒雅，亦文亦商，以商养儒，以儒促商。儒商之道：重守诚信，谋利有度，宽厚圆融，内圣外王。
白圭的经营理念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以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乐观时变，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智”、“勇”、“仁”、“强”，诚信为本。白圭人弃我取的商祖：
1。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商祖白圭，祖籍初周（今河南洛阳），是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由于白圭对经商的重视，他的一套理论及成就，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白圭是战国时期经营农产品的商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满天下。晚年他总结出一套经商理论，为后世经商者所师法。白圭的经营之术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他一生仁义豁达，备受周围人乃至后来的史学家的肯定，是天下商贾效法的楷模，其中有不少亲身实践的行商经验都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因此，后世商人把白圭称作“治生祖”或“人间财神”，宋真宗曾封他为“商圣”。作为一个商业理论家，白圭留下来的商业理念聚集了经营之道的精华，非常值得后人学习。白圭经商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贪图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乐观时变”，擅长经商，在“善为商贾”、“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的周人中，称得上是最典型的人物。他一贯把“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作为自己的经营宗旨。弃者，无用也，遗弃之物；取者，购进、收购之物。也就是说，人们认为没用的东西，就将其收购过来；或者，在人们认为某一些商品没有什么价值或是已经贬值，为防止更大的亏损而大量抛售时，就想方设法把这些商品收购进来。有一次，商人们都在一窝蜂地抛售棉花，有的商人为了尽快把棉花抛售出手，而不惜把价格压得极低。白圭见到这种情况，于是便吩咐手下的僮仆挂出收购棉花的招牌，一概收尽商人手中所有现存的棉花。后来由于收购的棉花太多，白圭只好派人从其他商人那里花钱租地方来存放棉花。此时，卖完棉花的商人都又拥在了一起，抢着购进皮毛。原来，不知从哪个商人那里传出消息，说最近皮毛成了抢手货，冬天人们有可能从市场上难以买到皮毛。此时，白圭的仓库里正保存着一批上好的皮毛，但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将皮毛压在手中，而是把所有库存的皮毛卖了个精光，从中赚到了不菲的一笔。没过多久，由于连绵不断的阴雨，棉花严重歉收。于是那些手中已经没有了棉花存货的商人开始到处寻找棉花。这时，白圭便以高出收购价的价格卖出了全部库存的棉花，再次发了一笔大财。又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某种原因，满街的皮毛突然卖不出去了，价格降得越来越低，其他商人后悔不迭，血本无归。很多人认为，在商品贬值之机大量购进是愚蠢之举，是将白圭经商石雕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无底洞之中。但是，他们哪里知道，白圭所遵循的“人弃我取”的关键在于，购进“无用商品”不是无原则地购进一切已经贬值的商品，对于那些已经丧失了使用价值的商品当然不能购进。这里的“人弃我取”是指由于市场变化而出现的商品滞销的局面，一些商家不得不压低价格向外抛售，而白圭从中看到这种商品潜在的热销可能性，从而开始大量地购进。在这一时期，商家可能要一直处在投资时段，利润的回报周期可能会变得相当长。但是，“人取我与”的时机一旦来临，商家从中获取的回报将会很丰厚，因为当这种商品重新热销时，其他商家已经没有库存，无法在第一时间内将商品投放到市场上。而对于已经囤积已久的商家来说，此刻却掌握着完全的市场主动权，因此价格也会因供求失衡而上涨很多，此时想不赚钱都不可能。值得一提的是，白圭与一般的贪贾奸商投机倒把、走歪门邪道的生意经不同。他说：“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这套做法，白圭称之为“仁术”，而且也是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目的所在，因为这样一来全国的货物就得到了流通，既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利民。所以，从商业道德角度看，白圭确实是一位优秀的诚贾良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种商业理论自白圭提出并实践以来，已经成为不同时期商界高手一种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在明代，山西浦州有一位商人叫王海峰，他和其他商人一同外出经商。刚开始，他和其他商人一样，多是西到秦陇地区、东到淮浙一带，或者深入到西南方的蜀地。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买进和卖出，他发现赢利并不多，去除掉必要的车马费用，基本上已经所剩无几。于是，王海峰改变了自己的经商路线，他改走青沧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青州和河北沧州一带。当时，青州和沧州一带是长芦盐区，属河南彰德、卫辉二府管辖，由于当地官吏和一些奸商劣绅上下勾结，使盐业运销无法正常进行，一些没有势力的商人便纷纷离开了这里。但在王海峰看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认为当年陶朱公和管仲在这里收取鱼盐之利时都家致千金，如果今天他也像两位前人一样来做鱼盐生意，使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方法，定可致富。后来，经过他的努力，再加上他独特的经营方法，终于成为一位非常出色的鱼盐商人。据记载，在他70岁准备离开盐商界，回归故里时，大学士张四维曾这样评价他：“蒲州虽多豪商巨贾，但少见王海峰如此雄才大略之人。”由此可见，此时王海峰的名气已经非同凡响了。人是社会性动物，很容易受到外界舆论和多数人选择的导向影响。作为一个经商之人，不应该盲目地跟风，人云亦云。王海峰在经商择地上首先就运用了“人弃我取”的方法，使自己永远保持着对各种事物的警惕和预见。在别人贪婪的时候谨慎一些，在别人恐惧的时候大胆一些，不断开拓进取，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纵横商场、事业有成的经营高手。这对于如今的经商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大加借鉴的经商之道。所以，与其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是一种经商的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智慧更为恰当，只有这样才能想常人所不想，做常人所不能，从而获得巨大的成功和财富。
2。乐观时变，果断出击
白圭的治生之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给了现代经商者诸多的启示，也概括了商人经商的诸多方面。但有一点疑问就是，商人是否只要掌握了这一要领就可以万事大吉呢？下面我们就根据“治生祖”白圭的治生之术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在市场经济中，物品、价格和消费者是形成市场交易的三大要素，这三者缺少任何一个都无法形成交易，而其中价格又是关系到物品和消费者利益的关键因素，如果价格过高消费者没有能力购买，物品的销售量自然会降低，但如果价格过低，物品的成本占有率便会上升，商家就没有了利润。所以，在以价格机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今天，“人弃我取”就意味着一种风险，意味着商家可能要一直处在投资时段，如果没有机智的头脑和充足的资金，在使用这一招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基于白圭的经营理念，一般的经商者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要知时，“时”就是时势、时机。在司马迁看来，成功的商家都是知时的行家，他说范蠡“以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也就是说，范蠡因为知地知时，所以才能治国，又能发家，而白圭也是因为知时所以才大胆地实行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战略，被后人奉为研究经营术的祖师。另外，汉代关中的富商大贾也是因为“与时俯仰”，即根据市场形势随机应变，才成为了司马迁笔下的“贤人”。所以，只有知时才能成为最成功的行家。白圭的“知时”主要表现在他善于从事物自身发掘其内在规律，进而预测未来商业行情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