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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人慌了手脚，不得不与希洛人起义军议和，允许他们以自由民身份携带家属财产一同离开斯巴达。古代世界的奴隶起义象这样以起义者全身而退为结局的，在历史记录中这是唯一的一次，而镇压者又是以固执闻名的斯巴达人，可见当时斯巴达人的危机感之深。
雅典人接纳了希洛人起义军，并且把他们安置地处在科林斯地峡的西北出口科林西亚湾的狭窄的湾口北岸上的城市诺帕克都（现在中文地图译为纳夫帕克托斯），指望将来可以和雅典一起两头封锁科林斯的两个出海口。
雅典人同时还进攻可以封锁科林斯地峡南部萨罗尼科斯湾出口的厄基那岛（现在中文地图译为埃伊纳岛），打败厄基那海军，俘虏战舰７０艘。
科林斯企图乘雅典军队主力不在时偷袭麦加拉，被雅典临时征召的老弱士兵组成的队伍击败。
在形势非常有利的时候，雅典人受到埃及人民反抗波斯暴动的鼓舞，派遣自己和盟国的２００艘战舰和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前往增援。这样，自然就减轻了对斯巴达及其同盟的压力，并且导致希腊战局逆转。雅典先后在彼奥提亚受挫，接着麦加拉、优卑亚岛（现在中文地图译名为埃维亚岛）、萨摩斯岛等盟邦纷纷叛变，雅典被迫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签定了５年休战和约以救〃后院〃的〃火灾〃，后来又签定了三十年休战和约。除麦加拉外，雅典基本保全了所有的盟邦，〃后院〃的〃火灾〃算是扑灭了，可是，远征埃及的希腊军队在波斯大军的反攻下节节败退，最后全军被困在尼罗河中的一个岛上。波斯人把周围的水排干，全歼了希腊远征军，同时在尼罗河口又歼灭了赶来增援的５０艘希腊战舰。
当雅典人的远征军正在埃及苦战的时候，希腊世界的第二大商业和海军强国科林斯却开始向其殖民地，第三大海军强国科西拉下手，两国爆发海战。科西拉向雅典求援，雅典遂参加了科西拉对科林斯的战争，并且打败了科林斯。科林斯遂拉拢斯巴达终止和约再度开战。
雅典的将军伯里克利鼓动雅典人民迎接斯巴达的挑战，并且制订出如下战略方针：
提洛同盟的优势在于工商业和技术，以及基于工商业和技术之上的海军优势；
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优势在于农业和人口，以及基于农业和人口优势之上的陆军优势。
雅典应该利用自己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希腊其它地区的唯一通道科林斯地峡出口附近的地理位置，实行坚壁清野，避免与敌人的优势陆军决战，同时牵制其主力于雅典城下，使之不能深入希腊其它地方；
雅典同时应派遣海军歼灭敌人的海军，包围和控制自己的盟邦，并且深入到敌人后方的沿海地区登陆，广泛进行破坏，消耗敌人长期战争的力量。
在执行这个战略的过程中，切记抓住两个要点：
在战争过程中不再进行扩张；
保证雅典城本身的安全。
这前者显然是战争上一个阶段远征埃及的教训，后者的意义不言自明。
雅典当时每年本国的财政收入约５００他连特白银（１个他连特等于２６公斤。希腊币制是１个他连特等于６０米那，１个米那约４３３克；１个米那等于１００个德拉克马，１个德拉克马约４？３３克；１个德拉克马等于６个欧布尔，１个欧布尔约０？７２克。），盟国进贡６００他连特白银，国库历年积存６，０００他连特白银，战利品，祭祀用的器具等价值共约５００他连特白银。伯里克利说，一旦战事危急，雅典娜女神像身上装饰的４０他连特的纯金箔都可以借用。和平时期，雅典的财政主要用于公共工程和公众节日和庆典，因为没有常设的官僚和公务员，因而开支项目不多。战争时期，主要开支转为军费，军费主要分为士兵军饷，战舰，军事工程三大开支。军饷开支最主要，平均每个士兵或者水手每天１个到半个德拉克马不等，１个他连特可以支付大约１万人的军队１天的军饷。当时士兵的武器，盔甲和其他装备是本人自己准备的。国家为海军提供光身的战舰，战舰上的桅杆，桨，缆绳，锚具等是由舰长自己提供的。对于骑兵也是如此，私人自带马具，武器装备，国家提供战马。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之上的，当兵是富裕公民的特权，因此他们常常把军事装备当成〃斗富〃的内容，就象现代中国人的家用电器，香港人的〃豪宅〃，美国人的汽车一样。每逢战争，男人们就象赶庙会一样装扮自己，配备精良的武器装备，雄赳赳气昂昂地地招摇过市，可以有象现代妇女们在晚会上身着绚丽时装，翩翩起舞一样的心理满足效果。在这种社会风俗下，国家的军费开支比现代人想象的要少得多。指挥战舰的舰长和带兵的长官，还经常豪爽地代国家垫支军饷，或者额外奖励部下。这种全民皆兵的制度，是古代希腊人城邦兵制的主要形式，此外的主要补充，是雇佣兵制。
雅典当时有精锐的重装步兵１３，０００人，装备训练和体质都较差的各地驻防军队和雅典城防部队１６，０００人，骑兵和骑兵弓箭手１２，０００人，另外还有１，６０的徒步标枪手和弓箭手。海军方面，有３００艘三列桨战舰。
当然，不要用今天常备军的观点来看待这些数字。这里只是指雅典公民具有的当兵的资格，平时并不总是集结着这样一支大军的。古代希腊社会里，当兵是自由公民的一种特权，能够服役的兵种说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雅典，最富裕的公民能够出任军舰的舰长，其次可以到骑兵里服役，一般的〃中产阶级〃可以担任重装步兵，穷人只能当轻装步兵，奴隶则担任桨手和杂役。在雅典，因为实行装备自理的政策，自由民服役的区别主要是财产能力。能够把国家提供的光身军舰装备起来的富裕公民，有资格担任舰长；有能力不但自备武器盔甲，并且能够提供马具（或者也提供战马，但不一定，有时，国家向同盟国购买，或者要求同盟国提供）的公民，有资格担任骑兵；收入中等的多数自由民可以装备重装步兵的装备，就有资格担任重装步兵；贫穷的自由民只能自备简单的梭镖，短剑之类，有时甚至在战场附近找些石块为武器，他们只配当轻装步兵；奴隶则跟随主人作战，为主人提供劳务，不算士兵。所以能够担任舰长的自由民，必须能够提供足够担任桨手的奴隶，非大奴隶主不能担当此任。当然，这是指一般情况，在战争的紧急形势下，也有穷人当重装步兵的，实行严厉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斯巴达人在危急时刻甚至解放奴隶来参战。
为了保证雅典城的安全，伯里克利鼓动人民立法规定：提出１，０００他连特白银储备和１００艘三列桨战舰的舰队不得作为它用，只能用来保卫雅典城本身的安全，挪用或提议挪用者处死。
战争重新爆发后的第一年，这个战略大见成效：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大军驻扎在雅典城郊无所作为，雅典海军１００艘军舰则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到处登陆，大肆破坏，使对方防不胜防。雅典人踌躇满志，趾高气扬地在每年冬天举行的悼念阵亡将士的追悼会上请伯里克利发表演说。这篇演说非常精彩，后来和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一起，成为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的经典表述。
伯里克利说：
〃过去许多在这里说过话的人，总是赞美我们在葬礼即将结束时发表演说的制度。在他们看来，对阵亡将士发表演说，好像是给予他们光荣的一种表示。对于这一点，我不同意。我认为，这些在行动中表现自己的勇敢的人们，在行动中就已经充分地获得荣誉了，正如你们刚才从国葬仪式上所看到的一样。我们相信，这许多人的勇气和英雄气节并不因为别人怎么说而有所改变。当听众不相信发言人说的是实话的时候，发言人的发言很难说是恰当的。那些知道事实并且热爱死者的人，以为发言太没味道，还不如自己知道的或愿意说的多；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会对死者妒忌，认为发言人过于吹嘘，把死者说成比自己还有能耐，能够完成自己所不能完成的业绩。歌颂他人，只有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才能为人们所容忍，这就是让听众觉得死者的所作所为当中，自己有些也可以做到。超出这个界限，人们就会产生怀疑和妒忌。但是事实上，这个制度是我们的祖先所创立并且赞许的，我们有义务遵循传统，尽量来满足大家所希望得到的。
〃首先，我要讲到我们的先人，在这样的典礼上，追忆他们的功业，以寄托对他们的敬意，是恰当的。在这块土地上，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由于勇敢和美德，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自由的国度，让我们歌颂。尤其值得我们颂扬的是我们的父辈，除了传给我们祖先的基业以外，还流血牺牲历尽艰辛，缔造了今天的帝国并且把她留给了我们。今天诸君齐集在此，大都年富力强，我们已经扩张了这个帝国，并且组织了国家，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平时，我们都完全能够照顾好我们的帝国。
〃我不想发表老生常谈，所以我不会提我们扩张势力的征战，也不说父兄们抗击希腊内外敌人的武功。我所要说的，首先是我们那久经考验的精神，我们的制度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然后，我要歌颂那些阵亡将士。我认为，这样的演说在目前是适当的，同时，对所有参加典礼的人，无论是公民还是异邦人，都是有益的。
〃我们的制度并非抄自临国的法律，相反，我们不必模仿别人却是别人的典范。我们之所以被成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为大多数人民，而不是被少数人所把持。在法律方面，情况不同的人都得到公平的对待；在社会地位方面，在公务生涯中居领先地位的人都是要有真才实学，而不能徒负虚名，阶级地位是不予考虑的；甚至是贫穷，也不能阻挡一个人的进步；一个能够服务于国家的人，不应受到他个人的状况的影响。我们在政府事务中享有的自由也扩展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会处于妒忌而互相猜忌，当我们的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快，甚至不会给人脸色，虽然这种脸色并不能伤人，却着实招人讨厌。我们之间潇洒随和地交往，但是作为公民却严格遵守法律。正是对于违法乱纪的担心成为了我们的主要保障，教导我们要服从政府和法律，尤其是那些保护受害者的法律，无论是成文法还是不成文法，违反了就会蒙受耻辱。
〃非但如此，我们还有许多在日常劳碌之余愉悦身心的办法。我们年复一年地举行庆典赛会和祭祀活动，我们私人住宅的豪华典雅成为我们驱散忧烦和获得安乐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