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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工业组织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因为它对保证每个人应该从事他最能胜任的那种工作，和保证他的工作适当地辅以当代知识和财富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机械与其他的帮助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本身也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其中哪些祸害不可避免，我们是无法判断的。因为正当那种变革急剧进行的时候，英国受到史无前例的各种灾害的袭击。它们是人们所受的通常被认为是无限制竞争的骤然出现所造成的大部分苦难的原因（究竟有多大的部分是不可能判断的）。英国丧失了一些大的殖民地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拿破仑战争，结果使英国所受的损失比战争开始时它所拥有的蓄积财富的总价值还大。空前的连年歉收，使谷价暴涨。而最坏的是，采用了实施济贫法的方法，它损害了人民的体力和自立精神。
因此，在上世纪的前半期中，英国是在有利条件下确立自由经营的。它的祸害为外部灾难所加剧，而它的有利影响却为这些灾难所妨害。
第十五节 续前。
过去保护弱者的那些商业习惯和行会规章现在与新的工业不相适应了。有的地方，人们因一致同意而废止了它们；有的地方在短时期内却成功地保留了它们。但那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成功；因为在旧有束缚下不能发展的新工业就离开那些地方，而转向它可以有更多自由的其他地方去了。于是工人们请求政府实行规定商业经营方式的那些议院的旧法案，甚至请求恢复由治安当局来规定价格和工资。
这些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旧有的规章制度是当时社会、伦理和经济思想的体现；它们是摸索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它们是那些在几乎不变的经济条件下生息的人们多少代经验的自然结果。而在新时代中，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致没有时间来这样做。各个人都必须自行其是，很少借鉴过去的经验。那些力图保存旧传统的人很快就被抛在一边。
新兴的企业家族主要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们自力更生、坚强、敏捷并富有进取心。他们看到以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成功时，往往认为贫者和弱者的不幸应归罪于他们自己，而不应加以怜恤。深感于那些力图支持进步潮流所损害了的经济秩序的人们的荒谬，他们往往认为，除使竞争完全自由和让强者自行其是以外，再没有什么可需要的了。他们赞扬人的个性，而且并不急于寻求一种从前使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工业约束的现代替代品。
同时这种不幸曾减少了英国人民的纯收入总额。1820年，仅国债的利息就用去了纯收入总额的十分之一。因新发明而价格低廉的那些商品主要是工业品，而这种工业品劳动者消费极少。因为英国那时差不多是工业的垄断者，如果工业家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商品交换外国的粮食，则他显然会得到便宜的食物。但是议会中掌权的地主阶级却禁止这样做。劳动者的工资，就用于普通的食物而论，等于他的劳动在一块很贫瘠的土地上所生产的数量，这块土地是为了补充较肥沃的土地所提供之数量不足而被迫耕种的。他必须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其中供求力量即使自由地起着作用，则它们也只能给他带来低微的工资。但是他并没有享受经济自由的全部利益。他同其他工人也没有有效的联合；他既缺乏市场知识，又缺乏商品卖主们所具有的那种坚持不卖以求善价的能力，他被迫在不卫生的条件下工作，并使他的家人也在这种条件下进行长时间的劳动。这就影响了劳动人民的效率，从而也影响了他们劳动的纯价值，从而它降低了他们的工资。雇用童工进行长时间的劳动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甚至在十七世纪的诺尔维奇和其他地区就已经十分普遍了。但是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因在恶劣条件下进行过度劳动而造成的道德上的败坏、身体上的痛苦和疾病在工厂居民中却达到了顶点。在十九世纪的中叶，它们逐渐减少，此后，减少得更快。
工人们认识了企图恢复管理工业的旧规章的愚蠢之后，就再没有箝制经营自由的任何愿望了。英国人民所受的痛苦，充其量也永不能同革命前的法国因没有自由而造成的那些痛苦相提并论，有一种论点，认为如果不是由于英国从它的新兴工业中所得到的那种力量，它也许会屈服于外国的军事独裁之下，如同它以前的那些自由城市所遭遇的那样。它的人口虽少，但有时却几乎独自负担着那反抗控制大陆几乎全部资源的征服者的战争重担；而在反抗那个征服者的斗争中它有时又资助一些较大而较贫的国家。不论正确与否，当时人们认为，如果自由的英国工业不供给反对共同敌人的战费，则欧洲也许会长期受着法国的统治，如同它以前受着罗马的统治那样。因此，很少听到对自由经营的过度的怨言了，而多数的暴怨是对英国人以自己廉价生产的商起来交换外国的粮食所加与的那些限制。
甚至那些当时正在开始英国史上几乎比任何其他事物都富有趣味和教益的光辉而波折重重的生涯的职工会，也转入明哲保身的时其。它们根据辛酸的经验知道企图实行政府借以指导工业行径的那些旧规章的荒谬；但是关于如何用它们自己的行动来调节商业，他们还没有深远的见解。它们所关怀的是通过取消反工人结社的立法来增加本身的经济自由。
第十六节 电报和印刷机现在有可能使人们对他们的灾难采取补救措施；我们正在逐步走向集体主义形式，而这些形式，如以坚强的个人克制为基础，将比旧的形式高级。
目睹经济自由的急剧增长所带来的各种祸害就有待于我们这一代了。现在我们才第一次逐渐懂得不尽自己新义务的资本家如何力图使工人的福利服从于他的致富愿望。现在我们才第一次逐渐知道坚持富人不论以个人或集体的身份除享权利外还得尽义务的重要性。现在新时代的经济自由才第一次如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一部分是由于知识的扩大和热诚的增加。但是不论我们的祖先如何明智，他们决不能像我们那样了解事物；因为他们忙于应付各种紧急需要和可怕的灾难。
我们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因为英国虽然近来为了民族生存而再次要求进行斗争，但是它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增长；自由贸易和交通的发达使人数大大增加了的人口有可能以有利的条件获得充分的粮食。人民的货币收入平均增加了一倍以上；除了饲料和住房差不多所有商品的价格下降了一半，甚或多些。的确，即使现在如果财富加以平均分配，则全国的总生产也许只足以提供人民的必需品和较需要的安逸品，而实际上许多人只有最低生活必需品。但是国家的财富增加了，卫生条件改善了，教育发达了，道德增进了；我们不再被迫几乎把其他各种考虑都置于增加工业总产量的需要之下。
特别是这种新增加的繁荣使我们富强得足以对自由经营加以新的限制。虽然为了高尚的最后较大利益而必须忍受暂时的物质损失。
但这些新的限制与旧日的限制是不同的。它们并不是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手段而强加上的，而是为了在那些不能利用竞争力量来保护自己的事务中来保护弱者，特别是儿童和有子女的母亲。目的是周到而迅速地提供一些适于现代工业急剧变化着的环境的药方；从而，得到其他时代中逐渐由习惯而来的那种从前对弱者的保护之利，而不受其害。
即使当工业在性质上有好几代几乎都没有变动时，习惯的成长也太慢，盲目性也太大，不能在压力有利时来施加压力。在后一个阶段它的利少而弊多。但是借助于电报，印刷机，议会政治和商会人们有可能对他们自己的问题想出解决办法。知识的增进和自赖性的加强，曾给予他们以真正克己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使他们有可能自愿地对他们自己的行动有所约束；集体生产，集体所有和集体消费这些问题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实行巨大而急剧的变革的计划，现在和以往一样，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也会引起反作用；我们是不能稳步前进的，如果我们前进得如此之快，以致我们新的生活方式超过了我们的本能的话。的确，人性是可以改变的——新思想新机会和新的行为方法甚至用几代的时间就可以使它有很大的改变，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人性的这种改变所涉及的范围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广泛，所进行的速度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快。但它仍然是发展的，从而是渐进的；我们社会组织的变革必然由它而生，因此也必然是渐进的。
虽然社会变革由它而生，但是这种变革因经常使它承担某种新的更高尚的工作和争取某种远大的实际理想而促进我们更高的社会性的发展时，往往会多少走在它的前面。这样，慢慢地我们就会达到一种社会生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公益战胜了个人的反复无常，其程度甚至超过个人主义开始以前的那些时代。但那时大公无私将是有意识的产物；虽然借助于本能，那时个人自由将在集体自由中发展自己。这是和旧的生活秩序成为一个可喜的对照，在旧的生活秩序中，个人受习惯的奴役造成了集体的奴役和停滞，而这些只有用专制主义的任性或革命的任性才能打破。
第十七节 续前。
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从英国的观点来考察这种运动的。但是其他国家也向着同一个方向迈进。美国以这样勇敢而直率的态度来处理新的实际困难，以致它已经在某些经济事务中获得了领导权。它提供了当代最近经济趋势中许多最有教益的事例，如各种形式的投机和商业联盟的发展，不久它也许将在为世界其他各国开拓道路方面起主导作用。
澳大利亚也不示弱，它在人口的较纯方面较之美国显然具有某些优越性。因为虽然澳大利亚人（大致也同样适用于加拿大人）来自许多国家，从而，通过各种各样的经验和思想习惯可以启发思想和胆识，但是差不多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属于一个民族。社会制度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比它们必须要适应各个不同民族的能力、性格、趣味和需要的条件下可以进行得更加顺利而迅速。
在欧洲大陆上通过自由结社而获得重要成果的力量比讲英语的国家差些；因此，在处理工业问题上采取的办法较少，也较不彻底。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没有任何二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它们所采取的方法各有特点，也各有所长；特别是关于政府行动方面。在这方面德国领先。它的加工工业比英国发展得晚，对它来到是一种很大的利益；
它能够借鉴英国的经验，少走许多弯路。
在德国绝大部分本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在政府任职，也许没有其他政府，它本身容纳了这样多的有才华的人。另一方面，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