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处于历史低潮，港府正处处限制中资企业的发展，故霍英东把星光行租予“中艺”，自然被港英视为亲中的表现。
霍英东万万没有想到，把星光行出租给“中艺”竟然会惹祸上身。港英当局向霍英东施压，封杀他的生存空间。
在历史上，由于朝鲜战争时期的经历，霍英东的公司也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于是，英、美两国从星光行入手，联手向霍英东施予“政治迫害”。
首先，美国驻香港领事将星光行列入“黑名单”，明确宣布所有星光行的租客都不能买卖美国货，就连美国制造的那些收银机也在禁售之列。如此一来，对租用星光行的商户极为不便，受影响最大的是那间保龄球场和顶好百货公司，结果陈泽富的保龄球场要改用澳洲的设备。
美国领事这一招果然奏效，不少租客或对星光行望而却步，或要求低价租用。霍英东决定以每英尺9毫钱的超低价租出。因为他算过，若以这个价钱把整幢星光行出租，只要熬过7年，就可赚回所有投资。
每英尺9毫钱的价钱一放出，果然吸引了不少商户来参观、租用。谁知，这时候香港电话公司给各个有意租用星光行的商户打去电话，“忠告”他们：最好不要租星光行，如果租下来，驳通电话可能遥遥无期。
做生意的人哪敢和政府作对？并且，没有电话，生意如何做？结果，有意租用者个个慑于政府的压力，都不敢租用；连那些已经交了按金的商户也纷纷退租，连按金也不要了。
偌大的星光行，一时间门可罗雀，冷冷清清。
在商场打滚多年、见惯风风浪浪的霍英东，面对英、美的“政治迫害”，也无计可施了。
有合伙人不想霍英东一人独大
霍英东和几个股东商量后，决定出售星光行。但当时正是香港地产市道处于历史低潮时期，投资者都因为香港前途不明朗而不敢贸贸然买楼，因而楼宇有价无市。
有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曾经和我谈及星光行事件。他说，星光行招租受到阻滞之后，霍英东曾一度有意独资买下整栋星光行。
“有四个财团合资发展星光行，四个财团的股份是均等的，但星光行向汇丰银行借一笔钱，由霍英东出面担保，变成实际上霍英东出的钱最多。如果要买星光行，霍英东再拿好少的钱就足够。但有个别的合伙人，不想卖给霍英东，宁愿卖给外国人。”
“大家都是朋友，一齐合作，为什么有人不想卖给霍生？”我问。
“大家一齐合作，股份是均等的，卖给别人，不论盈亏，大家的利益也是均等的。但如果卖给霍英东一个人，说明自己没有霍英东那样多钱，由霍英东一个人独大，大家之间就有等级了。”
“霍生是否知道这个情况？”
“未必知。与霍生合作的股东当中，有人与我有较多接触，我听他们这样说过。”
“事实上，霍生当时有无正式向其他合伙人提过独力买下星光行？”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知道，有股东说不想卖给霍英东，这是有理由的。你不能买，他有钱买，一眼就看出大家有等级……”
为了证实这位知情者的说法是否属实，我曾问霍英东：“据说当时有些股东不想把‘星光行’卖给你一个人，有没有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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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英美封杀贱价卖星光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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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有些感慨地说：“我以前同你讲过，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但不少与我合作的人都有负于我。‘星光行’的事，我记得当时我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我借钱给其他股东，支持他们，不要卖‘星光行’，第二个方案是发行A、B股，起码这块地本身就很有价值。”
停了一下，霍英东又继续说：“我历来做生意，真是太公道了，总之帮人发达，除了珠城大厦、‘星光行’，西环煤气公司的那块地盘也是一样。那时是1967年，地产萧条得不得了，卖煤气公司那块地，总数是600多万，但其他人只凑了90万就不出钱了，我就自己出钱，找屈洪畴会计师来，发行A、B股，尽量保持他们的利益。历来，朋友碰到困难，我都是完全帮他们，其中何鸿燊、汤于翰等人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些事，你不讲，外人不可能知道。”我说。
霍英东不以为然：“不是的，他们都知道的，只是不说出来而已。”
言归“星光行”事件，事实上，霍英东当时确实曾有意独资买下星光行，因为他仍然看好香港未来的地产市道。至于后来放弃，原因是：他很清楚，若自己独资购下星光行，英、美方面也绝不让自己有好日子过。
英资公司乘人之危
这时，英资的置地公司窥准机会，找到霍英东，提出以3750万港元收购星光行。置地是香港最大的外资地产公司，其母公司怡和以贩卖鸦片到中国起家，是香港最大的英资公司之一。
在地产市道一片萧条的情况下，375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价钱。为减少损失，霍英东于是同意以这个价钱卖给置地。
谁知，置地在收购过程中，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新的收购方案：置地先付清霍英东投资的750万和汇丰的1000万港元贷款；其余2000万，则以承诺票据形式结算。
“只写一张PromisoryNote，这个条件不合理！”霍英东不同意这种付款方式。
但置地很清楚，霍英东在英、美联手“迫害”下，已没有任何办法，所以一味坚持以承诺票据结算。
20多年以后，当霍英东再次向我提起这宗不公平的买卖时，仍然愤愤不平：
“世上哪有这样岂有此理的事？你向我买物业，我将物业转名过户，你却来一纸票据结算。价钱多少是小事，但我觉得，这是史无前例的耻辱！”
断臂贱卖星光行
“我就算卖，也不能卖得这样低声下气！”霍英东打算与置地停止交易，另找买家——即使价钱低也无所谓。
其实，以霍英东当时的名望和关系，要找一个买家并非难事。但是，即使把星光行卖给自己选择的买家，霍英东仍然有一个顾虑。原来，霍英东当时有两家设在珠城的戏院，所放映的电影都是向美国的米高梅、霍氏等8大电影公司购进的；若美国继续向他施压，则戏院的片源就有问题，两间戏院就难以生存，而其它问题也可能接踵而来。
于是，霍英东先透过律师，写一封信给美国驻港领事，查问若自己出售星光行后，星光行是否从黑名单中剔除。美国领事答复：先要看买家是谁。很明显，美国和英国都不希望星光行落入亲中人士手中。
到此，霍英东很清楚了：若星光行不卖给置地，自己以后可能还会遇上很多麻烦。
再三权衡之后，霍英东壮士断臂，被迫收下置地的那纸承诺票据，出售星光行。
却说置地买下星光行的不久，香港局势趋于平静，地产市道也逐渐复苏，到了1970年，中区地王竟以2。58亿港元成交，创当时香港和世界地价的最高纪录；而星光行也在短短时间内全部租清。置地乘人之危，大赚一笔，而霍英东却损失惨重，事后还不时扼腕长叹！
逐渐淡出香港地产市场
在星光行事件中，霍英东虽然受了重挫，损失惨重，但那完全是因为英美两国的“政治迫害”所致，并非他的投资失策。霍英东是一个商业奇才、投资高手，这是人人公认的。
星光行事件之后，霍英东仍然看好地产市道的前景。霍氏集团的一位职员对我说：“当时，霍老板交待我买一百几十个地盘回来，但不用自己公司的名，是用我的名。那些地盘在报纸上登出来，中环一带的是200多元1英尺，湾仔50元左右1英尺，有些地盘甚至一分钱不要都有人愿意转给你，因为政府逼住地主交地价。但我没有拿回来。不然的话，以后把
一些地盘转卖给新鸿基、长实，就发大财了！”
而霍英东自己，并没有因为在星光行事件中受挫而偃旗息鼓，他在地产市道仍然疲软时，还是把大量资金押在地产上。1968年，他斥资发展康宁道24号第一期工程；1969年，发展维多利亚大厦、康宁道48～52号第二期工程、铜锣湾道82号工程；1970年，斥资140万买下薄扶林沙宣道33号豪宅，并发展钵仑街124～128号工程。然后，又将资金投放于轩尼诗道、天后庙道一带的物业。
但是，由于港英政府有意“封杀”霍英东的发展空间，所以1967年之后的霍英东，虽然也在地产市场有些投资，但与1967年之前在地产界纵横叱咤的势头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霍英东迫于无奈，已经改变投资策略，以退为攻，步步为营，并逐渐淡出香港的地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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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英美封杀贱价卖星光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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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经过1967年的地产低潮之后，当时在香港，霍英东仍然可以说得上是手头资金最为充裕、实力最为雄厚的地产商之一。也就是说，他从那时起，逐渐淡出地产市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相反，当霍英东逐渐淡出香港地产界之时，香港一些华资地产商却乘势而起。“六七”后，一些英资财团对香港前途缺乏信心，没有作长远发展的打算，因而未能充分利用其拥有的庞大土地和雄厚财力自行发展，而是倾向于将土地出售。一些华资商人，如郭得胜、李兆基、李嘉诚、胡应湘、郑裕彤等，乘机大战地产市场，并大有斩获，业绩斐然，财富剧增，成为香港地产行业的中流砥柱；连同原有的华资集团，到了70年代初期，华资地产商已强大到足以与英资分庭抗礼。而霍英东，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郭得胜、李嘉诚、李兆基等人，兴建一个又一个屋村，大发其地产财。
不少人因此感叹说：“若不是港英政府与美国政府联手施‘政治迫害’，则当今香港十大地产商之首，极有可能是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执地产业牛耳的霍英东！”
港府不让霍英东发展货柜码头
除了在地产业等限制霍英东不断坐大之外，港府似乎还想在其它有发展前景、经济效益很好的行业上，限制霍英东的发展。
据霍英东自己所述，他曾经是香港最早介入货柜码头经营的人士之一。
“那大概是1968、1969年，那时，世界货柜运输业刚刚兴起，香港也顺应这个潮流，要在葵涌发展货柜码头，于是划出葵涌的几幅海边地皮来发展。我和董浩云那时对此都有兴趣，但顾虑也是有的。我担心把码头搞起来后，没有船来停泊，而他却担心搞货柜船之后没有码头停泊，所以最初他不想把自己的货船改为货柜船。”有一次，在对我谈起与董浩云的关系时，霍英东主动提起这段并不太为人所知的往事。
“那时，港府推出葵涌一、二、三、四号四个货柜码头项目，最大的那个码头，也就是现在的一号码头，最早是由我一个人独力投得的。我虽然没有货柜船队，但我当时计划以私人公司形式经营公众码头，我没有船，但可以让所有的货船来停泊，就像机场公司一样，自己没有飞机，航空交通就交由航空公司，我只提供码头场地……”
“那后来为什么又不做了？”我问。
“不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