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各派虽高喊“共纾国难”，但又不愿放弃私利，分别在三个地方召开了国民党四大。周佛海参加了蒋介石在南京主持的国民党四大。由于蒋介石的提携，他当选中央委员，且得票最多，号称“状元中委”。12月29日，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周佛海被任命为宣传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在四届一中全会召开前，周佛海还一度列席南京临时常务会议。1932年1月，经蒋介石同意，周被任命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33年，他又兼任了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 并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活动。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又相继被任命为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大本营第二部（政略部）副部长。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又被任命为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从1927年到1939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可谓红极一时。但是，蒋介石却料想不到周佛海会背叛他。
第二变：从蒋介石的心腹，成了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
从历史上讲，周佛海与汪精卫本无渊源，而且由于蒋、汪对立，他是反汪的主要人物。在历次蒋、汪斗争中，周佛海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出谋划策助蒋反汪。汪、周之间相互讽刺和谩骂，一直势不两立。但是国民党各派系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当全民抗战的浩大风涛卷来之时，各式各样的人开始按照新的标准重新组合。蒋介石集团被迫停止内战，进行国共合作，溶共抗日；汪精卫却坚持反共媚日政策，鼓吹“亡国论”。蒋、汪为了各自的利益分道扬镳。周佛海基于抗日必败的论调，与汪精卫由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张上的相通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了。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活动频繁。他们一面竭力怂勇蒋介石集团尽快接受日方的条件与敌人谈判，一面大肆进行反共宣传，鼓吹民族失败主义，为他们“求和”制造舆论。随着日军的节节入侵，他们震惊于大片国土的丧失，又惧怕日本的恫吓，也受到日本政府“要建立一个新政府”等声音的诱惑，派人前往上海、香港和日本东京等地举行秘密会谈，协商所谓“中日和平条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陷入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1938年11月，汪精卫、周佛海派人与日本秘密签订所谓的“重光堂密约”，接受日本要求其承认伪“满洲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等各项卖国条件，并拟定汪精卫等人逃离重庆，在蒋介石势力以外的地方建立汪伪“和平”政府的步骤和办法。经过秘密策划，1938年12月，周佛海追随汪精卫从昆明叛逃到越南河内，甘心当汉奸卖国贼。周佛海是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主要策划者，也是汪精卫伪政权建立的主要组织者。周佛海会讲日语，和日本方面策划汪伪政权的要人关系密切，包办了与日本的勾结和谈判。1939年5月，周佛海随汪精卫等人一起飞赴日本讨论汪伪政府的成立问题。经过讨价还价，汪精卫集团得到了日本支持建立伪政权的保证。
1939年7月，汪精卫发表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演说，公开宣传建立伪政权。作为汪伪“和平运动”参谋长的周佛海立即与汪精卫相呼应，发表《回忆与前瞻》。在此文中，周佛海竭力吹捧日本侵略者，为他叛国投敌进行辩护，说中国抗战必大败，唯一的出路，只有接受日本的条件，与日本“停战议和”等等。周佛海此番投降卖国论调，自然深得汪精卫的赏识和宠信。从此，汪精卫更把他视为最重要的近臣，委以重任。1939年8月底，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为了取得国民党“党统”、国民政府“法统”的合法依据，在特工总部所在地召开了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伪中央党部。汪、周等人在一片乌烟瘴气中敲完了登台的第一场锣鼓，接着又开始了建立伪中央政府的活动。
周佛海抱着强烈的政治野心，追随汪精卫，竭尽全力筹备成立汉奸傀儡政权。为了在汪伪政权中夺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他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方式，发展和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周佛海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任特务组织头目。
经过与日本侵略者讨价还价，周佛海作为全权交涉代表先后于1939年12月和1940年11月，与日本帝国主义相继签订秘密的和“正式”的卖国条约。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周佛海夺得了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要职，旋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并先后任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质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及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等职务。汪伪政权成立时，各院、部、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十分钟之内产生的”，伪政府实际是由周佛海炮制而成，周佛海对此十分得意。他在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他甚至狂称：“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虑生一世也！”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和太平洋战争的初期，日、德、意法西斯势力猖獗之时，周佛海的汉奸气焰极为嚣张。当时，国民党中统局在上海的情报特务人员，要周佛海“暗中布置，以便将来去汪”，周佛海拒绝了。他表示要与汪精卫“生死相共，患难相随”，“决不反汪，决不反悔”。他在194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写到：“余与汪先生生死相共，患难相随，无论在政治道德上及个人道义上，余决不能反汪，此与余离渝前情形不同。蒋对余向未以国士相待，且和战政策与余不同，故忍痛离渝。今汪先生与余，主张既同，而又以国士相待，余焉忍相离？全面和平为余主张，余本人决不能反汪。”但汉奸毕竟是汉奸，心猿意马的周佛海言不由衷，对汪精卫作过信誓旦旦的政治道德上的“保证”后，又很快将自己的表白忘却了，再度朝秦暮楚。
第三变：由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随机应变、反复无常，可以说是周佛海一生的特征，是他阴险狡诈的本质。在抗战中期，周佛海像一条狗，嗅出日本人不行了。为了寻找出路，他重新向蒋介石抛去媚眼，搞“全面和平”，向重庆方面进行“输诚”。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 秘密派人潜赴重庆，面见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向他转达了自己的请求。戴笠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给蒋介石，蒋在戴笠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上，批了一个“可”字。于是，戴笠把信和密电码一起托人带给周佛海。自此以后，周佛海背着汪精卫开展了“效命中央”的活动。他不断地通过设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电台，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除向重庆方面提供情报外，周佛海还根据“指示”，安插重庆的特工人员，并向敌伪保释重庆方面的被捕人员，掩护他们在沦陷区内开展活动，并设计杀死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等。周佛海的这些活动，并非想抗日救国，而是为自己将来寻找出路。
周佛海的种种“杰作”，赢得了重庆方面的褒扬和嘉奖。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于日本之后，日军败迹渐渐明显。周佛海愈加把自己的希望寄予重庆蒋介石集团，一切视重庆方面马首是瞻。根据汪精卫赴日就医前的手谕，周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并主持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汪死后，周佛海密电重庆当局，得到同意后，才走马上任。他利用所控制的武装，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这正适应了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利用日伪军阻止共产党军队进入上海等地的需要，是周佛海效忠蒋介石的实际行动。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向蒋介石拍了急电，表示将他控制的1万多人的武装，维持上海的秩序，以“完整”的上海奉给中央，并乘机向蒋介石表示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
在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指挥伪军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后蒋又应周佛海的请求，任命他为行动总队司令，得以全权指挥。就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抗战的有功之臣、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威风不减当年。
但是，蒋介石的反动政策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的谴责，要求“快惩汉奸，严惩汉奸”的正义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和蒋介石不得不把周佛海送上法庭审判。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佛海作出判决：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蒋介石下令将周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死于高等法院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囚室之中。
百 年 汉 奸民族的耻辱一个懒的去记但应该知道的名字－－ 陈公博
陈公博（1890…1946），广东南海人。1907年加入同盟会。 192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回广州和谭平同创办《群报》。1921年初在广州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投靠广东军阀陈炯明，后赴日本。次年被中共开除党籍。1923年被开除出党。同年赴美国留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25年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农工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工人部部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1927年7月支持并参与了武汉分共，支持汪精卫，成为国民党改组派领袖。
因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同汪精卫、顾孟余等到人于是1928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汪投敌，1939年当选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40年起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长、伪上海特别市长。1944 年11月汪精卫病死，他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残暴统治。
1945年逃亡日本，后被押解回国。1946 年6月在南京被处决。
百 年 汉 奸民族的耻辱一个懒的去记但应该知道的名字－－ 任援道
任援道（1890—1980），字良才，号豁庵。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城西大街永宁巷进士第任宅，早年毕业于河北保定军官司学校，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平津警备司令。
1939年6月19日，任援道参加汪精卫、梁鸿志的上海会谈，会后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组建伪政府。8月25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有240多人参加，组织起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被指定为伪国民党“中央委员”。1940年11月22日，随日本顾问原田永吉到达青岛，参加“汪、梁、王”青岛会谈，结束后即组成汪伪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