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乘胜追击，曹操笑说：“不烦诸公虎威。数日之后，公孙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诸将皆不肯信。数日后，忽报公孙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级至。众皆大惊。使者呈上书信。操大笑脱，”不出奉孝所料！”众官问其故，操遂出郭嘉遗书以示之。书略说：”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
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在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心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这便是郭嘉的”急之贝“合，缓之则离”的定辽东策略。“典韦寨门死拒敌”（第十七回），“许褚裸衣战马超”（第五十九回），”张辽威震逍遥津”（第六十七回），“徐公明大战沔水” （第七十六回），生动地描述了典韦、许褚、张辽、徐晃等猛将 的英勇事迹。这些猛将，有的原是俘虏，有的是亡命之徒，有的是出身于行伍，都因得曹操的赏识而被捉拔为大将。上述的谋士、广将来自“五湖四海”
聚集于曹保身边，为他出谋献策、效命沙场，故曹操能统一北方，雄视中国。
虽不得关羽其人，但得其心
曹操十分重视人才。他千方百计争取关羽便是典型例子之一。关羽温酒斩华雄时已为曹操所赏识，故能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以促其归降。尔后，封官爵，赠美女，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极尽其笼络之能事。曹操如此敬重，关羽便以斩颜良、文丑以报之。关羽之去，曹操遵约“开绿灯”，并亲往赠袍送别。如非曹操放行，关羽纵有天大本事，能过五关斩六将，最后也走不了。正因曹操如此爱才，他不得关羽其人已得其心，故关羽在华容道甘犯军令状，义释了曹操。关羽不感其知遇之恩，曹操是逃不脱华容道的，他早已成为刀下鬼了。
不念旧恶，唯才是用
只要是人才，且能为己用的，即便是仇人，或骂过自己的人，他也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陈琳曾为袁绍写讨曹操檄。这篇檄文把曹操及其祖宗三代骂个透，曹操见了，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操破翼州获陈琳，他不加责备，仅问道：“汝前为本初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
琳答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意思说为袁绍所使，不得不然。左右劝操杀之，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降将张绣叛变，夜袭操寨，如无典韦以死拒敌，操将无法逃脱。这次战役，操折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爱将典韦，史称”清水之难”。曹操对此痛恨不已，终生难忘。后张绣又降，操因用人之际而宽恕之。曹操能不记私仇，这是因他能以事业为重。因要图天下，就要搜罗人才以扩大自己的力量，这就不能老是计较个人的恩怨，只要对事业有利，尽力化敌为友。不仅曹操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古之明主也都如此。唐太宗并不因魏征曾是敌人之臣而对他有所疑虑，因其敢于直谏，切中己弊，对他十分敬畏。诤臣遇明主，传为千秋佳语。雍齿曾助项羽，几置刘邦于绝地，而刘邦统一天下后，为显示其宽宏大量，先封雍齿为侯以安众心。武则天读骆宾王的 《为徐敬业讨武瞾檄》，并不因其极力贬己 而恼怒，反而怜其才说：”此人不用，宰相之过也，”但唐太宗对魏征，刘邦对于雍齿，不如曹操对于张绣的怨深；武则天愤骆宾王之才，而不能使之为己用，而曹操则能用陈琳。故说曹操善用人才不下于古代其他明主。
不论出身，全凭本事
曹操因重视人才，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对于曹魏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对封建社会人事制度也是一个重要改革。东汉未年，封建统治者取士大都以门第、品行作为首要条件，士人分品作官，已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特别是由于外戚、宦官两大帮派争权夺利，取士只讲派别而不问贤愚，那个帮派掌权，就都用那个帮派的人，一律排斥另一个帮派的人。
当然对自己帮派的人仍分品做官。曹操实行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就突破了分品做官的人事制度，不管出身于什么门第，或有否品行，只要有本事建功勋就有官做。这就为下层士人及广大平民广开仕进之路，但是，曹操用人不讲门第，并不是不重视“衣冠望族”（指世代做官的），不拘品行，并不是不重仁孝。曹操终归是个封建统治者，他的思想意识必然受到时代的制约，虽然任用一些出身”微贱”的人，也竭力争取“衣冠望族”的支持。如司马懿出身于“衣冠望族”，他起初看不起曹操，诈装患风瘫病，拒绝征召，后在曹操威逼利诱之下，他怕被杀头，只好出来任职。又如张邈叛变时，劫毕湛（是时为操别驾）母弟妻子。操对毕湛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湛表示无二心，攥为之感动得流泪。可是，毕湛一转身，便溜了。后毕湛被生擒，人们都认为他必死，谁知操不仅不杀他，反任他为鲁相，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因此，对曹操的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应作如此理解：不管贵贱，不论品行好坏，只要有才能的，都要推荐。这就是曹操的用人特点。不过，这种用人方针仅在曹魏初期施行，随着曹魏政权的巩固，北方士族己都归附，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士族势力，迄曹丕继位，明令规定九品官人法，规定士人等第，微贱的人被排挤不能入品，也就是说微贱的人是没有资格被推荐做官的。这已不是”唯才是举”，而是又走”唯品是举”的老路了。
3。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孙权的用人特点
孙权不信任的人，决不重用；信任的人，始托以重任。曹操举兵南征，张昭极力主张投降，反复陈述曹军势大难敌，降曹始安，孙权听了，口虽不说，心甚反感。他是不肯轻易把继承的父兄之业奉送他人的，故听了鲁肃的主战理由后，很为赞赏。对比了张昭主降和鲁肃主战的动机，他认为张昭是”
顾妻子，挟持私虑。”是为个人安全打算，而鲁肃是为公，主战是保卫江东的良策，”正与吾见相同”。赤壁之战取胜后，他对鲁肃十分敬重，周瑜病逝，提拔鲁肃为东吴主将。对于张昭，从此不加重任。
充分信任所用之人
孙权对于其所重用之人，都能做到深信不疑，让其独当一面，不加以掣肘，放手让他们大干，故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力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在赤壁之战前夕，当他做出抗战的决定后，立即让周瑜挂帅，自己则甘当后援之职。故周瑜得行其志，使其计，”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彝陵之战，东吴取得重大胜利，也是因孙权对陆逊的充分信任。当他提拔陆逊前往迎战沙场老将刘备时，东吴大臣都为其年少而轻之，诸将也多不服，孙权乃设坛拜陆逊为大将，赐以所佩之剑，说：”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
陆逊始能指挥如意，执行其坚守待机反攻的战略部署，终于以一把火几乎将刘备全军烧个精光。
孙权用人能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这主要是建立在对将领的深刻了解和经过考验的基础上。用人，是疑是信，要有据，决不能主观用事，轻信轻疑。因为轻疑，将会埋没人才，将会误事，轻信，会错用人，也足以误事。
孙权用人很慎重，既了解其过去，也了解其现在，既倾听其言论，也观察其所行所为。周瑜曾与孙策生死与共，孙策对他很了解，认为他能胜任外事，临危时留下“外事不决问周瑜“的遗言。孙权也了解周瑜其人，故当他对抗操能否取胜仍有所疑虑时，乃请周瑜裁决。周瑜对敌情分析及抗操必胜之理，孙权深为折服。便委之全权，让他将兵出战。孙权之能信陆逊，是因陆逊策划袭取荆州之策已显其雄才大略，故当诸大臣反对陆逊为将时，孙权说：“孤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决，卿等勿言。”
关怀将士如骨肉
孙权用人能做到”用之不疑”，给予充分的信任，还由于他把将士视如“骨肉”。他曾对众将说：“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 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存之。”这方面材料，《三国演义》谈的很少，《三国志·吴书》关于吕蒙、朱然等人的传记谈得较多。孙权对将士确是关怀备至。吕蒙病重，孙权迎置内殿，出千金募医治蒙病，并亲自监护，“时有鍼加，权为之惨戚，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唶，夜不能寐。”吕蒙既死，“权哀痛甚，为之降损。”
朱然”寝疾二年，后渐增笃，权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
由于孙权用人能充分信任，视诸将如”骨肉”，诸将也对他推心置腹，甘为效命沙场。如孙权为山越所困，周泰拼命相救，“身被十二创”，如“是日无泰，权几危殆。”赤壁决战前夕，曹操派蒋干来做说客，周瑜对这位老同窗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已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
发挥“众智”“众力”
孙权用人能做到“用之不疑”，给予充分的信任，还由于他认识到“众智”、“众力”的重要作用。因为他懂得：疑人不给予信任，则不能发挥”
众智”、“众力”的力量。在三国时代，能在理论上阐述“众智”，”众力”
的重要作用的，唯有孙权一人而已。这种认识在今天还是难能可贵的。他说：”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
故能用众力，则无故于天下；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也正因东吴上下一心，出智拼力，故孙权能鼎足江东，魏、蜀都曾屡次倾力来犯，吴国仍岿然不动。
4。破格用人，赏罚分明：三国用人共同点
前面已对孔明、曹操、孙权的用人特点分别作了叙述，在此特归纳其用人共同之处，将可使我们悟出一些用人之理。
不论资排辈
孔明、曹操、孙权用人不是看其资历长短、辈份高低，是否亲人好友、同乡同学，也不因其会阿谀奉迎，能说会道，而是根据其人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胆识、才能，以及功勋大小，给予官职。
孙权提拔的东吴四督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都是因他们才智超人、战功卓著而被重用，其中，除了周瑜早被孙策所倚重外，其他三督都是孙权提拔于“凡品”，破格录用。孙权继承父兄之业时，年才15岁。也许是青年人重视青年人吧，孙权重用的大多是青年人，东吴文武老臣对此多不服气。
周瑜33岁就挂帅，孙氏三世老臣，在诸将中资辈最高的程普则只被任以副将之职。程普见周瑜爵居其上，心中不服，故当周瑜点兵时，他托病不出，令长子程咨自代。程咨回来告诉程普说周瑜调兵如何动止有法，程普大惊，乃亲诣行营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