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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去文献会，心中打定主意就是要防被陶希圣拉我。陶希圣对我，果然备极礼遇。那时他正搬了新居，把旧宅留做文献会工作人员宿舍，指定我住他的卧室那一间，可是我一直没去祝他见我不去住，乃在文献会楼上隔出三间房，由我住一间。因为与办公厅在一起，比较单纯，我就从新店迁回台北，住进杭州南路文献会。罗家伦、陶希圣上楼来看我，并且参观我这间卧室，看到墙上我挂的Playboy上的大幅裸体女人，两人的有趣表情，我至今难忘。（我在1962年4月12日日记上写：“上午罗家伦、陶希圣来参观卧房，罗进即复出，陶见裸女不敢进，笑死人，陶哼了一声，罗哈了一声，真是哼哈二将。”）蒋君章在《伤逝集》中回忆说：“‘五十年开国’文献的编纂，一方面为纪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另一方面却含有提供正确的革命建国史料，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际学者，得到中国革命建国的原始资料，作为他们研究参考的根据。”“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台湾当局的决策，得到‘行政院’和‘立法院’的支持，其预算初时列在‘国史馆’的预算中，后来改列在‘教育部’的预算中，陶希圣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罗志希先生担任副主任委员，两位先生看得起我，要我担任总编辑的职务……两位先生有意栽培后进，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蒋君章的书是1979年出版的，我直到这书出版后五年，才在地摊上看到；直到看到后，我才弄清当年一些我所不知的真相。例如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当局的决策”，我一直以为它的预算只来自“国史馆”，我一直以为罗家伦是主任委员（罗家伦在北大是陶希圣的学长），我一直不知道我是蒋君章的助理。事实上，我今天的感觉只是陶希圣想自立衙门而已，表面上托之于“当局”的决策、“国史馆”的预算中、“教育部”的预算中，骨子里却是建立陶家班。蒋君章说：“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这话有语玻我去文献会，我是唯一的研究生，其他全不是，后来龚忠武、张国兴来，才有了研究生的局面（张俊宏是在我走后很久，才进文献会糊口）。会中一共七八人，以陶希圣的同乡、亲戚居多。湖北人之天下也。我到文献会之初，从没见过蒋君章，整天也无所事事，上班时间大家打乒乓球，中午、晚上七八人围成一桌开饭，互开玩笑，倒也自在。会中由高荫祖做执行秘书，高荫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专员，编有《中华民国大事记》一书，为人笃厚，对我极为倾倒，常找我聊天，陶希圣也常找我聊天。聊天中有时话中有话，我总是装糊涂。我知道他们想拉我入国民党，我打定主意不干，所以除了装糊涂，也别无好法子。
从我进文献会起，我就没听过姚从吾老师的嘱咐，停写“辩难文章”，我给《文星》写文章，一直不断。《文星》第五十三期（1962年3月1日）上就发表了《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第五十四期（4月1日）就发表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看卜。……直到第六十期（10月1日）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等，我的文章，笔锋所指，一直风光与风波不断。在被我批评的人之中，其中最吃不住的，不是别人，就是胡秋原。胡秋原早年参加共产党CY，抗战时加入国民党做中央委员并办党报，大陆丢掉时“打算做共产党百姓”，不肯出来，后来才到台湾。有一次被派出去，竟“在英国与共产党有过接触”而遭国民党党纪处分。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呢？但在这种心病下，他总是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他公开说文星“自恃有强大后盾，这后盾即我说的参谋团，其中有教授，包括一个教逻辑的，有我们的同业新闻界人士，还有政治上的权威人士等，这是一‘奇异同盟’，毫无原则的，但不知为了什么，也许由于一种‘反胡秋原plex’，结成了一个‘反胡秋原联合战线’”。又说反胡集团的组成分子为“青年后面有中年、有老年、比我更老的前辈。”又说组成分子的单位“是由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的人，组织了一个参谋团，还加上一个后勤机关，不断集会三个星期。……这些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的“幻想的被迫害症”，使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个人的事。他用尽对我人身攻击的字眼，像“豪奴”、“犭折犬”、“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雇佣诽谤者”、“奉命骂人”、“问了顾问”等等。一口咬定许多机关和人士利用李敖来打击他。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但他也不照照镜子，姚从吾打击他干什么？姚从吾是学界的“当权派”，是台大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学界走板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1962年4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姚先生在课堂上说佩服我矛盾战术，使胡秋原气焰不敢太盛。并说日前在南港跟胡秋原打招呼，胡秋原不理他，盖以姚李一气故也。”这表示说，胡秋原早在四月间，就认到姚从吾头上来了。另一方面，胡秋原又认到陶希圣头上，但他又不照照镜子，陶希圣打击他干什么？陶希圣是政界的“当权派”，是国民党中常委、坐文学侍从之臣的第一把交椅，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宦海失意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陶希圣告诉我说：“胡秋原说我打击他，我打击他干什么？大陆撤退时，胡秋原投共未遂，到了香港。当时不能来台，还是我设法使他入境的。——我要打击他，我会这样帮他吗？”可是，当时胡秋原的“幻想的被迫害症”已深，怎么都要一口咬定了。
为了反击胡秋原对我的人身攻击。为了寻求历史的真相，我在1962年10月1日在《文星》第六十期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我有日记如下：
陶转告以后行文务必多小心，盖胡秋原等或将以李敖思想违背三民主义来扣帽子也。
此一公案颇有连陶也被扯下水之势。他们总以为我写文章背后有人主使。他们过去以为是胡适，再是姚从吾、再是殷海光、再是吴相湘、再是陶希圣，真是好玩！……殊不知我李敖独来独往，胡姚殷吴陶等人安能浼我哉！
10月3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陶希圣分别找我谈。陶申三意：一、胡秋原此人“不择手段”以后为文须小心，盖已闻彼现在搜罗我文字中句子，以构成违反主义及“总裁训词”之罪名。
二、胡有牵陶入此漩涡之势。
三、陶绝不理胡等欲逐出我于文献会之阴谋。查材料事文献会借助我， 并非我借助文献会。
10月4日，报上登出胡秋原控告我，我有日记如下：
陶希圣转告：
一、他可介绍二律师（端木恺，周旋冠），此二人皆有正义感，唯 先不必与人言。
二、尽可放心打官司，文献会绝无问题。
表面看来，陶希圣对我实在够意思。但是骨子里，却大有文章。原来陶希圣是要趁机拉我入国民党！早在七月里，高荫祖就不再话中有话，而是开门见山的要我入党。我在7月11日有日记如下：“下午高秘书以中山奖学会选送公费留学理由，拉我入党。我谢绝。”8月28日有日记如下：“上午高荫祖言警总欲整我，但他说陶先生支持我。”高荫祖透露这些也是要我入党，说入党才一切方便。10月4日我被胡秋原告了后，陶希圣、高荫祖重申前意，明确他说还是入党才好办事，入党变成了“自己人”，那时候他胡秋原是党员，你李敖也是党员，党员对党员，支持李敖，也名正言顺。警总方面想整你，也可以讲得上话。对这一好意，我都谢绝了。这时我早已搬离了文献会（5月19日搬到安东街二三一号三楼，是萧孟能和我分租的公寓），我感到离开文献会的时机，好像愈来愈近了。
到了1963年3月，我自动在研究所休了学，这事给了陶希圣一个借口，他5月3日去日本，临行写了一封信给高荫祖，说文献会以用研究生为宜，李敖不告诉他就休学，他决定以留职发薪方式，请李敖暂时别来上班了。5月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执行秘书约我，出示陶希圣临走前给他的信，显然在胡秋原政治风暴的阴影下，陶已不得不做息事“去”人之计。高荫祖再度向我提出入党建议，并谓胡秋原、任卓宣他们反对你，并不是国民党反对你，国民党欢迎你合作。对高荫祖的建议，我拒绝，同时谢绝留职“发”薪的好愈，谢绝“遣散费”，谢绝替我另外找事的主意。我说我是干干脆脆的人，决心求去，不必在这里，彼此都惹得一身腥，他说他一定要找吴相湘，请吴出面挽留我，照常拿薪水，等官司打过了，再来上班。可是我知道他是徒劳的。
一年三个月零四天的混饭生涯，如今竟如此这般地告一结束，可叹可笑。此事给我三大刺激：
一、一切不愉快是由于我太穷，来此会以前，穷得当裤子，吴相湘、姚从吾联名介绍，乃得此谋生之地。设想当时苟有第二条路好走（如中学教员之类），何至于有“误上贼船”之憾？虽然，十五个月来，自许不染不妖，然究竟不快也。当时若身怀几千元，何至于为每月一千元上“船”？
二、故为今之计，似非摆脱一切，设法有一点点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 我希望是五至十万元的存款，两袋不空，自然站得更直，自然更少不愉快。
三、政场中人是什么东西，思之可也！
5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办好移交，我只肯收本月一至三号三天的薪水（一百二十元），高荫祖说我太矫情，袁英华说本会“送钱”有前例，我皆不肯。最后留信而行（将三天薪水的收据附其中）。［秘书］阮继光、［工友］向泽洲、林明冈相送。泽洲请我留字，我为写“此度见花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