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报》一办转眼两个月了，忙得没有好好回信给你。前一阵子看电视张学良说他是“很胆大妄为的”，我想我办《求是报》，也属“胆大妄为”的一种。因为按情按理按实力，我实在没有办报的财力，正因为如此，报却办了出来，除“胆大妄为”外，殊乏其他解释。
《求是报》开办以后，我个人倒还好，因为即使不办报，我也是“工作狂”，每天由早到晚忙个不停，所以办报只是忙上加忙而已。倒是跟我办报的同人，忙得人仰马翻，以致屡生“逃兵”事件，其中孟祥柯是第一叛徒，他是过惯闲云野鹤生活的，这一忙，吓坏了他，乃留书出走，略谓George santayana与阳春有约，他老孟与乡村有约云，一走了之，潇洒无比。
虽然屡生叛逃事件，但李敖是何等人，岂怕别人叛我的变，仍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何况老孟并非夏桀也乎？
老孟写文章，考究环境，他说最理想的地方是狮头山庙里，青山绿水、清风徐来，才有灵感。他问我为何随意下笔就千言，不要靠灵感，我说妓女接客，要不要靠性欲？靠有性欲才能接客，还能干这行吗？
不管怎么责人而不责己，《求是报》办出来，可谓“恶有恶‘报’”。当年我曾说“如果你想害一个人，你就劝他办杂志”（这一名言，大家都忘了是我说的），如今当修正为“劝他办报纸”了。
不过，不论怎么“悔不当初”，《求是报》总算做到了一点，就是全部都是可读的东西。就光凭这一点，《求是报》就是鹤立鸡群啦！
虽然理由头头是道，可是夜里三点泡在浴盆里，未免自笑。周作人打油诗说“老去无端玩古董”，我倒有点“老去无端办报纸”之感。盖办报之事，在去年10月12日以前，我一起认为对我是天方夜谭。报办成后，可好了，每天不要“跑三点半”了，——每天跑夜里“十二点半”了。《求是报》每天夜里四点钟由DHL快传到美国出美洲版，“十二点半”，正是“‘夜’正当中”呢！
你说“每日出报，太辛苦了，但是很值得的”，多谢打气。
1991年11月三日，我创办了《李敖求是评论》月刊，在发刊词中写道：
我的《千秋评论》《“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办了十年。《求是报》办了半年，如今双双达成它们历史的、阶段性的使命，我决定创办《李敖求是评论》杂志，以开新酞。
《李敖求是评论》杂志是我五十六岁时创办的，由于我余生生命贯注的主力是《北京法源寺》以外的几部重要小说，以及非小说的《中国思想史》等书，花在“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式的杂志上面，时间已有限制。因此我用两百页以下的月刊形式，予以掌握和掌舵。
《李敖求是评论》杂志虽是杂志，但它的使命，在“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并不是我一个人发言，而是把特立独行之言、振聋醒聩之言、“虽干万人，吾往矣”之言，不论古今、不论中外、不论新旧，都有以召集，形成光束与弹花，为“中国”开道、为“中国人”导向。“中国人”混蛋混蛋满天下，上自高等知识分子、衮衮诸公；下至匹夫匹妇、贩夫走卒，滔滔皆是混蛋、到处都是混蛋。在这种世风下，第一流的思想家站出来，以实事求是的论证，说点明白话、主持一些公道，这是起码该有的独来独往。《李敖求是评论》杂志就是在这一抱负下创办的。这是全台湾唯—‘一个崇尚真理、全说真话、专讲是非、没有党派的杂志。我敢说，看了它，台湾任何刊物都“不够看”、都“何足数”了。——浅人看来，这种开场白有点吹牛；但真正有眼识泰山的人看来，李敖几十年孤军奋斗、呼啸丛林的纪录，岂不都印证了这一事实吗？
《李敖求是评论》共办了六期，为时半年。到了1992年4月1日，我急着写我要写《北京法源寺》以外的那些书，决心结束每月不得安宁的写作方式，于是在《李敖求是评论》第六期出版后，告别了这一每月折腾的生涯。自《千秋评论》起算，这一生涯长达十年之久。
这十年中，我带头正人心、布公道、求真相、抱不平，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声势，整天四面树敌、八面威风，这一情景，我有一首浴盆中作的打油诗，约可谈笑得之：
一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先当孙行者，后变彼得潘。
只做单干户，不搞李家班。
独来又独往，管他关不关。
二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翻。
早戒夺命酒。不抽长寿烟。
忙时撼天下，闲来逛地摊。
周公不吐哺，独自吃三餐。
三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东流浑似水，北望气如山。
春去人稍胖，老来心更宽。
蜀中需大将，留我做神仙。
四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笔写甲乙丙，口喊一二三。
狂酿工蜂蜜，不搬陶侃砖。
知音究竟少，何必相见欢？
五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少食花生米，多吃豆腐干。
她将裙儿解，我把裤子穿。
夕阳无限好，只是要变天。
六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口诛群党棍，笔伐大汉奸。
无心做牛饮，顺手把羊牵。
一片伤心事，不独为台湾。
我这十年的“笔伐”大业，内容涵盖极广，回忆录中无法细表，大体上可说天文地理，无一不批；三教九流，无所不捣，这在我办的《乌鸦评论》发刊词中，早有概括的描述：
四百年来，台湾在外国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荡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肤浅的、荒谬的、走火入魔的岛。这虽然没有威尔斯笔下“莫洛博士岛”那样光怪，但它的陆离，却超乎英国先知者的先知之外。我身处这样子的岛上四十年，虽然不见容于朝、不见知于野，但是独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口”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出来办《乌鸦评论》，就是要在众口一声的时代里，呱呱大叫一番。我要痛斥政局的黑暗、政党的腐败、群众的无知。群体的愚昧、思想的迷糊、行为的迷信、社会的疯狂、知识分子的失职与怯懦。……我绝不怕得罪人，也绝不媚世，台湾所有杂志都是媚世的，可是我就不信邪，我就是要办个《谴责》杂志给大家看！英国古歌《两只乌鸦》里，乌鸦对话，去吃死尸，最后吃得“白骨剥露，凄风永拂”。乌鸦的功劳，不正是如此吗？
以上的概括描述若以具体表征，看我一次“吃死尸”表演便可落实。以批蒋介石为例：蒋介石是武人，但综其一生，有武无功，可为定论。但蒋介石本人和他的走狗们，却厚颜丑表其功，从在大陆时举国上下，到逃到台湾后全岛上下，都众口一声。这种现象，别人能受，我绝不受，因此奋笔为文，以千秋之笔，斥一时之谎，虽在蒋家天下统治下，却一无所惧，我这种人格与文格，可谓古今中外文人的第一名，自己想来，不禁频频佩服自己也。
我从在台湾出书以来，在我名下被禁的书，高达九十六种之多，国民党箝制言论自由，有如此破世界纪录的成绩，真令中外侧目。或说这种对异己的不容忍，是国民党师承中国文化使然。其实中国文化也不尽如此。骆宾王生前是骂武则天的，但在《新唐书》说他“亡命”后、《旧唐书》说他“伏诛”后，武则天却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传于世”。骆宾王《在狱咏蝉》诗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他死后，绝没想到“表”他“心”的，竟是他的头号政敌！武则天的度量，国民党没有也！所以局面是“无人信高洁，他来禁我书！”——国民党唐突中国文化，武则天不着也！
国民党一查禁了李敖的书，便即时出之以抢书行动，我却尽量用计谋减低损失，就是同他们捉迷藏。不过，有时来不及捉迷藏，他们先驰得点，查到装订厂，先来抢书，那种情况，就最惨重。那种情况都由上级人员带队，手下的人也放不了水。《千秋评论》第二十七期出版前，我嘱咐我弟弟，所有的书不要全部在装订厂集中，这样的话，他们到现场抢书，顶多只能抢走一千本。那天正好是礼拜六下午，天气很好，我弟弟看第一批书已经安全出笼没有被抢，他就跟工人说，我们下午赶快一起装订完了，大伙好出去玩。于是就运进了一万本，该死的我弟弟出完了馊主意，竟然还跑回去大便，结果当天下午一万本被抢得干干净净。我当然大发脾气了，我骂说：“强盗抢你东西，至少你要跟他打个照面吧！强盗要见你，得从万华跑到大安区你家厕所来才成，这叫什么话！哪里不能大便？还非得跑回来大便？人家‘肥水不落外人田’，你却‘水肥不落外人田’！”不过，我弟弟的辩解却是：“敖哥，你不知道，每印几期，安全过关后，印刷厂装订厂就要向官方告一次密，大泻一次，给官方做点成绩，也给他们自己留下一些合作的纪录。——他们跟我们、跟官方，是交替合作、两头合作的。他们是你的朋友，有时候也客串你的敌人，不得不告密。何时书被抢，其实跟我的水肥并无关系。我的水肥肥到哪里，都是一样啊！”
蔡汉勋（陈中雄）是我这十年笔代成绩的最好统计者，他在《文化顽童李敖——李敖被忽视的另一面》书里，有《李敖复出文坛的总成绩单》之作，他指出：
“文化顽童”李敖在1979年6月复出后，除了办过每日准时发行达一百七十二天的《求是报》外，他更以令人难能置信的毅力先后创办了《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一百二十期、《李敖千秋评论》号外四期、《万岁评论》四十期、《李敖求是评论》六期、《乌鸦评论》二十四期；以及出版过八大册《李敖全集》、七本《李敖新刊》和三十余本丛书，堪称是著作等身的文坛异数。
蔡汉勋又有“官方查禁李敖著作的‘理由’”一节，我抽举二十六册，以见数斑：
《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刊载“新夷说”一文，内容将“国父”遗教断章取义，故为曲解足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
《传统下的独白》：攻汗台湾当局现行法制，恶加渲染，足以淆乱视听，挑拨当局与人民情感。
《历史与人像》：诬指孔子为反动，并歪曲历史事实，足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
《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诬蔑儒家思想，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
《文化论战丹人剥：诬指传统文化是繁殖共产主义的温床并为其铺路，足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
《教育与脸谱》：鼓动学生背叛师长，并煽惑学界“造反”、“革命”，足以淆乱视听，危害社会治安。
《上下古今谈》：公然反对台湾当局法令，诬指警察公报私仇，逼良为娼，足以淆乱视听，挑拨当局与人民情感。……
《乌鸦又叫了》：作者借彭明敏事件之发生，倡言发起“学习李敖运动”，鼓励青年走李敖路线，自认代表“反盲动”“反以暴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