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的西北风啊，飞到一座树林里。
它叫树林跳舞啊，一二三四呼呼呼。
它对树林大声说：现在已经不早了，
大家都要用些劲儿，一二三四呼呼呼。
在冬天唱这首歌，唱得热气在寒冬里直冒烟，非常有劲儿。
在唱《好大的西北风》的季节里，教室里冻得要命，只好一个教室一个火炉，但是学校只供应火炉，燃料是供应不起的。燃料由全班同学每人每天带煤来。生火是由全班最早到的同学负责。一般北京人的炉子，有两种，一种是烧煤块的，用于洋炉子，冬天取暖用，上面也可烧开水之类；一种是烧煤球的，用于土炉子，四季皆用，可以做饭、取暖。这种炉子，生火时候，要在院子里，早晨零下几度，在院子里生火，左生不着，右生不着，两手就冻成红萝卜，要跺着脚，放在嘴边用热气呵个不停才成。用这种炉子，在续煤的时候，可不能偷懒，若是续上煤球，偷懒不端到屋外，或还冒着蓝火苗就给请了进来，大家就有煤气中毒的危险，用北京话，这叫“煤薰着了”，被害人轻则到院子里吃西北风透气，灌酸菜汤；重则一命呜呼。这种炉子用的煤球燃料，是煤沫子、碎煤，加上有胶质的黄土摇出来的，就像摇元宵一样。摇煤球的工人，外号“煤黑子”，他们摇煤球的时候，先做好两三坪面积的煤糊，然后再用铁铲子切，横切成一寸多宽的距离，这面切完后，再掉换方向，还是横着切，这样切完，便成了小方格子，然后放在筛子里去遥摇的时候，先放一个花盆在下面，再把筛子放在花盆上。摇煤的便蹲在地上，用胳臂左右交互摇将起来。筛子下的花盆好像一个轴，一边摇还要一边注意将黏在一起的散开，又得随时洒些煤沫子，摇到后来筛子里的小方块渐渐摇滚成了黑乒乓球，晒干以后，就可用了。煤球普通一大担一百斤，前后各五十斤，小担五十斤，前后各二十五斤，大部分用户都三五百斤的买，或找摇煤球的到自己家里来摇，穷苦的人家也有一次买五十斤的。再穷苦的人家就无所谓买多少斤了，而变成了“捡煤核儿的”。所谓煤核儿，是不论烧煤块或煤球，都会在拢火后留下残渣，残渣丢到垃圾堆里，捡煤核儿的便去废物利用了。他们遇到一块煤，认为中有文章，便用家伙，敲打一阵，把炉灰敲掉，如果中间有点还没烧完的黑心，便放进小竹筐里，这样子积少成多，也够自己家里烧个一天半天的。因为有这点剩余价值，所以在垃圾堆上，常常看到穿着又脏又破小棉袄棉裤的小孩子，缩着脖儿，冻得流出两行清鼻涕，在翻腾垃圾堆。当然这些小孩子，是没钱念书的。
日本人侵略中国，在台湾，在东北，都从小学一年级起有日文课；在华北，则从小学三年级起。当时每个小学都有一名日本顾问，新鲜胡同小学日事顾问叫“施掘”（？），我们给他外号，叫“屎橛”。这个日本人态度还友善，写了一手日本体的好毛笔字，经常写出来，做为每周重点。我记得他写过“姿势”两字，贴在布告栏上，要大家注意“姿势”。教我日文的是一位男老师，我那时恨日本侵略中国，不喜欢学日文，成绩很坏。成绩单拿回家，爸爸说：“恨日本和学日文是两回事。学一样东西，总要学好才对。”于是我开始发愤，最后考了一百分。
1945年十岁进小学四年级，抗战胜利了。在沦陷区生活八年的遗民，自然渴望重光的一切，我们这些做小学生的，也不例外。过时候，一个最优秀的小学生出现了，他的名字叫詹永杰。詹永杰长得极好，圆圆的脸、红红的脸蛋、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一张能言善道的嘴巴，突然脱颖而出，在四年级的班上，风靡了我们。原来詹永杰知道最多的八年来被封锁的一切，他会背《国父遗嘱》、他会读《三民主义》、他会唱《中华民国国歌》，他也会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四年级第二学期，他甚至发动同学，一齐抵制一个叫齐凤鸣的大块头，说齐凤鸣欺负我们，动辄动拳头，我们“抗齐八学期”，如今要随抗战八年，一起胜利才对。我因在二年级时被齐凤鸣动过拳头，久思报复，今逢詹永杰发难，自然首先响应，于是群起而斗齐凤鸣。齐凤鸣见人多势众，气为之沮，级任老师鲁小姐事后责备我，说：“没想到你那么凶！”其实我也没想到我是那么凶的人，詹永杰启发之功，实不可没。詹永杰家里有不少杂书，常跟我交换看，使我在读物的广度上，进步不少。后来詹永杰和我，还有一个脑后留“坠根”（“坠根”是脑后留眼镜片大小的头发，这种从胎毛就留起的头发又叫“孝顺毛”，留长后可编小辫，因为很短，据说鬼都抓不住，可以长命百岁，所以也叫“鬼见愁”）、左耳戴“金圈耳环”（满月这天扎左耳洞戴“金圈耳环”，意谓套住了、安全了，结婚之夜才由新娘拿下）的小朋友，三人在我家，焚香膜拜，拜起把子来，这当然是受了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影响。爸爸很喜欢詹永杰，说他长得真好，他看见我们拜起把兄弟来，还叮嘱我们不要“拔香头子”（把兄弟决裂之意）。
四年级念完的时候，就是“初斜毕业，先发一张文凭。这是我平生第一张文凭，内容如下：
毕业证书学生李敖系山东省潍县人现年十二岁在本校初级修业期满成绩
及格准予毕业此证
北平市立新鲜胡同小学校长 张瑞珂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 日
十二岁是旧式算法，从怀胎起算，所以生下来就多一岁。文凭上的图章旁加盖“暂用旧颖字样，因为随着抗战胜利，国民党大发神经，大发“改名狂”，把好好的“北平市立新鲜胡同小学”改名为难听的“北平市立一区九保国民学校”，校长也换了，因为青黄不接，所以“暂用旧颖。
国民党趁抗战胜利的威风之一，是所谓北平市教育局局长王季高来视察，全校学生都恭迎如仪，不在话下。这位局长大人，在共产党围城前夜，曾先开溜。原来围城前，国民党在当地的头子傅作义，宣称“誓与北平共存亡”，为了表示“共存亡”的决心，上上下下，谁都不许走、不许开小差、不许逃难，同时在城内加做市内机场等，决心表演得煞有介事。可是王季高洞烛机先，看到所谓“誓与北平共存亡”是鬼话，于是，自己就先逃难到南京了。王季高一走，傅作义大怒，致电中央，请将王季高截回。但是还没截回，傅作义就投降了。国民党在大陆，经常表演“共存亡”的把戏，可是真正相信它的，就来不及跑出来了。后来到台湾的衮衮诸公，都是当年绝对不相信自己发誓“共存亡”的一群人，唯独不自信，故能失信，悲夫！
另一件国民党趁抗战胜利的威风之一，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来宣慰。全北京的小学生都列队在马路两边，恭迎如仪，也不在话下。我们这些可怜的小学生，还参加欢迎美国军人北上。大老美们在卡车中招摇而过，我们恭迎如仪，更不在话下。美国军人北上，是美国人支持国民党的具体行动，大家对老美最初印象尚可，后来他们闹得不像话，最后强奸了北京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女学生沈崇，惹起公愤，才滚了回去。
1946年十一岁进五年级，算是“高小”，共有甲乙丙三班，我分在丙班，就是五丙。五丙教室是全校最后面的一间教室，隐蔽而阴森。级任老师是王恒庆，是一位乐观、口才好、又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她除了生小孩时候由她哥哥代课外，一直跟我们到六丙以至“高斜毕业。她在正课以外，还教我们念《陋室铭》、《归去来辞》、《桃花源记》、《秋声赋》、《卖柑者言》等古文，这些古文我至今能背，都得力于王恒庆老师的开导。五丙以后，我的课外书读得愈来愈多，成绩已脱颖而出。1947年十二岁念六丙时候，我当选班上自治会主席，又是学校图书馆馆长、又是模范儿童，那时詹永杰在六甲，已经成绩不如我了。王恒庆老师跟我们同学感情极好，但有一次被我们气得赌气不教了，走出教室，我跑出去，把她迎面推了回来。王恒庆老师是我小学时代最怀念的老师。我小时候，长得“真人不露相”，面目慈祥，同学们给我起外号，叫“老太太”，王恒庆老师也这样跟着叫，她能和学生打成一片，由此可见。王恒庆老师生小孩时候，她的哥哥来代课，此公身材很高，写了一手整整齐齐的黑板字，为我生平仅见。他在我作文上批“意短情长，允称佳作”，给我最大的鼓励。他最喜欢讲《聊斋》故事给我们听，陆判也、织成也，把《聊斋》人物讲得鬼气森森，最令我们倾倒。
教劳作的老师外号“老头”，是齐白石的学生。他宿舍里琳琅满目。艺术奇珍甚多。他教我们刻印，第一次我刻“竹报平安”四个字，刻得不错。有些顽皮的男生不肯刻，只用朱笔偷偷描成印文，去骗“老头”。“老头”一看，劈头就揍。顽皮的男生们个个恨他，在劳作课前，常常用毛笔画“打倒老头”图文在镜子上，再用镜子反射日光照在墙上，好像电影一样，全班大笑。不久“老头”进来，追查此事，又是一个个狠揍一顿。
最令我魂牵梦萦的，是在新鲜胡同小学中，有我神秘的初恋。这女孩子叫张敏英，北京人，长得清秀脱俗，长形的脸，眼睛不大，但是晶莹而有灵气。她身材高瘦、性情温和，是最最可爱的小女生。功课也好，尤其写了一手好字。我最初感到她的存在，是在四年级的时候，她在我隔壁班上。五年级后，她和我同分到五丙，老师排座位，一度还并排在一起，令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快乐。六年级后，她和我较熟起来，下课回家，偶尔走在一起，童子军在校门口站岗时候，她也和我一组过，她穿着女童军的制服，姿态优美，令我心动。我只看她哭过一次，是一次考试没考好，我一路安慰她，看她泪眼。看她楚楚可怜，非常喜欢她。我做图书馆长的时候，她做我副手，有一次犯了小错，我开玩笑，拉住她的手，轻打她手心，她装得很疼的样子，给我的快感，令我毕生难忘，对张敏英，我从来没有表示出我对她的情爱，我把一切都遮盖住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她是我魂牵梦萦的心底的情人，我一直把她视同我的初恋情人，虽然这次初恋，实在没有什么实绩可寻，但它一直在我心底，充满了美丽的回忆。我一生忧患，所存美丽的回忆无多，但是对张敏英的每一件，都是令我最感温馨。最感神往的。人生一世，能有这样清纯的、单一的回忆而不掺杂任何俗情与尘网，洵属罕见，而它却是罕见中的极品。我一生中的许多经历，都不想重过。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少年可再，我梦魂所依，除此而外，却无复他求。——只为了她是我第一个小女生、只为了她是我永恒的小情人、只为了那一段少年奇情、只为了那一场春梦无痕的初恋，我愿在时光倒流中停止，在停止中死去，我并不希冀她做我的朱丽叶，但我若能长眠在她怀里，我就宁愿不活十三岁以后的我了。
1948年十三岁，小学毕业了。毕业前碰上姥姥去世，所以我对张敏英和其他同学都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