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在1997年以后的香港实在太多了。这个现象造成一种合法的腐败。合法的腐败所造成的浪费有时更甚于非法的腐败。
我曾谈到香港人政治冷感，因此香港人目前努力追求政改的企图就特别值得关注。我个人并不反对民主，而港人追求民主的热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香港老百姓在英国人高压统治下早就习惯没有民主的日子，也就是说港人从来没有追求民主的传统。但为何香港老百姓或某些政治团体对追求民主如此的热中呢？我们应该分析这个事件的本质。
民主解决不了香港问题
我认为香港人错误地认为民主可以解决香港商人官僚集团的无能。中央政府应该特别注意香港进一步的民主，立刻会产生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香港老百姓从未受过民主的洗礼，因此在这方面港人是幼稚而简单的。民主并不是不好，而是如果不能循序渐进地推进，只会带来被外力包括某些政治团体或其它国家控制的危险。第二，港府目前的无能主要来自这些不懂宏观管理、不懂高新技术、不重视研发长期规划的商人官僚集团。但是类似的问题也普遍的存在于具有急功近利特色的老百姓当中，这是整个香港的问题。因此就算透过民主直选新特首，我也不认为新的班子就会比目前的港府有显着的进步。
我建议中央政府在处理香港事务时应该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宜择能人应对港台关系
协助香港制订长远规划
中央政府囿于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限制，因此对港政策方面基本上是以港府的诉求为主。这一批商人官僚就是标准的商人，也就是绝对的利益导向群体，因此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中央要政策，因为这就是商人本色。但是中央政府却不自觉地受到了这个商人官僚集团有意无意的影响而随波逐流丧失了主导香港经济的先机。举例而言，中央政府为了支持一国两制而大力挺董，出台了一系列短期刺激措施包括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个人游和人民币业务等等。我并不否认这些短期措施的好处，但是港府商人官僚集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思维才是香港真正的危机。我在前文说过，香港的成功得利于历史上多个巧合所造成，而绝不是因为港人天纵英明。因此我们不能期望历史的巧合会再次照顾港人，而应透过政府的力量，发展香港具有长期竞争力优势的产业。但是香港商人官僚集团的官员出身于简单的产业，他们不太理解甚么叫做具有竞争力的行业。
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香港各大学医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的研究力量在全亚洲排第一，远远超过日本，可是我们没有把它商品化。但是香港唯一的高科技竞争优势──大学研究──亦因港府官僚削减大学研究经费而正面向死亡。如果大学研究死亡，香港将再没有可与珠三角互补的优势产业。第二个例子是香港金融业人才的专业知识和英语水平远远超过内地，可是港府不但没有善用，反而想从内地输入金融人才，港府的做法实在让人不解。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港府心目中的金融优势，竟然是引进国内炒股资金大炒港股，例如不断向中央政府要求QDII的政策。香港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没有一个凌驾于广东的优势产业。香港在未来不要说没有条件成为珠三角的龙头，反而很可能成为广东发展的累赘。
整顿官商集团化解危机
政改本身没有合理性，因为香港的衰退和民主无关。政改的导火线却是来自于港府的商人官僚集团，因此中央政府想化解政改危机就必须先行整顿或改造商人官僚集团。但是中央政府绝对不能期望港府本身作任何改变，港府目前陷于严重的管治危机而只会因循苟且拖一天算一天将事情搞得更糟糕。
（凤凰网编按：本文来自网络、编者不能证实确为郎咸平教授所著；且转载时有删节）
郎咸平接受《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新法治主义才是未来中国经济主导。
这场争论带给我们民族的，不是争论本身，而是如何正确构思一个真正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治国理念。这是这次产权改革争论的根本。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国家发展的小部分而已。
以新自由主义学派为首的指导思想是危险的，我接受贵刊的采访，就是要站出来说，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有些地方的产权改革。不是反对改革，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来的、向西方靠拢的教条主义思想。我想借贵刊提出一个新思想——新法治主义来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思想的问题无对错
我真正了解了中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更有信心了。
人物周刊：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到现在，你认为公众对你有误会？
郎咸平：公众对我没有误会。这几个月我不接受记者采访的原因，是希望事情能淡一下，需要整个社会的反思。同时，讲句良心话，我也希望专家和学者，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自己批评这件事，也要容许别人来反向批评，这是件好事。我不成为媒体的焦点，总希望让别的人来多谈话，这个讨论才有意义嘛。为什么这么小的事能引起这么大的波动，这绝对不是我个人的魅力，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什么了不起的，而是整个社会不安的情绪，这是你们能看出来的。如果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把焦点放在郎咸平喜欢个人炒作，那我觉得真是太悲哀了。郎咸平只是一个棋子，只是一个社会大众发泄不满的出气口而已。
人物周刊：其实你谈到的问题，秦晖先生在10年前就提出来了，为什么这一次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郎咸平：其实不只秦晖，很多人也讲过。为什么到今日才引起重视？因为日积月累的结果，到了今天特别严重。我不否认我提出的方法是绝对引人入胜的方法，谈到一个最著名的企业，用案例的方式，说明他们如何转移国有资产。这个方法当然比较符合社会大众的口味。但是这算不算是我个人炒作呢？当我提出这个案例以前，我大概是惟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人。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利益团体、社会大众会有什么反应。我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写了这三篇文章。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类国资流失问题会在社会大众里产生如此激烈的情绪反应，这些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当时甚至认为，写完这三篇文章之后，很可能没有人关注，而且这是很强烈的感觉，因为这只是学术论著。
这次争论不断在无关紧要的地方纠缠来纠缠去，我都听烦了，我都不作回应，你说我回应什么呢？都是无关的事情，有什么好回应的？如果对于国资流失改造，如何增加效率，这是学术讨论，我会回应。结果都不是，你叫我怎么回应？任何一个专家学者发表评论，到最后都要经过社会的检验。那我现在认为是让社会来检验我每一个发言的时候。
人物周刊：这次大讨论，区别于大多经济学家，社会大众、特别是网民给予了你很大的支持，怎么理解这种支持？
郎咸平：这次风潮过了，我有很深的感触。当网友写评论的时候，我很仔细看，我想看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水平，大众对这个事情到底认识清不清楚。专家学者的批评我是不太看的，让助理综合一下摘要。比如意识形态方面，郎咸平是不是在哗众取宠，反正都是对我个人动机的猜测，你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但是，网民的反应我非常仔细地看，坦白讲，我很感慨也很感动，我呼吸的脉络和社会大众是息息相关的。而且社会大众对我理论的了解远远在专家学者之上。甚至当别人批评我时，网民替我回答。批评者说，郎咸平说停止产权改革我们是不赞成的，网民马上说，郎咸平从来没有说过停止产权改革。他们了解得多么透彻，而且透彻到什么地步呢，他的回答就是我心里想说的话。经过这个讨论，我发现社会的舆论走向究竟还是取决于民意，而不是取决于所谓的专家学者。我从来没有对社会大众给予过如此高的评价，但这次社会大众所展现出来的强劲的生命力，对社会不公正的呐喊，以及对强权压迫的反击，让我深有感触。所以，我真正了解了中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更有信心了。有的人说郎咸平不了解中国，他搞错了。了解中国不一定要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而是必须对中国做研究。
人物周刊：网友这种一面倒的支持蕴含了什么？
郎咸平：我必须绝对强调一点，我个人的魅力是非常小的。决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了不起的贡献，而是社会的不满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爆发的热度。用经济活动中一种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保姆理论”，就能够触动每一个人的心弦，让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出自己的判断。说真的，我心里没有任何喜悦的感觉，我反而感到我的贡献可能被夸大了。我只是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正确的时候，说了一些话，一些让人比较触动的话，然后让这个社会产生很大的反思，仅此而已。
人物周刊：整个争论从头到尾，你有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观点，有没有反思过？
郎咸平：不可能有改变，不可能有反思，这是我几十年学术的积累，做出的结果，怎么会有反思呢？我将来一定会继续坚持我的理念，这不是一个想法。学术观点无所谓对与错，不同环境之下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我的观点在美国是不适应的，那在美国就不正确了？思想的问题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适不适应时代的问题。我认为我这个想法目前是最适应中国的，至于正不正确不是我所考虑的。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是坚持认为，你的观点不能成为主流，那是国家的悲哀？
郎咸平：对。你觉得呢？
人物周刊：那么多学者站出来反对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郎咸平：坦白讲，我不太清楚。我不是局内人，媒体做过很多揣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宁愿把它当成学术讨论好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不发言的原因。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学术上反对我，是在意识形态上、从动机上反对我，不是学术讨论的范围。
人物周刊：看到这么多反对者的批评，你心里怎么想？
郎咸平：坦白讲我还是比较尊重他们的发言，这是我的心里话。我如果不尊重的话，早就泼妇骂街了。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环境，而且有不同的利益团体，这点我没有资格批评。第一眼看到他们批评的时候，我有点吃惊，很突然。但马上开始虚心接受。我如果不接受的话，这么长时间我不会毫不动怒，毕竟我是个凡人。
职业经理人制度是突破
按照我的思路来做，国企的效率在正确指导思想下绝对不比民企差
人物周刊：郎教授，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你认为到底哪里错了？
郎咸平：一个政府，经济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企业政治结构，要看这个国家的民族性，看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英国的产权改革，大家都没有完全搞懂。英国的产权改革有三大定律。第一定律，产权结构不变，绝对是国有股，在这种情况下，招聘职业经理人来做，当然行政命令是退出的，做得不好，下课，换人；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