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都是国有企业，这个问题不用谈了，没什么太大意义。
我跟你讲，我的研究，是在全世界最顶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的，我的观点都是发表过的，（反问记者）你说这不够严谨吗，这还需要回答吗？
学术的科学性、严谨性、逻辑性、实证性是不容挑战的！不容置疑的！是全世界创造的标准，不是我郎咸平创造的标准。根据这些标准我发表论文，发表案例，如果你有不同意见，你先到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再回来谈问题。做不到那一步，就别讲这一步。
记者：大家认为你最大的价值是提出了问题，你同意吗？
郎咸平：我同意，但是我的价值多少是由别人来评价。记者：您刚才说你压力更大，更努力，那你有没有想你下一步怎么做？未来有些什么想法？
郎咸平：（笑）没有。做案例，发表学术论文啦，做你们媒体认为很无聊的事情啦。
（严肃）我的梦想就是坚持自己的学术信仰，经过这一次事件后，我认为自己可以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产权改革这个小事例可以看出来，中国应该走新法治化的道路。我理想中的中国，应该是在法治化的规范下，建立一套规范的游戏规则，让每一个经济个体能在法治化游戏规则的规范下运作，而不会侵害他人的利益。但是法治化的建设必须以百姓利益为前提，否则必然失败。
而政府的功能在没有建立法治化之前提早退出，那会带给整个国家无穷的祸害。所以中国的未来发展，第一步要以新法治化为阶段性目标。
發表於 2006/12/09 11：23 PM
2006/12/09
我始终在坚守自己的学术信仰
作者： 郎咸平
自8月以来，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联席教授的郎咸平对几家内地榜样公司提出的质疑，在网民的高声呼应和经济学家的激烈对峙中，最终上升到对整个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这位多年任教美国和香港的海外学者，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喝彩甚至欢呼，却被另一些在国内声名赫赫的著名经济学家斥为一知半解的学痞、闯进玻璃店的公牛，甚至爱作秀的戏子。他让一些人发抖了，但他依旧认为，自己是在坚守自己的学术信仰。
很多人问我怎么看待我所引起的这场有关国资改革的争论。事实上，没有什么特殊、神秘的。我从在美国开始研究的课题就是公司治理，而公司治理本身追求的就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股民的利益，放大了说就是维护全民利益。这在美国很正常，但我没想到的是，在中国这却显得并不正常。
中国现在没有建立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游戏规则，流行的是股市圈钱和产权改革中的国资流失与掠夺，这都是违反公司治理的本意的。我做的案例和我的评论，不过是在用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案例，阐述我所学和我所信仰的经济理论。我坚信，经济学理论是为经济社会生活服务的，我所研究的以维护投资者权益为宗旨的公司治理问题，本身体现的是以民为本的思想，而只有追求这样的以民为本、和谐互动，中国的改革和中国社会才能良性地发展下去。我希望国家富强，而国家富强，必须实现以民为本的目标。
我做的案例和言论发表之后，所引起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有很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但所有的弱势群体和一部分学者、公众媒体都支持我，这让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会继续坚持下去。我是不会改变的，这很简单，还不只是违背良心的问题，而是我不能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我个人有很强的意志力，我信仰一个东西，我就必须走下去。我不过是在坚持我的学术信仰，做一个学者该做的事情。这本身不仅是我的梦想，也是我每天都在做的事。
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批评我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认为我对格林柯尔、海尔等企业的评论不是在学术平台上做研究。这是很滑稽的，我的学术成就可以以在被《金融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期刊》等国际最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为证，不仅他们自己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地方发表过论文，而且我的文章很多他们连看都看不懂。事实上，他们并不理解什么是学术。在国际上，学术研究讲究的是科学的假设，科学的逻辑，科学的研究，科学的论证，最后得出科学的结论，这是学术的方法论，中间有大量的数据、统计方法与推导。但这样的语词和方法论很少有人看得懂，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案例那样，需要用案例把这个学术逻辑写出来，让社会传播。一个真正的学者，不仅要能发表艰深的学术论文，而且应该能把自己论文中的学术观点讲给社会大众听懂。因为虽然方法论不容易懂，但逻辑是一样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需要用案例故事来表达。
我学的是财务，按照证券市场的规则，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是要全部如实披露的，因此，财务专家就能够根据这些数据做出结论，至于数据是否可靠也是我们做财务学研究的人必须首先查核的。商学院里有很多学科，比如物流、组织、行销等学科，确实需要到企业跟企业谈，但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特性，财务学科完全可以根据财务数据对企业的行为做出自己的判断。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国是以权力建立了齐头平等，限制了民众的创造力。改革开放却是完全解放了民众的创造力，彻底的打破了齐头的平等。民众可以在几乎没有法治框架下随意追求财富。但是由于规范游戏规则的法治结构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个人在追求财富的同时必然会侵害到他人的利益，而最后的结果就是新的权贵阶级产生，贫富更加悬殊，造成社会的动荡。例如中国的股市与产权改革就是最好的例子，上市公司可以无所顾忌的圈钱而无严刑峻法的惩处，而国企老总也可以不顾全体员工多年辛苦所创造的基业，在MBO“法律缺位下合法”大旗下侵吞全体老百姓的资产，贱价买断工龄。
我当然不主张以权力建立齐头的平等，我也反对现行法治缺位下的企业家侵害他人的追求财富行为。我理想中的中国是在法治化的规范下，建立一套规范的游戏规则，让每一个经济个体能在法治化游戏规则的规范下运作，而不会侵害他人利益。但是法治化的建设必须以百姓利益为前提，否则必然失败。法治化的建设不能离开政府行为，世界上各国法治化的建设绝无可能脱离政府的行为。例如19世纪法国拿破仑所建立的第一套大陆法系法典，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第二套大陆法系法典，美国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以及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这些法案对不规范行为的严厉制裁以及对社会大众的保护在世界上都可说是无与伦比，但这些法案的形成必然依靠强势政府的推动。只有在法治化建设完成后，稳定的中产阶级才能形成，而政府的功能才能缩减。目前国内专家学者呼吁限制政府权力是一个错误的跳跃性思维，在法治化还未完成之前，政府的退出将会给老百姓带来可怕的劫难。最好的例子就是菲律宾。该国引进了美国的民主选举、议会、宪法、民营经济，但是没有引进美国严刑峻法的法治，结果就是官商勾结席卷全国财富。这也是为何我主张强势大政府的基本原因。我鼓励这届政府以民为本的思维，但是以民为本的法治化建设才是施政的重点，只有建立一套以民为本的法治化游戏规则，才能建立稳定的中产阶级以及藏富于民的社会，而其后才能再谈政府职能的缩减。
我的梦想就是坚持自己的学术信仰，并用自己的所学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有所帮助。经过这一次事件后，我认为自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事实上，我批评企业的一些行为，也是希望对中国的企业有所帮助。企业都是逐利的，他们要成功，必须遵守经济规律。我批评德隆，是因为我认为它违反了规律，你要多元化，必须行业互补、保持现金流稳定，如果遵守这些规律，就不会崩盘，而是有可能像中信泰富、李嘉诚那样走向成功。
我希望通过我的学术研究和对学术成果的案例化、通俗化阐述，由理论参与现实，能够把这些规律性的东西在中国推广出去。
｜ 2004年12月02日｜ 商务周刊
發表於 2006/12/09 11：24 PM
2006/12/09
郎咸平：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
8月29日，刚刚在北京开过“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的郎咸平回到香港，接受了本报特派记者姜英爽的专访。
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
“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记者（以下简称记）：郎教授，我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这些天您成了记者追逐的目标，那您在行内人士那里听到的是赞扬的声音多呢，还是反对的声音多？
郎咸平（以下简称郎）：基本上是反对的人多，不管是企业界的人士还是经济界的学者。而且这些反对是一波波来的，非常有秩序的反对，不是大家都一齐跳出来反对，而是两三天就有一个人来反对我。而且这些反对是从一些很小的人物，从我没有听过名字的学者开始，到了张维迎这样的富有声望的经济学家也来反对，所有反对的内容都出奇一致，都是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状况是好的，现在走的道路是不得已的选择。
记：这个反对的浪潮在你意料之中吗？
郎：我早就准备好了。
记：你觉得他们反对你，是不是证明你说的某些话有偏激的嫌疑呢？
郎：我同样早就准备好了为我所说过的话负责。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反对我，但是我知道我自己说的是对的。这2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使命感，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记：你所指的成功是什么呢？
郎：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改革方向。比如说，我们以前以为生产资料属于国有，就是国家的，但是这是错的，是属于你的，属于你和我的财富。如果这些生产资料赚了钱，我们国库充裕了，我们完全可以不用交税了，可以给我们修路建桥。我承认，这些是没有效率的，但是，没有效率是因为过去一些政策的错误，而不是我们的国有体制有什么问题。
记：你并不否定国有体制本身，只是认为在实现它的时候出现了某些偏差。
郎：没错。我们想想看，因为它效率差，就把它全盘否定，国退民进了，整个国有资产转成私有体制了，是不是我们又倒退了呢？而且这些人生产资料的取得又有两大特性，一个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中国的法律是不健全的，法律的规定是非常不详尽的，而且我们是大陆法系国家，跟英美法系国家又是不一样的，英美法系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