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临请老人骑上他的马，并同老人一起奔赴那位满洲官员的住宅。官员懒得理会，打发他的老婆出来应付。这女人当然也不可能知道眼前的人就是皇帝，耍惯了威风的官太太毫不客气地给了福临一顿臭骂，不但吆喝着叫他滚开，还拿出一根棍子舞动着威吓他。正在此时，护从和侍卫们赶来了，愤怒之极的福临很简短地解决了这场官司：皇帝命他的卫士们把那位官吏和他的家人就地斩首示众，官吏的全部财产都赐给了劈木柴的老人，皇帝还亲口封老人为一村之长。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京师，传遍了天下，老百姓无不称道皇帝的严明公正。而满洲官吏们的心情就大不一样了。对这严明公正，他们大多是又恨又怕的。皇帝的权威在上，他们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福临的禁圈地、宽逃人法的一系列措施，实实在在是直接损害了八旗军民的利益。因为土地奴隶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是他们祖祖辈辈在战场上流血拼命才得来的。进入中原以后，生活基本安定，环境相对和平，满洲人家大多人口增加，入不敷出，加上不善经营管理和频繁的水旱灾害，很多八旗人家渐渐贫困。要求增加圈地、增加奴仆，自然是他们寻求的重要出路。皇帝的禁令，却把他们的这条出路堵死了，他们怎么能不怨声载道呢？
满洲亲贵、八旗军民，虽然在全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但他们是福临维持清王朝统治的基础和依靠；福临的那些缓和民族矛盾、缓和阶级矛盾的改革虽然能得到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欢迎和拥戴，但他们毕竟是新被征服的、心怀异端的被统治者。福临须在两者之间小心地进行变革，维持平衡，才能保持大局的稳定和人心的稳定。可是福临的性格决定了他做不到这个。
福临的变革太快、太急也太猛烈了，他脱离开他的基础，朝前跑得太远，远得连他的母亲都追不上他了。皇太后以她政治家的眼光，看得出儿子新政的必要，对儿子的改革是支持的。但她也看到改革步子太大引起的负面影响和潜藏的危险，不时地对儿子提醒和劝告。可固执己见的福临不会轻易听从任何违逆他心意的意见。皇太后只好用另外的办法去减轻儿子的压力。自顺治亲政以后，皇太后屡屡以她和皇帝的名义，发下宫中的节省钱两赈济八旗穷困之家，有时数万两，有时十数万两，有时还发给粮米布匹棉花等物，用这些恩惠去平息满洲八旗的怨恨。
当云贵收复、统一大业成就的时候，原来被一致对外的原则掩盖和压制着的满洲内部矛盾，必然会趋于激烈。这当口，偏偏又在己亥之秋起了那样一场风波！
在此之前，无论怎样对皇上不满，总还是慑于天子的威严，对顺治帝的龙章凤姿、神智天授深信不疑，大都不敢出格，不敢冒犯，更不敢公然唱反调。
但是，“御驾亲征”的那场风波中，福临表现得时而卑怯懦弱，时而刚愎暴戾，喜怒无常到了愚蠢的程度，把朝廷上下、京城内外折腾个底儿朝天，不仅没有人君的仪态风度，就算普通人，也是个有毛病的。这一下子，福临自己就把天授神与的天子的神圣外衣撕碎了，满洲亲贵、八旗军民对他的不信任感顿时上升，一直压在心头的不满顿时找到了喷发的罅隙，贵族与皇帝间的矛盾空前尖锐和激烈！福临的汉化政策渐渐受到公开的非议，福临的一些变革措施开始受到阻碍和抵制，福临的治国平天下的事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己亥之秋（7）
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正月初二日，元旦方过，皇上竟引咎自责，下谕礼部说：“十七年来，民生尚未尽遂；贪吏尚未尽改；积习相仍，未臻丕变。且滇黔虽入版图，而伏莽未靖，征调犹繁；焦思竭虑，治效未孚，负上天之简畀，愧祖宗之寄托；虚皇太后教育之恩，孤四海万民之望。非朕未尝励精求治，实由凉德所致。反复循省，罔敢即安，兹欲引咎自责，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布告中外。”
在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祭告了天地、太庙社稷之后，福临又颁诏大赦，并命今后元旦、冬至、寿节时各地庆贺表章，皇太后前照常恭进，“朕前表章暂行停止”，意思是皇帝没当好，不配接受表章的庆贺。
这自然是为了平息朝廷上下的不满而作出的姿态，压力之大可以想见。
福临虽然在自责词中把自己痛骂一顿，又是辜负上天祖宗，又是愧对皇太后和万民，但他声明自己确实是焦思竭虑地励精求治的，那么治效未孚的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负呢？只用凉德二字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
答案很快就有了。福临不肯对保守的亲贵势力低头。
引咎自责的第二个月，二月初三，福临下令甄别朝廷内外官员！用意再清楚不过：我这当皇帝的都已经引咎自责了，你们这些臣下也该查查责任了！
这次甄别规模很大，在京官员，大学士、六部尚书首先自陈功过、称职与否，三品以上开列职名由皇帝甄别，四品以下同各省总督巡抚一样，由吏部与都察院详加察议甄别具奏。这次甄别是分满汉两拨进行的，福临尤其把甄别的目标指向了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尤其是高级满官。因为实际上福临认为治效未孚的责任就在他们身上。
可惜雷声大，雨点小，种种阻力和干扰使甄别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大多数高级满官都获得留任和照旧供职的待遇。福临的最后一次努力又落空了。
福临自幼就对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怀有深切的同情，连崇祯帝的书法手迹他都十分赞赏，奉为珍品，并不止一次地黯然叹息说：“如此明君，身婴巨祸，令人酸楚不已……”
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的时候，福临就下令在崇祯帝陵前立碑，当时他说：“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卒致寇乱，身殉社稷。若不亟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那是在为崇祯帝抱不平。
到了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立碑之时，碑文里不仅概括了崇祯朝的失政，而且进一步说：立碑的目的，是要使后世读明史者“咸知崇祯帝之失天下，非失德之故，总由人臣谋国不忠所致。使后世为人臣者，悚然知所戒。”
大清入主中原的第一位天子顺治帝福临，在大明亡国的末代之君崇祯帝朱由检那里，找到了相通的感觉，经历了一样的信念破灭的可怕的梦。
顺治帝不但为崇祯修缮了陵墓，添设了守陵的陵户，立了石碑，还遣官致祭，并谥为庄烈愍皇帝，并在顺治十六年底，冒着严冬的寒冷，亲自到崇祯墓前酹酒。福临凄然酹酒三爵之后，仍在这位亡国皇帝的墓前徘徊不去，突然他控制不住自己，拍着崇祯帝的墓碑喊叫道：
“大哥！大哥！朕与你都是有君无臣啊！”
说话间，泪如雨下。
这是发自心灵深处的惨烈呼叫，它仿佛穿透了三个半世纪的岁月风云烟尘，直扑我们耳际，让我们为他——一个壮志难酬、理想破灭、精神支柱摇摇欲倒的年轻人所发出的最后一声呐喊所深深震撼！
福临走了（1）
雪上加霜，正当福临在政治上逆风强劲、举步维艰的时候，他的另一根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摇摇欲坠——他心爱的董鄂妃病危了！
为了挽救他的皇贵妃的生命，福临使用了他能够使用的一切手段：
顺治帝宣诏天下，征求各地名医来京师为皇贵妃调治；
顺治帝派内外大臣，广祀百神，为皇贵妃祈祷；
顺治帝大赦天下十恶以外的罪犯，为皇贵妃乞福。
然而，皇贵妃的病体日渐沉重，毫无起色。
于是，福临亲自往素有灵验之名的西山碧云寺去为皇贵妃祈寿，在这之前，他只为他的母亲皇太后做过同样的事情。
就在远离京城皇宫的西山，福临得到皇贵妃病危的急报，拼命赶回大内，却在董鄂妃居住的承乾宫先遇到他的母亲，皇太后含泪对他说：
“皇儿，你来晚了！她已经去了……”
福临陡然受到致命的一击，一口气上不来，顿时昏了过去！
皇太后了解自己的儿子，知道这是急痛攻心所致，也料到他醒来后必定有一番大闹，因而预先作了准备。但即使是她，也没料到福临会闹到后来的那种程度，简直要把所有的人都逼疯了。
他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冷静从容地走到董鄂妃的遗体边，拔刀自刎！幸而被皇太后安排好的太监宫女们抱住，夺走了刀。自刎被拦，竟激起了他的暴怒，他疯狂了似的挣脱开众人的纠缠，大喊大叫着“我不活了！我就是不想活了！”又猛力地低头撞向墙壁！众人一窝蜂地拥上去阻拦，裹着福临一起摔倒在地。
后来的两天两夜里，福临都这么不管不顾地寻死觅活，二十四名强壮的宫女太监昼夜看守着他，防止他再行自杀。一切可能造成伤害的东西，诸如小刀、棍棒、重物乃至花瓶、洋钟，全都收了起来，使皇上无隙可乘。
太医院的几剂安神定魂的凉药起了作用，但是更有效的还是皇太后那慈爱的充满理性的谆谆教导。她还在适当的时机，对福临说起了董鄂妃的临终遗言和嘱托。
董鄂妃说：“妾妃将去，此乃定数，亦无所苦。惟独不及酬答皇太后与皇上恩情于万一。太后年将半百，素性慈爱，必为妾妃伤悼至深，妾妃就是死也不能心安啊！”董鄂妃孝养皇太后，至死念念于怀，福临身为皇太后亲子，难道不替母亲着想？
董鄂妃说：“今日儿殁，自是天命，万望皇上自珍自爱，以祖宗大业为重，以社稷万民为重，不必伤悼，无须过恸，千万节哀。”董鄂妃这样识大体顾大局，福临怎能以一己之爱而遽忘祖业？
董鄂妃临终还嘱咐装殓不要华美，棺椁灵柩莫用诸珍丽物，丧礼不可虚靡耗费，以所遗用于施舍贫乏和奉佛诵经，并请皇上矜恤秋决诸死囚罪犯。
在药物、母爱、温情和去世爱妃遗愿的综合作用下，在闹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之后，福临终于安静下来，跌入昏昏的沉睡。
也许福临可以清醒，可以转入正常了吧？
皇太后又得面对一个棘手的局面：福临竟当着皇后和诸妃嫔的面，向母后提出要求：要以皇后之礼为董鄂妃发丧！
皇太后怎么能答应呢？她说：“这是没有先例的事啊！皇后明明在，董鄂妃明明是皇贵妃，要待以皇后之礼，这是违背国家和宫廷体制的，朝中诸臣必有异辞，纷争不下，何苦来呢？”
福临惨然道：“儿今万念俱灰，母后若不准儿所请，儿情愿削发披缁入山学佛，从此不与人间之事！”
不料皇后却出来为皇帝说话：“皇贵妃侍奉皇上五年，贤孝和顺，实在能代儿妇之职，儿妇本有心以皇后之位相让，不想她竟仙逝。如今以皇后之礼为她发丧，实在与儿妇初衷相合。
朝中诸臣若有异议，可以儿妇本意晓谕众人，这样，就是后世史臣，也不能将此举议为皇帝之过失了。”
皇太后当此情景，还能不答应吗？
于是，第二天皇帝就降谕礼部说：“奉皇太后懿旨：‘皇贵妃董鄂氏孝敬性成，淑仪素著，才德兼备，足毗内政。今忽尔薨逝，余心甚为轸惜，应追封为皇后，以示宠褒。’朕谨遵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