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见了李鸿章吗？
八十三岁的老国民党桂崇基，在六月一日的《传记文学》写了一篇《中山先生见李鸿
章》，原文如下：
中山先生上李鸿章书，世人固多知之。他是否见过李鸿章，则因缺乏资料，难以臆断。
据唐绍仪言，一次，他返回香港，曾晤中山先生，见其器字轩昂，其时不过二十许人，即怀
有大志，便断言其必将为大器。中山先生出示其所拟上李鸿章书，并请唐设法介绍见李鸿章
。时唐在高丽袁世凯幕府任事，对于北洋有关人物多直接或间接认识，便代为介绍天津海关
候补道徐秋畦。中山先生去天津，由徐秋畦向李鸿章为之先容。届期，徐秋畦陪中山先生往
见。李鸿章见中山先生即问你叫什么名字？中山先生答孙文，其时中山先生发音犹带浓重广
东音，把文字念门音。李鸿章一听，便说，你官话都不会讲，怎能做官？
未及二三语，即端茶，差官乃高呼送客。徐秋畦乃拉中山先生一同起身告辞。行至二门
，中山先生便在庭中大骂李鸿章是官僚。徐秋畦见状大为恐慌，直冒冷汗。未久，唐绍仪来
天津，徐秋畦告其与中山先生谒见李鸿章经过，并言以后你不要再请我介绍任何人晋见李中
堂了！
看了这篇文字，我忍不住要对自己说：“国民党又造假历史了，我非拆穿它不可！”下
面就是我这违章历史拆除大队的一次成绩。
唐绍仪见了孙中山吗？
桂崇基是江西贵溪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一九二五年回国任教广东大学（中山大
学前身），后任考选委员、国大代表。来台后任东吴大学校长。他因为在国民党内斗中，很
早就给斗下来，所以早就过气了。不料他不甘寂寞，写《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等书之
不足，又来这么一段历史，有历史训练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它是捏造的，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一核对唐绍仪和孙中山的生平，便明白了。
唐绍仪，广东香山（中山）人，一八五九年生，一八七四年清廷派出幼童赴美留学生，
他是其中之一，毕业于那鲁大学。
光绪初年回国。一八八四年，由北洋派驻朝鲜帮办税务，得到袁世凯赏识。一八九五年
，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一八九九年四月，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他随同赴任；十一月，袁
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他又随同赴任。后来历任奉天巡抚、邮传部大政府内阁总理，后来历任
外交总长等职务，。他虽跟孙中山关系不错，但孙中山死后，不容于国民党南京党中央。一
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国民党以他会被日本人利用做借民派特务以利斧把他劈死在上海，死
时八十岁。
照桂崇基所说，唐绍仪在香港见到“二十许人”的孙中山，孙中山“出示其所拟上李鸿
章书”，但按此书写作年代，该是一八九四年，这年唐绍仪正在北方追随袁世凯，跑到香港
去见比他小七岁的孙中山（孙中山那年二十九岁），已极可疑，因为当时孙中山无籍籍之名
，唐绍仪“返回香港”去见他，又所为何来呢？
何况，既说唐绍仪“返回香港”见孙中山，则孙中山本人，必须人在香港，才有见到的
可能，无奈这年孙中山根本不在香港，他人在广州做医生，并且二月起就“以医务委之于尹
文楷，自偕陆皓东自湖南循长江东下，抵上海”（（国父年谱初稿》）
了，纵使唐绍仪“返回香港”，也见不到孙中山啊！
陈少白回忆
一八八二年，孙中山十七岁时候就结交了陈少白等，被呼为“四大寇”。陈少白后来在
《兴中会革命史要》里，曾有这样的追忆：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广州，忽然药房里有信来，说：“孙先生失踪了，药房中开销
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我接到信，就到广州去，替他维持店务。等了多天，一
点消息都没有，心里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来了，手里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东
西，他见了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问他：“你跑到什么地方去的？”
他说：“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开手里的一卷纸给我，我拿起来一看，里面乃
是一篇上李鸿章书，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里关起门来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
改修改，我就随便修改一下，以后，他对于药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这封信上给李
鸿章。我没有办法，就让他去，同时我就替他把两间药房收拾起来，交回那些出过股本的人。
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观应（字陶斋），托他
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号紫铨，别号天南遁
臾），王韬曾到过香港助英国牧师沥博士（Dr。Legge）翻译四书五经，沥博士回英国也请王
韬同去，在英国住了几年，后来回到香港，为《循环日报》主笔。再回上海来，声名很盛，
笔底对于世界知识，也很充分，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
见如故，就把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这时候，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到天津，
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或者可以见李鸿章，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
津去见老夫子。那时候，刚刚中日大战，打得很厉害，李鸿章至庐台督师，军书旁午，老夫
子把孙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来李鸿章
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先生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地回到上海，
陶斋看见了，就替他想方法到江海关去领了一张护照，请他出国去设法，孙先生也就乘轮到
檀香山去了。
孙先生所以耍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
，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岂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
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大约在是
年（甲午）八九月之间，就正式成立兴中会。
由于陈少白是孙中山的老友，他的回忆，最值得重视。当然他的回忆也须加以考订。例
如他说郑观应与孙中山的关系，就太疏略了，此事牵涉到上李鸿章书的内容，不可不先弄清
楚。
郑观应影响孙中山
郑观应（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应，字陶斋，广东香山人。他生于鸦片战争时
代，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在成年以后，为了救国，放弃科举，改行从商，努力学习西方语
文，了解西方富强之道。
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他做过不少有关富强的文字。一八六二年
，他出版《救时揭要》，后来三十年间，陆续增订，最后成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书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为《富国》、五至七卷为《开源》、八至十一
卷为《强兵》、十二至十四卷为《节流》，共一百零二篇。有某些篇后还附有英、法、德、
俄等国有关资料和张之洞、薛福成等人有关文章。
一八九二年，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
、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木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
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
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
、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这些议论，自然是两年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
的张本。孙中山是郑观应的老乡，也是朋友。郑观应影响孙中山，自不待言了。
国民党捏造历史
现在再回看陈少白的追忆，便知道上李鸿章书，乃是孙中山完稿在上海见过郑观应之后
，不但不成于广州，更不成于香港了。既然这样，又何来桂崇基所说的孙中山在香港向唐绍
仪出示上李鸿章书呢？
至于桂崇基说孙中山因唐绍仪之介，得识徐秋畦的事，也不能成立。据《国父年谱初
稿》，一八九四年六月，孙中山“偕陆皓东至天津，上书李鸿章”，“先生在沪遇香山同乡
郑官应，由其函托王韬介绍于李鸿章幕僚罗丰禄。迫先生偕皓东抵天津后，先访罗，又得徐
秋畦为先容，求介见鸿章，先以书进。”则徐秋畦和孙中山的搭线，是罗丰禄而非唐绍仪。
徐秋畦是李鸿章的幕僚，陈少白回忆中的“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该是指他。桂崇基说徐
秋畦带孙中山见李鸿章的一些细节，虽然有趣，但是非常可疑。原因无他，以李鸿章的忙、
李鸿章的大架子，他是根本不会见孙中山的！
但是，若说李鸿章根本不会见孙中山，这对国民党的附会之徒说来，是认为脸上无光的
，所以，他们就开始捏造历史。
胡去非在《孙中山先生传》（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里，曾集这种捏造之
大成，胡去非说：
至北京时，冒险谒李鸿章，密陈北京政府之横暴腐败，革命之不可缓，议论雄快。李谢
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断不能大有为，幸君
努力为之，中国前途，唯君等是赖，余必为君后援”云云（见时事新报馆编《中国革命记革
命党小传》）。
吴稚晖编年系“别传”云，中日交战前，先生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
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懋辞。此为癸巳二十八岁以前之历史，
即自传所谓“十年如一日”也。
到台湾后又大造特造
胡去非本人后来也不信这些捏造，他在《总理事略》（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版）中，就有“先生见李鸿章不遂”
的更正。但是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却把这一捏造，花样翻新起来。首先是一九六五年十
一月十一日《新生报》登出《中央社特稿》－《万世风范的国父》，其中说：“在国父演讲
时曾担任过记录的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梁寒操，讲了八个有关国父生前的小故事，来纪念国
父百年诞辰。”梁寒操讲的第一个故事是：
国父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出来行医，有一次他满怀爱国报国的热忱，上书李鸿章，
并由唐绍仪陪同，去见李鸿章。当时李鸿章还没有看完国父所上的书、就老气横秋地对国父
说：“天下大事困难重重，不是你们年轻人所能够了解的。”国父辞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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