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日星期五那天，他于上午十点三十分离开赫骨旅馆，雇了一个一0八五0号四轮马
车装行李，坐到葛兰旅店街八号，将行李运入，该人亦进去。
他在该处到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才出来，步行列牛津街（Oxford street），看看商店
的玻璃窗子，于是走进上霍尔庞（High Holborn）一一九号（文具店），再进加快食堂
（Express Dairy Co。），吃了中饭，于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回到葛兰旅店街八号。
下午六，点四十五分他再出来，走到霍尔庞的一个饭馆里停留了三刻钟，再回到葛兰旅
店街八号的时候，已经八点三十分钟，就不再看见他了。
以后每天都有人监视他，但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此人常在主要的街道上散步，
四周顾望。他不在家里吃饭，到各种饭馆去吃。
提起你电报里所说的一层，我们可以说在监视期间，他不曾见过什么中国人。在利物浦
听说有几个在“Majestic”和他同船的人，答应到伦敦来看他。
讲到照相这个问题，我们恐怕非等到天气好些，不能办到。
无论如何，我们对于这点总是尽力注意。
你忠实的司赖特侦探社（签名）〔注十
三〕可见孙中山的一举一动，都已在清廷中国使馆的雇人窥视之中。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
居然还“洋装，改姓陈”，跑到使馆中去，钦命要犯上了门，不惹出麻烦来，又岂可得乎？
“不得不如此立论耳！”
既然是孙中山自己进入使馆的，孙中山为什么要在《伦敦被难记》里说与真相不符的话
呢？这个答案，孙中山“四大寇”
老友之一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里道出了原委。陈少白说：
当时孙先生怎样会被公使馆拘留起来呢？照孙先生自己做的伦敦蒙难记所说：是道遇公
使随员邓廷铿（号琴斋），自言是香山同乡，他乡遇故，就拉到邓家内谈天。原来他的家，
就是中国公使馆。以后先生又遇到好几次，未了一回，就被挟持登楼，禁诸室中。但是实际
，并不是这样一回事。当时孙先生对我说，他早已知道公使馆，他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
公使馆去宣传革命，后来公使馆的人疑惑起来，因为当时广州起义之事，传闻还盛，以为这
人或者就是孙逸仙，公使随员邓廷铿因为是同乡，就试出他的确是孙逸仙，于是孙先生就被
他们拘禁起来了。
孙中山另一位老同志邓慕韩在《孙中山先生传记》里也说：
按先生伦敦使馆被难有二说：一为使馆计诱，即先生自著《伦敦被难记》所述；一为先
生自进，即先生事后对人所言。……以情理论，应取自进说，缘诱先生为邓廷铿，时不过为
一使馆微员，途遇一乡人，安知即为先生？即知之，于仓卒间安敢行此非常手段。必须奉准
公使，详商办法，然后进行。须历若干时间，方能办到，断无即遇即禁如此之速。《伦敦被
难记》所云计诱者，盖著是书时，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满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论耳。夫明
知使馆尚敢进去，益见先生革命之勇敢精神。特将采录理由，附识于此，以释群疑。
孙中山另一位老同志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一集中也说：
中山每日造康寓叙谈，因于途上与使馆随员邓琴斋邂返，邓与中山为旧识，他乡遇故，
颇与往还。邓之友人亦以乡谊之故，渐相结识，但不知为孙文耳。九月初五（阳历十月十一
日）中山偶过使馆门外，遇同乡数人子道，各以粤语问讯，并邀中山入室，略叙乡谊。中山
从之，入门后，即被二人挟持登搂，禁诸室中。
可见孙中山早就知道他自动去的地方是哪里，他写《伦敦被难记》故意说不知是使馆，
并说自己在入门前被挟持，目的是“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满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论耳”！
由此可见，《伦敦被难记》的写作，是当时政治宣传品，政治宣传品的目的是政治宣传
，不能算是信史，用信史眼光去看，就未免太不了解政治人物了、就未免太天真了（梁启超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自承：“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
，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
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戊戌政变记》在当时也是政治宣传品，不能算是信史）〔注十四〕。
孙中山写悔过书
孙中山在使馆被禁后次年，他在《伦敦被难记》中回忆：
马凯尼君临去时，即阖予室之门，并下键焉；自是予遂幽禁矣。未几，闻门外有匠人施
斧凿之声，则于原键外更增一键也。且特遣中西人各一监守门外，有时或于二监者之外更添
一人。当最初之二十四小时内，其中国监守二人，时或入室与予相语。其于被禁之原因，虽
无一语宣泄，予亦不之问。然曾告予以顷者相见之老人即马大爷，予审为马凯尼也。大爷者
官场通俗之尊称，犹当时驻英公使龚某之称龚大人也。使臣与外人酬酢不用真名，遂使外国
人称之曰大人。时不知英政府公牍上之往还，亦称龚大人否耳。中国官场及外交礼节，往往
有以一字之微，而易尊重为侮慢者。西人之于中国文学风俗未经弹心研究者，实难明了。故
彼外交官辄喜于晋接之间，以言语文字愚弄外国人，偶或占胜，即洋洋然自得曰：“洋鬼子
被屈于我矣。”其可笑一至于此。
予被禁后数小时，忽有一监守者入，谓率马凯尼君之命，搜检予身，因探取予钥匙、铅
笔、小刀等物；然幸予另有一衣袋，中藏钞票数纸，未被检取，故彼所挈以去者，仅无重大
关系之文件数纸而已。监守者复询予需何饮食，予仅令取牛乳少许而已。
他又说：
被禁之第四日晨，有一自称唐先生者来视予，彼盖诱予入使馆之人也。唐先生就座，做
然曰：“前日之强君至此，乃公事公办，义不容辞，今日之来，则所以尽一己之私情。我意
君不如直认为孙文，讳亦无益。（李敖按：前引《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已向“一须发俱白
之老人’、承认自己是孙文，“唐先生”又何能再出此言？）盖此间均已定夺一切，且君在
中国卓有声望，皇上及总理衙门均稔知汝之为人，君姓名已震铄环球，即死亦可以无憾。总
之，君在此间实生死所关，君知之乎？”
予曰：“不然，此间为英国辖境，非中国之属地，公等将何以处余？按诸国际交犯之例
，公等必先将拘予之事闻子英政府，予意英政府必不能任公等随意处置也。”
唐答曰：“吾挤不愿更与英政府为正式之授受，今已事事停妥，轮舟亦已雇定，届时当
箝君口，束君肢体，畀赴舟上，而置于严密之所。及轮抵香港，当有中国炮舰泊于港口之外
，即以君移交彼舰，载往广州，听官吏鞠审，并明正典刑。”
予曰：“公等此举，未免草率过甚。盖予在舟中，或得乘机与在舟英人通消息也。”唐
微笑曰：“否否，君虽万能，亦难出此。盖君登舟之后，即有人严密监视，与在此无异。苟
有可与外人通消息之处，吾等必先事杜绝，绝不便君有丝毫间隙可乘也。”予又曰：“舟中
员司未必与使馆沆瀣一气，其中安知无矜悯我而为我援应者？”
唐曰：“愚哉君也。是轮船公司乃马凯尼君所深识者，该公司人员自当遵马君之命而行
，绝不为吾辈梗。”
唐又续曰：“是轮船者，属于格来公司（Glean），本星期内未必启程（按：唐某与予
谈话之日为十月十四日即星期三），盖公使为经济起见，不欲专雇是船，因令其先载货物，
而行旅之费，则由使馆全认。这次星期，装载货物既竟，君亦须附载以行矣。”
予谓：“此等计划，欲见诸实行亦良难。”
唐曰：“此著如不果行，则予侨亦不妨戮汝于此．借免周折。盖此间即中国，凡使馆中
所为之事，绝非他人所能干涉者也。”
唐言已，又侃侃然举高丽某志士事为我劝慰，并资启迪。盖某志士自高丽出奔至本，被
其同国人诱赴上海，戕毙于英租界内，由华人将志士遗骸运往高丽，高丽政府戮尸示惩，而
其找毙志士之凶徒，则获重赏并擢高位焉。
唐口述时，手舞足蹈，意兴甚豪。盖彼以为此次捕予有功，将来中国政府亦必加以重赏
，赐以高位也。
予问曰：“予殊不解公等何残忍若是。”
唐曰：“皇上有命，凡能生致汝或取汝死命者，皇上均当加以不次之赏。”
予又进逼曰：“君须知高丽志士之案，即中日开衅之一国。今公等致予于此，或招起极
大之交涉，未可知也。
将来英政府对于使馆中人，不免要求中国政府全数惩治。
况君为粤人，吾党之在粤省者甚多，他日必出而为予复仇，岂第君之一身可虑，甚或累
及君之家族，其时君将追悔莫及矣。”
唐某闻子言，不觉色变，顿易其豪悍之口吻曰：“凡我所为，皆公使之命，我此来不过
为彼此私情计，俾君知前途之危险耳。”
是夜十二，久钟时，唐又至吾室，与我谈话。
予曰：“君如真为我友，则将何以援我？”
唐答曰：“此即我之所以来也，我当竭尽吾力，希望脱君于厄。吾今方令匠人密制二钥
，一可启此室之门．一可启使馆之前门，我之所以如此者，因掌钥者系公使之亲随，绝不肯
授我以钥也。”
余问以出险当在何时？唐答称：“必须俟诸次日即星期五（按：此时己在礼拜三夜十二
点钟以后，己为星期四，故所谓次日即星期五）。星期五清晨二点钟时，我或能乘隙而来，
援君出此罗网，未可知也。”
当唐辞出时，又告我星期五清晨必来相援，汝可预备云云。然唐去后，予仍取片纸，书
数语，俟星期四（即十月十五日）上午授于英仆，乞其密交康德黎先生。及下午，唐又来云
：“此纸已由英仆逞呈使馆，马凯尼君见之，即向我大肆垢詈，谓不应以使馆密谋告汝。是
在吾虽有援救之心，而汝此举实足破坏吾计划，未免自误。”
子乃问以尚有一线生机否？唐曰：“生机尚未尽绝，但君以后必须依我命而行，切勿再
误。”
唐乃劝我致书公使，求其相宵。吾从之，唐立命西仆柯尔取纸笔墨水至，吾请换中国文
具，因上书公使应用汉文，未便做西字也。
唐曰：“否。英文甚好，因此间大权均操子马凯尼之手，公使不过坐拥虚名而已。君之
此书，宜弄马凯尼也。”
予问书中宜如何写法？唐曰：“君必须极力表白，谓身系良民，并非乱党，只以华官诬
陷至被嫌疑，因亲到使馆，意在吁求昭雪云云。”
予即在唐某之前，照其授意书成一长函，搁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