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将孙文即日开释。”马参赞诺诺连声而退，急即回禀星使，不移时而外部总办及巡捕头
果皆戾止，索领孙文。马参赘遂将孙文放出，交该总办及巡捕头由后门坐车而去，盖避前门
聚观于众也。
是夜各报刻有孙文对答之辞，殊形荒谬，据谓邓刺史告以拟将其装入箱中运至船上，或
先行毒死解华戮尸，此盖该犯臆造，借以骇人听闻也。西国久无此等刑法，见此数语，益笑
中国于教化毫无。十八日，接总署发电，内称：
“雇船解粤甚是，需款六千余镑即令汇丰拨解”等因，惜其时孙文已为英廷索去，无可
挽回，当即据实电复。十九日．仙舟接短工洋仆查耳时来信，内言孙文起初几次着伊送信，
优给金钱，伊皆一律缴呈马格里爵参赞，未得分毫奖赏。嗣孙复许酬英金五百镑送一密信，
并嘱其事后离开使署，随孙度日。故伊甘冒不法，以洋信密报孙友坎特立及门森两英医。两
英医因即在外设法派人伺守，并报外部及巡捕房，各报闻于，遂亦附和做不平鸣，致贵署不
能不将孙文释放，曷胜怅怅。马爵参赞当时曾经恫吓，谓如有走漏风声者，当送官严办，余
是以照实供凡听候惩治云云。仙舟司马以此信示马参赞，马参赞允计可施，徒形愤愤。各报
议论纷如，痛斥马参赞及中国使署者又数日，而孙则致函日报，遍谢英廷、英报、英民，文
过饰非，倾动众听。英国议绅于不明事理者，且举以诘责政府，拟请勒令使馆不得再用马格
里，幸沙侯相顾全大体，片言解纷，星使又无所闻见，得以怡然养疴，更幸英外部允照星宪
照会中所请各节，移知香港总督，严查不法，以戢乱谋，而杜后患。即日由星宪咨报总署，
此案遂结。然传递密信于奸仆，以孙文所酬只有英金二十五镑，控诸刑司，又不得直，至今
迄不甘服。孙逆亦以港督悬有厉禁，不敢回华，以身试法，故辗转窜匿，澜迹东赢，而我中
国东南半壁，即借此得以滥安，则我星宪龚公于一纸公文，保全者诚大而远哉！粤民有知，
尚其铸像以记也可。时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嘉定吴宗濂追识于汉皋铁路局于牟隐庐。
孙中山下跪
根据以上这绝无仅有的历史记录里，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在孙中山和国民党御用史家
的一面之词之外，至少有这些翻案的大内幕：
一、清廷中国使馆扣留孙中山，是因为孙中山居然敢“改名陈载之”到使馆来，使馆”
即中国之地，彼既肆无忌惮，势不能不暂行扣留”。因此，事件是偶发的，不是设计的。孙
中山是自投罗网，中国使馆并没把他半推半就式地弄进来。
二、孙中山在使馆时，留下了重要的“口供”，就是“邓翻译与孙文问答节略”，透露
不为人知的内幕极多。孙中山进入使馆，原因是跑去问“有无广东同乡，特来拜见”，又”
以异地遇同乡，分外惬意”。他前来英国游历，但无法进入皇宫参观，想托使馆帮忙，“设
法令我一观其盛。”
三、“伦敦蒙难”的当天，孙中山且在使馆吃早餐，以便饭后一起到“海口”去“带见
”广东人、“探望粤商”．他完全没有警觉与防范。
四、早餐吃过后，孙中山与“马参赞”聊天，谈到他去见李鸿章，但“与罗稷臣相见，
据云中堂不愿见我，盖因改装剪辫之故”。可证国民党宣传孙中山见了李鸿章，是乱盖的。
胡去非在《孙中山先生传》中说孙中山“至北京时，冒险谒李鸿章，密陈北京政府之横暴腐
败，革命之不可缓，议论雄快。李谢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年七十有
九，精力既衰，断不能大有为，幸君努力为之，中国前途，唯君等是赖，余必为君后援’云
云（见时事新报馆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吴稚晖编年系‘别传’云，中日交战前
，先生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
。李以年耄辞”等等，都是鬼话。
五、孙中山自一楼上二楼上三楼，直到被关进加锁的房子，是逐层参观而上，都没有被
强迫情事。并且要他“安住此房，不做犯人看待，只不许出门，如要看书，均可取来”。
六、日夜看守孙中山的是“邓刺史（廷铿）、武弁车焕章、谢邦清、造炮学生宋芝田及
洋仆二名”。
七、第二天清早，邓廷铿陪孙中山早餐，孙中山说：“此地乃系英国，钦差在此，断难
致我之罪。”正因为他相信奈何不了他，所以他才敢来使馆，“否则我亦不自来署。”
八、孙中山提到他“已入美籍”，是美国人，“美国得知”会提出干涉。邓廷铿却说”
华人不能入籍”，说：“我曾在〔旧〕金山多年，亦稍知美例。”因而不予相信。
九、孙中山提到“广东有一富人”要谋反，“该富人不知审时，我所以阻之也。”“欲
谋反者是他，而非我也。”但据清廷官吏看法，这位“当道倚重”的富人，是被孙中山“妄
扳”的。
十、孙中山被关后的第四天（十月十四、旧历九月初八）的谈话，最重要。当邓廷铿表
示如有委曲，何妨一说，“倘有一线可原〔谅〕之路，我亦可念同乡之谊，代求钦差，为你
申雪。”你也可回到家乡，“再谋生业”。并告诉他我邓某人也有情报，并非全不知情，你
且说说看，看看与情报合不合，以证明是否“输诚”。孙中山遂说：“事可明言，但不知钦
差愿意排解否？”邓廷铿说：“钦差最喜替人申冤，只要将实情说出，我必竭力代求。”
于是孙中山“即跪下，叩头流泪云：‘如事能直，恩同再造，感德不忘’”。
十一、“国父年谱”中说孙中山“幼名帝像”，他对邓廷铿道出这一命名原委是：“再
号帝像，此号是母所名，因我母向日奉关帝像，生平信佛，取号帝像者，望我将来像关帝耳
。”此一声明，显然表示并无在人间称帝为王之意。
十二、孙中山透露“其中有一姓陆者（陆皓东），本系蚕师，过堂苦打，强逼成招”，
成了叛乱犯，“已被正法”，这是冤枉的。
因为孙中山组织“农学会”，虽然未得官方批准，（今日“内政部长”吴伯雄听着：孙
中山在专制时代，尚有未经官方批准即行结社的自由！并且该“农学会”成立于民国以前，
故照你的王八蛋逻辑，至今犹可无须登记而存在也！）但该会“不过教民种植，意欲开垦清
远县之荒田”而已，并没有谋反，“谋反之事，我实无之。”“我真有莫白之冤也。”他们
实在是遭到了嫁祸与迫害，是被诬为革命党的。被诬以后，陆皓东“一见刑具，即妄招认”
，以致“无可挽回”。这一说法，与今天的国民党革命史南辕北辙，并且根本否定了陆皓东
的革命性。
十三、孙中山对邓廷铿说：“万望钦差，代为申雪，俾得回国，另谋事业，断不敢再行
为乱〔注十五〕。”
十四、孙中山对外国报纸说使馆中人说要把他“先行毒死，解华戮尸”的事，《随軺笔
记》透露“此盖该犯臆造，借以骇人听闻也”。
十五、孙中山《伦敦被难记》中说他对使馆中英国仆人柯尔（George Cole）晓以大义
，请他带信，只是“酬以二十镑”〔注十六〕。
据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说：“再当时柯尔答应救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孙先生除
了把身上所有的钱给他，还允许他将来出去之后，再要酬报他，所以后来康德黎博士介绍孙
先生到处演说请大家帮助，所捐到的几百英镑，也统统送给柯尔。柯尔为了这事，早已被使
馆辞退了。”可见在“二十镑”外，别有承诺。据吴相湘《海外新见中国现代史史料》
（《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在英国政府档案中，得知柯尔“承认孙允许给予一千镑之
酬劳金并且立即付给二十镑”。足证《随軺笔记》所述，并非空穴来风。《随軺笔记》中说
：“十九日，仙舟接短工洋仆查耳时来信，内言孙文起初几次着伊送信，优给金钱，伊皆一
律缴呈马格里爵参赞，未得分毫奖赏。嗣孙复许酬英金五百镑送一密信，并嘱其事后离开使
署，随孙度日，故伊甘冒不法，以洋信密报孙友坎特立及门森两英医。两英医因即在外设法
派人伺守，并报外部及巡捕房，各报闻之，遂亦附和做不平呜，致贵署不能不将孙文释放，
曷胜怅怅。马爵参赞当时曾经恫吓，谓如有走漏风声者，当送官严办，余是以照实供明，听
候惩治云云。仙舟司马以此信示马参赞，马参赞无计可施，徒形愤愤。……然传递密信之好
仆，以孙文所酬只有英金二十五镑，控诸刑司，又不得直，至今迄不甘服。”这一内幕，也
极为有趣。
以上所写伦敦蒙难的一些“罗生门”〔注十七〕，足见我们多年来，主国民党一面之词
的宣传下所得的印象，实不足凭。现在史料的陆续出现，证明孙中山《伦敦被难记》所说，
也不无错误〔注十八〕。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的时候，实在该注意别上国民党沟大当才好
〔注十九〕。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午
〔注一〕Haxelles Hotel。
〔注二〕Sir James Cantlie。
〔注三〕《国父年谱》：“康氏夫妇招待甚殷，并为觅居附近之葛兰法学协会场
（Gray's Inn Place）八号宝勒特小姐（Miss Pollard）开设之私人公寓（Boarding
Home）。翌日，携先生迁往。”
〔注四〕Dr。Patrick Manson。
〔注五〕即芝加哥。
〔注六〕即李鸿章。
〔注七〕杞忧公子是郑观应，不是孙中山。
〔注八〕原文：“中国民人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潜往英国船中者，中国官照会英国官访查
严拿，查明实系罪犯，即行交出。通商各口但有中国犯罪民人潜匿英船中房屋，一经中国官
员照会，领事官即行交出，不得隐匿袒庇。”
〔注九〕原文：”英国之民有犯罪逃至中国地界者，一经行文请交逃犯，两国即应设法
查拿，查有可信其为犯罪之据，交与索犯之官。行文将交逃犯之意，系言无论两国何官，只
要有官印关防便可行文请交；此种请交逃犯之文书，亦可行于犯罪逃往之地最近之边界官。”
〔注十〕“窦使”是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Sir Claude MacDenald）．恐怕他得知后
打电报，英国政府会干涉也。《随軺笔记》卷二有《龚星宪论英国驻华新使致总署总办公
函》，说：“该使姓窦乃乐，名克罗特，系苏格兰之世族。其父曾任陆军提督，而渠亦行伍
出身，年约四十余岁，初次膺使臣之职，沙外部立意欲将驻华公使一缺，以素未奉使之人补
授，似别有深意焉。渠在英国陆军中职如中国之都司，光绪三年，曾赴香港，随营小驻，继
而英平埃及叛党之�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