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负起筹建军校的重任。同时，孙中山对蒋进行耐心的劝导。廖仲恺先后给蒋发出十多次函电，通报情况，批评他的错误，促其早日返回参加军校工作。
他分别给孙中山、廖仲恺等写信，在发泄对联俄、联共政策的不满的同时，要求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指责孙中山对人对事有“赏罚不明，邪正倒置”的毛病。在黄埔军校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之际，戴季陶等人提醒蒋介石，要他先掌握实力，暂不表示不同政见，等羽毛丰满后再说，经他们的点拨，他决定返回军校，抢抓实权。
为了掌握对军校的领导权，他刻意在校内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以进步和革命的姿态出现，发表大量训话和演说，长篇大论，口若悬河，在开学后的８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发表长篇讲话达４６次，充满革命的词藻，通过大量的训话和演说，吸引学员，激起学员对他的崇拜。在治军理念上，他以封建军队的陈腐观念和军阀作风来训练军校学生，尤其强调对他的绝对服从。他经常说：“党员一定要服从上面命令，绝对没有平等的余地。”“现在本校就是以校长为领袖，大家就应该服从校长的命令。”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他改变了早先花天酒地的恶习，不抽烟，不喝酒，每天早起。以树立自己在学生中的良好形象，身体力行地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其次，培植亲信，排除异己。他在军校各重要部门安插亲信。军校初创时，蒋介石就安排由戴季陶、邵元冲等控制政治教育，由顺从自己的王柏龄、何应钦等控制军事教育，由他早年的老师、上海交易所伙伴周骏彦掌握军校的物资供应。同时派陈果夫等在上海、浙江招生，以封建的乡土观念建立自己的军事派系。对各队长都要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对带兵的军官抓得特别紧，不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染指。
以黄埔教导团的骨干为核心，形成黄埔系。蒋介石向孙中山提议，安排黄埔军校学生参加前线的军事行动。孙中山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责成蒋负责实施。黄埔教导团于１９２４年底东征前夕组建。蒋介石为了掌握这支新军，的确煞费苦心，他的着眼点放在对带兵军官的掌握上，所有连长以上的带兵军官，都安置上自己的亲信。如：何应钦、王柏龄分任第一、二团团长；钱大钧、沈应时、刘峙、顾祝同、蒋鼎文、王俊等任营长；陈诚、郭俊等做副营长、连长等。黄埔第一期毕业生胡宗南、黄杰、桂永清等任副连长以下的军事骨干。这些人不断得到提拔，成了蒋介石的嫡系，为他后来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黄埔系打下了基础。
在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假弘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名，指使军校内部的右翼分子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专门与军校的进步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不断挑起事端，造成左、右两派学生间的冲突。１９２６年３月“中山舰事件”后，他借故解散上述两个组织，一手操纵，建立了“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实际上使孙文主义学会得以借尸还魂，成为他的嫡系组织。
评析：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是要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用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蒋介石从接受黄埔军校校长的委任之日起，就偏离了孙中山办校的革命宗旨，把办黄埔军校当作培植自己的势力，建立自己掌握的军队的平台。
黄埔军校并不等同于黄埔系。作为蒋介石御用军的黄埔系是他假办军校之名，采取各种手段和途径，在军校内培植亲信，收罗打手，集聚反共势力，网罗军事人才，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中，逐步形成的一支以他们为核心力量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得意地将自己的这支御用军称为“黄埔系”。黄埔系自形成的时候起，就背离了接受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熏陶，经受北伐战争洗礼的黄埔精神。
从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统治阶级来说，他借办黄埔军校之机，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队是成功的，后来，他依靠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嫡系部队打天下，巩固蒋记天下。但事情也不完全如他所愿，在他利用黄埔军校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队的同时，黄埔军校还“培养”了“蒋家王朝”的拙墓人，一大批黄埔军校的学生，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毅然拿起枪杆子，武装反抗这位反革命的校长。这是蒋某人始料不及的。
术篇第43节 编织关系网（1）
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
有句老话人们常常念叨：“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家乡人。”这句话虽然很直白，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农为本，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农耕社会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某些特征。这种讲究乡情、亲情的人际交往的传统，一直流传着，不仅深深地影响着下层社会，而且也对官场产生深刻影响。在官场上，大家可以政见不同，但同乡之间多少还是要讲究面子，关键时候更要互相关照。如果一个人违背了这个约定俗成的交往准则，做出了出卖同乡的事情，这个人的声誉就要受到很大损害。当然对同乡关系要客观地分析，好的一面说，同乡关系可以产生一种凝聚力，增加团结，互相帮助；从消极面说，同乡关系容易造成小圈子，影响大局。从权术角度看，一些权谋家运用乡情、亲情乃至于同学、朋友、师生等关系，培植势力，结党营私，以获得成功。
事例：
蒋介石十分看重同乡关系，也善于利用同乡关系网罗人才，集聚力量，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１．利用同乡关系营造自己的政治势力。
蒋介石攫取最高权位后，在国民党内当权的，大都是浙江人。军事上有胡宗南、陈诚、汤恩伯，他们是蒋介石利用乡情网罗的军事人才。
胡宗南出身于浙江镇海，１９２４年报考黄埔军校，初试体检时，因个子过于矮小，检察官准备将其淘汰，他据理力争，正好被来到体检室的廖仲恺看见，廖见这个青年言语激昂，参加军校心切，个子虽小，比较机灵，于是手谕予以录取。在黄埔军校，他学习训练很刻苦，但思想右倾，是孙文主义的成员，是反对共产党员和进步军人的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对于这个老乡蒋介石予以特别的关照，黄埔毕业后青云直上。
陈诚出生于浙江青田，也是黄埔一期的学员。蒋介石与这个老乡构成深刻印象，纯属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天夜里，蒋介石查夜，发现一扇窗户还透着微弱的灯光，推门进去，发现是炮兵区长陈诚在读《三民主义》一书。次日早操完毕，蒋介石宣布：炮兵区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陈诚既惊喜又激动。这一偶然的机会，成为决定他命运的一个起点。从此，陈诚与蒋介石的事业紧紧联在一起。
汤恩伯是浙江武义县人，早期留学日本，在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但他醉心于军事，对法科并不感兴趣。后弃学回国到军阀孙传芳下属师长陈仪那里请求资助，再渡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在陈仪部任职。陈仪在北伐期间投靠蒋介石后，把汤举荐给蒋，此后，成为蒋介石的红人。
这三人掌握着国民党势力最大，武器最先进的军队。
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等，整个特务系统都是浙江人的天下，以至于广东人郑介民和湖南人唐纵，简直无法在特务系统开展工作。党务系统中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握党务大权，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一个家族，他们忠诚地辅佐蒋介石的统治，一直追随蒋介石败逃到台湾。
２．利用同乡关系，笼络国民党中的要员。
国民党员中地域分布很广，有的早年跟随孙中山闹革命，名声和地位都很高。蒋介石为了笼络这些大老们，充分利用别人讲究乡情的心理，在涉及到这些人的家乡事务时，征求他们的意见，照顾他们的利益。
在国民党元老中，于右任和蒋介石的合作时间最长，虽然中间发生过几次插曲，但两人基本是合作的。于右任是陕西人，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担任监察院长。蒋介石就充分利用他在陕西人中间的影响，在处理陕西事务，安排陕西官员的时候，经常征求于右任的意见。于右任被蒋介石信任，又被经常叫去商讨陕西的情况，所以陕西人也将与于右任的接触，作为攀附蒋介石的捷径。
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期间，当时于右任的旧部杨虎城对冯玉祥作战非常勇猛，后来更是亲自率领军队，孤军深入，直捣陕西，截断了冯玉祥的后路，加速了北军的瓦解，蒋介石升杨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为使杨脱离冯而投靠蒋介石，蒋利用于右任与杨的关系，劝说杨服从中央，而杨当时能够对蒋介石有所信任，也是因为于右任在陕西人中有威望。以后，凡是关于陕西的人事安排，蒋介石都首先征求于右任的同意，方才公布，例如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担任陕西省主席，都是事先告知于右任，得到于右任的同意后决定的。
西安事变后，由于于右任与陕西的特殊关系，大家都认为于右任是解决西安问题的重要人选。于是南京政府组成“西北宣慰团”，由于右任宣慰使，赶赴西安，疏通关系，以求达到放蒋的目的。
于右任有感于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决心利用他的陕西人身份，担当起此重任。他说：“中央命我入陕，因思东北与西北之将领子弟，情同骨肉，使我动无穷之感念。”他给杨虎城发电，要求“我奉命入关，盼派人见我一面详言也”。当时杨虎城只希望于右任以私人身份入陕，于右任被挡在洛阳。尽管如此，于右任还是为蒋介石的被释放做了贡献，这是蒋介石始终信任于右任，并让其担任监察院长长达数十年的一个原因。
术篇第44节 编织关系网（2）
３．利用地域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对手。
同乡关系具有自我封闭性，容易造成地域矛盾；而且同乡是一个几乎可以无限分解的圈子，在全国范围，同省是同乡，在一个省的范围，同县是同乡，以下还可以细分。因不同的同乡关系，造成地域矛盾，特别是容易形成政治上的小派别、小集团，而同乡关系是一种表征，其内在联系纽带，那还是利益关系。蒋介石正是利用同乡关系，特别是因为同乡关系所产生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他在分化瓦解地方实力派别的时候，特别注重利用对方集团不同籍贯人们之间的矛盾。
在蒋桂战争期间，蒋介石成功利用桂系地域之间的矛盾，达到打败桂系的目的。当时，桂系拥有３０万大军，大部分是广西人，也有相当部分是湖南人，他们是在桂系进入湖南时，湖南的一部分军队投降的。湖南人进入桂系当兵，有一种客居他人屋檐下的感受。广西人的老乡观念很强，对湖南人持排挤态度，这种排挤在高层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但在军队中下层则十分明显。蒋桂战争之初，湖南唐生智给蒋介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