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徐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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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徐骏华- 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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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和蒋经国心中留下了阴影,由于当时国民党被打得招架不住,蒋介石没有精力来处理二陈,这笔账到了1950年,他败逃台湾稍有喘息后,便清算二陈了。    
    蒋介石到台湾后,对党政军的控制比在大陆的统治还要严,二陈与蒋经国结下了仇怨,感到惶惶不可终日。陈立夫甚至要主动承担国民党战败的错误,结果遭到蒋介石的冷嘲热讽。    
    同年7月,蒋介石宣布了国民党改造方案,“中央改造委员会”里没有二陈的名字,“评议委员会”里有陈果夫,但没有陈立夫。这是蒋介石耍的手腕,因为陈立夫年轻可以做事,但不准他做,而陈果夫当时已经病得卧床不起了,蒋介石却偏要他担任委员。眼看大势已去,陈立夫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好借口到美国。临行前,蒋介石亲自送给他5万美金,言谈之中有送客之意,宋美龄送了陈立夫一本《圣经》,说:“你过去担负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一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安慰。”陈立夫听了这话,悲惨地看了蒋介石的肖像一眼说:“夫人,那个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想得到上帝的信任吗?”至此之后,陈果夫病死,而陈立夫客居美国,在那里以养鸡为生。名噪一时的CC系烟消云散。    
    评析: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领导者几乎是约定俗成的用人准则。然而,蒋介石却是用人必疑,疑人也用。他之所以奉行这种近似怪异的用人准则,原因有多方面,首先,本身就是一个权谋家,以“诈”从政,通过一个又一个的阴谋手段,扩张势力,攫取权位。他担心别人效法此术,夺取他的权力。通常情况下,自己有不轨行为,也势必后认为他人也会有同样的企图与行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况且,他的手下,并非全是正人君子。其次,秉性所使然。蒋介石心胸狭窄,本性多疑。第三,恶劣的政治生态。自袁世凯攫取国家政权之日起,中国的政治运作机制是以“权术”为主导的,以“诈”从政,枪多势众加上“诈术”高明,便可以得势、成王,反之,落败丧权,甚至掉脑袋。蒋介石这样的权谋家主政后,此病态政治非但未改变,反而愈演愈烈。久在政坛博弈,养成“睡觉也要睁一只跟”的自卫能力。种种因素的影响,使他对任何人都是留着两手,如果说绝一点,除了两个儿子外,蒋某人没有完全信任的人。    
    陈果夫、陈立夫是蒋介石的亲信,很多阴谋他们都参与其中,是共同的利益驱使。为了搞倒共同的敌手,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他们都知道对方的德行。二陈势力由崛起到衰亡,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其得势在于蒋介石的信任与呵护,而其衰亡也是由于蒋介石的拆台。其原因很难仔细考究,但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夺取和巩固最高权力,是蒋介石的第一使命,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一切都要服从这个根本利益。性多疑,嫡系也要严加防范,这是蒋介石的用人准则之一。二陈的政治命运也摆脱不了这一准则的支配。
术篇第59节 怪异的“将将”之术
    蒋介石的用人之术常常是很怪异的。用人必疑,疑人也用,用时必监控,对文臣这样,对在战场上拼杀的将领更是如此。当然具体手段不一样。控制武将,他的招术主要是,感情笼络加上强力监控。这两者的结合,十分怪异。    
    事例:    
    蒋介石收买拉拢人有一套,有物质引诱,更注重感情投资,让人觉得蒋介石所言的“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是我最看重的人;你是我寄托重望的人”之类的话,仅是对自己所说,因此,总有一种崇高的信任感,激动兴奋不已,会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冲动。    
    然而,他们哪里又知道正是对他说些甜言蜜语时的蒋某人,心里在盘算什么。其实,他的感人之言,只不过是逢场作戏。他一方面重视感情笼络,另一方面,却要对你进行监视,甚至把你的家属扣为人质,如果不听他的话,那你的“后方”难保。正是因为蒋介石把这两手结合,交替使用的怪异的“将将”术,使得许多国民党将领在死心塌地地为蒋介石卖命的时候,却还落了个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蒋介石用此术“将”杜聿明一例,可以让我们品位其中的酸甜苦辣。    
    杜聿明是陕西米脂县人,1924年6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这时他才19岁。192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教导团做见习军需,后来参加了东征、北伐,逐渐由连长提到代理师长。他是黄埔系中的一员虎将,也是蒋介石十分器重的学生,1937年,蒋介石把中国第一只装甲部队交给了他。1938年担任军长。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正式成立,蒋介石任命他为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率两个军远征缅甸,作战英勇,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次远征损失惨重,而杜聿明此时名气传遍海内外。    
    抗战胜利,将军本应享受和平。然而,蒋介石发动内战,杜聿明同其他国民党将领一样,奔赴了新的战场。他被派往东北,与共产党的军队作战。到了1948年,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已经初露端倪,1949年辽沈大决战,蒋家军惨败,蒋介石被迫放弃东北。在此之前,杜聿明已经被蒋介石调到中原,担任徐州“剿匪”总部中将副总司令,后又兼任郑州指挥部主任,参与指挥在淮海的国民党军队同中共军队大决战。    
    淮海之战,是蒋家王朝的生死之战。如果淮海之役战败,南京失去淮海屏障,解放军很快就会渡江,直捣南京蒋介石的老巢,其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了。蒋介石将淮海之役看成是最后的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他将最精锐的部队投入到淮海战役中。    
    杜聿明军功显赫,而且没有任何背叛蒋介石的迹象,深得蒋的信任,因此,蒋介石把指挥这一大决战的重任交给了杜聿明。然而信任归信任,猜疑之心一定也不会少。特别是在此危重关头,他的一些爱将,或在战败情况下,不“杀身成仁”,或者战场投降,起义的也有。他还能信得过谁呢?他一方面搞战前感情投资,非常沉痛地对杜聿明说:“这一会战是生死之战,师生前途,在此一战。”最后他激励杜聿明说:“你放下枪,我脱军装。”杜聿明本来就是有几分血性的汉子,他看到校长如此信任自己,当即表明与共产党拼到底的决心。    
    蒋介石刚把杜聿送出门,这边就开始打杜聿明家属的主意了。    
    他要将杜聿明的家属扣为人质,当时杜聿明夫人曹秀清在上海,蒋介石下来一道手谕,下令曹秀清务必带着子女和婆婆,搭乘飞机去台湾,并表示保证负责他们全家的生活费和子女的学费。蒋介石的这一目的,杜聿明也会心里明白,这一着比“破釜沉舟”之术,还要厉害,历史上的“破釜沉舟”并没有危及家属子女,而蒋介石这是绝人其后的毒招,他已没有退路了,只得与人民解放军死拼了。    
    淮海之役使国民党军队陷入了灭顶之灾,11月22日,第七兵团被歼灭,黄伯滔被打死;24日,第十二兵团被围,徐州告急;杜聿明所率的兵团也被包围,华东野战军司令致书敦促杜聿明投降,杜拒绝,1949年1月,杜部被全歼,杜聿明被俘。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是希望他的得意门生能够成功,若不能成功也应“杀身成仁”。杜聿明也确实有此念头,以了却自己的生命报答蒋介石厚爱之恩。由于副官夺走了他的手枪,未能如愿,却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    
    蒋介石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蒋介石自己都无回天之术,何况一名战将呢!杜虽然成了俘虏,他的亲属却也没有躲过这一劫,他们在台湾的日子可是够难的了。蒋介石根本不兑现其诺言。生活难以维持。    
    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不得不放下“将军夫人”的架子,到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因生活太苦,大儿子绝望而自杀。小儿子被迫辍学,开出租车。只有大女儿情况好一些,早年到美国留学,与杨振宁结婚。这次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杜家命运。1957年,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杨振宁成为华人的骄傲,蒋介石对杜家也重视起来。1958年的一天,忽然宋美龄要见曹秀清,见面后说道:“恭喜你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你应该去美国看看他啊!”曹秀清答道:“我是很想见女儿女婿的。”宋美龄问:“你去美国怎么和杨振宁说?”曹秀清回答说:“我不知道。”宋美龄当即表示希望曹到美国后,能够将杨振宁带回台湾。    
    曹秀清去美国,想带一个儿子去,被台湾当局拒绝,而且必须有两个比杜聿明地位高的人联保,才能到美国。虽然淮海战役早已烟消云散,但杜聿明在大陆,曹女士还肩负着带女婿回台湾为蒋介石长脸的“重任”,台湾是不会轻易放走这个人质的。    
    相比在台湾的家属,杜聿明在大陆的日子就好过些,坐了10年牢后,他已经于1959年被大赦,得了病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曹秀清于1963年回国,与杜聿明团聚,杜聿明还当上了全国人大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这不用说与蒋介石对被捕共产党人的狠毒手段相比,就是与蒋介石对待他的爱将相比,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评析:    
    蒋介石怪异的“将将”术源自于他的两大欲望,一是领袖欲,二是“疑心”欲,他对任何人都要怀疑,哪怕是嫡系中的嫡系。而后一种怪异之欲是前一种“欲”的派生物,他所怕的是,属下不忠于他这个“领袖”,作出有负于他这个领袖的事情,所以怀疑加防范。因此,对统军的将领们使用感情笼络加强力控制的权术。    
    从他对待爱将杜聿明的手段,可以看出他的阴险、狠毒、狡诈,无诈、无毒非蒋介石也。他想用这一套来控制将领,驱使他们为蒋家王朝卖命,这只是他自己的愿望,事实上,此种卑劣术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严重地伤害了将领们的自尊心,损害了蒋介石有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削弱了战斗力。蒋介石之所以谁都不能信任,是因为他所从事的事业违背民心,违背潮流,人心丧失。是由其反动本质所决定的。
术篇第60节 “恩师”之嫌
    “恩师”也不能犯挑战独裁之嫌    
    蒋介石培植嫡系也罢,网罗人才也罢,对圈内人恩威并用也罢,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其独裁统治。谁胆敢挑战独裁,或被认为是挑战独裁,那等于犯了天条,即使是宠臣也难逃厄运。    
    事例:    
    蒋介石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薄情薄义的权谋家。他的宠臣张静江由盛到衰的仕途轨迹,显示了他的两面政治秉性。    
    张静江,浙江吴兴人,1877年9月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后因其父捐款,为他谋得一官职,1902年,随清王朝驻法国大使出使巴黎,任大使馆商务随员。在巴黎了解了市场行情,做起出口生意来,往返于巴黎与上海之间,发财不少,成为富商。在他的财富增长的同时,革命思想也在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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