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在南京与蒋介石见面时，与蒋介石讨价还价，据理力争，把中央军拒之川外。双方妥协，达成三项决定：（一）由刘湘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负计划、指挥全责，中央尽量补助饷款弹药；（二）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为主席；（三）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该团正副主任。
２．实行渐进式渗透。
蒋介石的“参谋团”名义上是辅助刘湘“围剿”红军，实际上是把足插进来，控制刘湘。他们在进驻重庆后，搞小动作，收编土匪，封官许愿，组织别动队秘密活动，收买分化四川大小军阀。康泽还以禁烟缉私室主任的名义，将缉私总队调入四川，凡水陆交通均设有禁烟缉私专员办公室及检查所，爪牙遍布全川。刘湘大呼上当，但为时太晚，只得以毒攻毒。于是刘湘竭力扩大四川本土特务系统，用以对付别动队。别动队借故逮捕刘湘的特务，刘湘的特务则借助地方黑社会势力暗杀蒋家的别动队。
蒋介石亲自出马。从１９３５年２月起，在四川先后呆了半年，他的此行一举两得，一方面，督阵“围堵”红军；另一方面，进一步控制四川。他把“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以管理川、黔、滇三省的军政，自任主任。还在峨眉山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分批训练川军营以上军官。蒋介石在训练团中，对川军进行驯化，大讲“剿赤”，服从中央等等，同时封官许愿，暗中拉拢。训练结业时，每人发了一大笔钱。这次收买初见成效，有一部分川军将领倒向蒋介石这一边。刘湘每逢蒋介石讲过话以后，马上去“消毒”。
术篇第73节 偷梁换柱（2）
３．演调包的戏法：川军出川，蒋家军入川。
刘湘与蒋介石明争暗斗，双方的矛盾趋近于白刃化。而刘湘在西安事变中，支持张学良，蒋极为恼火，决定对四川动手术了。将川军整编，同时以出于抗战的需要为幌子，势图控制四川。蒋介石后来说：“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做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迁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到了（民国）二十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１９３８年３月，他在武汉会见刘湘的代表邓汉祥时全盘托出了他整编川军的决心，他说“四川军队太多，应该缩编。四川一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甫澄（刘湘）身体多病，兼管军民两政，深恐他身体不逮。中央拟派能够同他合作的人去任省主席，让甫澄专负绥靖地方的责任”。后在邓汉祥的反复申说下，又经过何应钦从中劝说，蒋介石才不提军民分治，而坚持川军缩编。后来，由于刘湘的抵制，缩编未果。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假抗日之名，把川军调出四川。刘湘是积极主张抗日的，他发表了《告川康军民书》。１９３７年８月，刘湘决定川军出兵１１个师。刘湘也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他的部队编为第二十三集团军，由刘湘直辖，沿川鄂线向湖北进发；另外一部分川军组成二十二集团军，被调入陕西归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还有一部分川军归第一战区指挥。刘湘统率的二十三集团军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从蒋介石对川军的部署来看，他是要趁对日作战之机肢解川军。他委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其实这个战区根本就不存在。刘湘得知此情，感到自己一腔抗日热忱，却被蒋介石所愚弄，气愤极了，国忧私怨交加，顿使病情加重。蒋介石虽然派人送刘湘到汉口医治，但已无济于事了。蒋以陈诚代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职务，刘湘失去了对川军的掌控权。刘湘于１９３８年１月病逝。
川军出川后，蒋介石却安排成建制的嫡系部队，一个军又一个军地撤退到四川，真正把四川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评析：
偷梁换柱，是历代兵家和权谋家乐于使用的计策。春秋过末期，晋国内有智、韩、赵、魏四家掌握大权，而智氏势力最大，智氏联合其他三家势力倒晋。在力量配备上，按常规布阵，以友军为梁为柱，而不是以自己的精锐部队为梁为柱，盟军无法控制，这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导致盟军反水，结盟崩溃，智氏家族遭灭顶之灾。战国时期，秦国向韩国和魏国借道去攻打齐国。齐威王派章臣率兵迎击秦军，变通常规布阵，偷梁换柱，把自己的精锐部队乔装打扮，送到秦军的关键部位，也就是兵家说的梁柱部位待机袭击敌军，致使秦军大败，以弱胜强，成为偷梁换柱的范例。
蒋介石在运用偷梁换柱的计谋时，有独到之处，首先，酝酿与施计是一个长过程。解决四川军阀割据问题，蒋介石前前后后用了五六年的时间，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运用偷梁换柱术，最终迫使刘湘等四川军阀就范。其次，因时而变，顺势而作。解决四川的军阀势力运用了多种计谋，有明示，以中央政府的身份，向四川地方军阀提出统一军令的要求，还有派人渗透，以及恩威相济等等，因时势的变化而交替使用；其偷梁换柱也不是刻意的安排，而是抓住机遇，顺势而作，更加自然与隐蔽。
从维护国家统一，从建立抗日大后方的角度考察，蒋介石致力于解决四川军阀问题，是有远见的战略之举。刘湘等四川实力派，在民族危亡之际，听从中央调遣，出川抗日，此乃爱国义举。问题在于，蒋介石在践行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略时，还夹带着为一党一政治集团徇私的小术，为了打压、削弱乃至消灭异己，不择手段，此之过有损于其功。
术篇第74节 不战而胜
不战而胜，盛世才将六星旗换成青天白日旗
不战而胜，是“三十六计”胜战计中的６计策的内核，也是军事谋略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不战而胜，以强大的军事威慑为后盾，以离间、安抚为手段，文武结合，虚实相济，兵不血刃，以获全胜。
事例：
蒋介石解决割据新疆的军阀盛世才的问题时，在谋划上，有这样的设计，基本上达到不战而胜的胜战效果。
盛世才，东北辽宁了，青少年时代，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后来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到韶州讲武堂受训，毕业后加入东北军，在郭松龄麾下担任下级军官。此后，再度到日本，１９２７年，由日本归国后，为蒋介石所收罗，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
此人野心勃勃，且心狠手辣。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任新疆统治者金树仁的秘书长的鲁效祖相识，两人相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盛世才与鲁效祖谈论军事谋略方面大而化之的话中，夹杂着诉说自己怀才不遇的郁闷心情，鲁效祖本来就是受金树仁之托，来到中原招募军事人才的，谁知寻才千里无路径，偶尔相逢得将才。于是鲁效祖建议，盛世才前往新疆事职。
鲁效祖万万也没有想到引进盛世才，给新疆的当权者带来的是祸而不是福。盛世才到新疆后，金树仁委以重任，使这位年轻上校掌握军事大权。谁知，此举是“引狼入室”，盛世才觉得来到新疆是天赐良机，他牢牢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利用渗透拉拢等手段，合纵连横，结党营私，一大批中下层军官云集在他的麾下，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顺势纵横捭阖，赶走金树仁，挤垮了马仲英，自己占据新疆为王，驰骋于天山南北。
盛世才是一个变色龙。在蒋介石麾下，追随其反共。在新疆他又因势而变。新疆与强大的苏联接壤，红色革命气盛。他要借苏联为自己强势。于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仿效苏联的克格勃，成立了“六星社”，打出了“六星旗”，公开倒向苏联。他声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奉行亲苏政策，说亲苏政策：“不仅是建设新疆的最光明的灯塔，而且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最明亮的灯塔”。他利用中苏间的矛盾，割据称雄。扮演两面人物，一面唱新疆是中国领土，防止苏联的渗透，损害他的利益；另一面，亲苏，从苏联获得援助，并且挟苏自重，以对抗国民党南京政权。对于盛世才当时的两面派表现，中共新疆党组织负责人邓发曾这样说过：“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有野心的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蒋介石很想搞垮盛世才。这是因为，第一，盛世才公开对抗“中央”，挑战他的独裁统治，屯兵新疆，后患无穷，这是他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第二，盛世才与苏联关系过密，担心苏联打新疆的主意，要是如此下去，新疆早晚将为苏联所吞并，划入红色帝国的版图。第三，１９３８年，盛世才访苏归来后，同共产党靠近，后来在新疆建立起统一战线。共产党一些要员在新疆活动。蒋介石担心中国共产党通过新疆这一通道，从苏联获得援助。他要通过解决掉盛世才，把共产党这一条路堵死。
蒋介石这个人在谋略上比较善于观察形势，审时度势而施计，是他在通常情况下坚持的策略套路。当时的情况是，中国抗战在即，蒋介石不仅希望得到英美的援助，而且也希望苏联的支援。他担心动盛世才会得罪苏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解决掉新疆盛世才这块心病。他在等待时机。时机果然到来。１９４１年，德国进攻苏联，苏联进行卫国战争。那是一场社会制度对社会制度、民族对民族的殊死决战，斯大林动员全苏一切力量投入卫国战争。苏联无暇东顾。
于是，蒋介石开始采取实际步骤解决盛世才问题。由朱绍良统帅重兵，陈兵于河西走廊，跃跃欲试，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搞得盛世才心惊胆战。以大兵压境威慑，蒋介石派新疆督办公署驻重庆代表张元夫回到迪化与盛世才密谋。盛世才自知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援，他无法抵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５月，派其五弟盛世骥陪同张元夫一道乘飞机前往重庆，暗中订下默契，以反苏反共为条件，蒋介石、盛世才达成妥协。
同年８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福等人到新疆，诱迫盛世才，盛臣服于蒋介石，将“六星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他摇身一变，成了“反共”斗士。１９４２年，盛世才撕毁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议，逮捕了在新疆支持与帮助新疆建设与发展的中共党员及其他们的家属１６０多名，还有其他进步分子，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曾在新疆政府担任财政厅长的毛泽民等人也被捕入狱。１９４３年，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在监狱杀害。
尽管盛世才由联共转向反共，蒋介石还是想把他拿掉，他曾安排蒋经国到新疆任主席。蒋介石之所以安排蒋经国去担此重任，一方面是想在江西崭露头角的儿子，应该挑更重的担子，如果在内地，安排要职不仅那些元老不服，而且即使自己的嫡系队伍中反对者不会少，放在新疆，作封疆大吏，比较合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蒋经国在苏联生活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