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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共同纲领，也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遇事谈判协商，是主要的政党调节机制。国共两党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之外，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追求，矛盾与纷争不可避免。应该通过公开、平等、真诚的谈判协商，求得解决或寻找解决的路径。
蒋介石在两党再次合作后，仍把共产党视为“异党”，欲将其置于死地。这种图谋背离抗日的潮流，不可公之于世，所以他常常施行“瞒天过海”术，置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不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受到国内外的严厉谴责，为了欺骗舆论，缓解压力，信誓旦旦言“以后再亦无剿共的军事”，而接踵而来的却是又一次反共高潮的准备；在抗战胜利之初，一方面发出和谈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在积极备战；在重庆谈判协商过程中，隐蔽自己的真实企图，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示阴求阳，诡秘狡诈，这一行为与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形成巨大反差。阴谋狡诈可以得逞于一时一事，不可能长久。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以两手对付蒋介石的两手，文来文对，兵来将挡，蒋介石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在战场也没有让他得到，不仅没有让他占上便宜，反而消灭了他的数万人军事力量。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赔上自己卿卿政治生命。
治篇第132节 以大欺小（1）
以大欺小，民主党派被“逼上梁山”
各民主党派除致公党、农工民主党（第三党）外，多数成立于抗战前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其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是中间阶级。就多数而言，它们期望在中国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发展资本主义。在较长时间里，他们的政治态度是相对倾向于国民党的，对被压迫、被屠杀的共产党予以同情，基本没有掌握武装。本可以与执政的国民党相安无事。然而，蒋介石的“异党”理念根深蒂固，独裁成癖，根本不给民主党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迫其就范，却适得其反，把民主党派逼上了反抗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道路。
事例：
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舞台出现比较晚，中国致公党１９２５年在洪门致公党的基础上，成立于美国旧金山，其主体是海外华侨。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者施行屠杀政策，逼出了一个“第三党”。
第三党的主要领导人是邓演达、谭平山。邓演达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大革命时期他是国民革命军的重要政治领导人之一。曾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部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谭平山是中共创建时期，广东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国共合作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他们都是被“通缉”的对象，邓演达流亡苏联，而谭平山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统治的中央对失败后的南昌起义做出不公正的评价，对起义的领导者给予了处分，谭平山被开除了党籍，从此，他“像在大海中航行失去了指南针的小船一样痛苦。”
在邓演达、谭平山的号召和影响下，一批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期望在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与反革命两条道路中间另辟一条出路，即所谓第三条道路。１９２８年春，谭平山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选举邓演达为总负责人（邓回国前由谭代理）。１９３０年５月，邓演达回国，与谭平山、章伯钧、李世璋等人筹备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这个党坚持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在政治主张，鲜明地提出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并将平民政权的前途定位为社会主义。因其政治主张既不同于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故他们自称为“第三党”。
第三党十分重视武装斗争，他们力图建立革命的军队（这不同于后来相继成立的民主党派），并付诸于实际行动。邓演达利用他过去的特殊身份，积极在黄埔军校学生中活动，策动武装起义。蒋介石对其又恨又怕，担心动摇了他赖以生存的黄埔嫡系的基础，下令缉拿，１９３１年８月，邓演达在上海给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学员作政治报告时，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捕，蒋介石派戴季陶等人以“探望”为名，企图收买，并说蒋介石任命他为“剿匪副总司令”，邓演达严词拒绝。蒋介石诱降失败，而且正面临下野的危机。这时，戴季陶向他进言：“今日可怕的敌人，不在汪（汪精卫）陈（济棠）；能动摇根基，分散黄埔革命力量的，除邓演达之外无他人”。此语与蒋介石一拍即合。同年１１月，将邓演达杀害于南京。
邓演达牺牲了，第三党作为第三种力量继续地战斗着，随着时代的步伐，其名字也多次改换，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改称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蒋介石制造“千古奇冤”，受震惊的民主党派结成民盟。
在抗战前夕，出现一些叫法不一的类似政党的团体。包括中国致公党、第三党在内的党派组织都不大。它们夹在国共两大政党中间，为了生存，更为了在抗日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希望与执政的国民党和平相处。而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把它们惊醒，促使小党派结成“民盟”。
“皖南事变”使各民主党派进一步看清蒋介石消灭异己的独裁本质，其对待政见不同的党派采取如此卑劣、凶残的手段，使一切善良的人们不寒而栗。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对国民党、蒋介石大为失望，他们认为“皖南事变不仅是国共两党问题，而且是民众与反动派势力斗争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各中间党派深深感到自己人少，势孤力单，既无力促使国民党实施民主政治，也无力在国共两党之间发挥调解缓冲的作用，而且面对国民党恃强凌弱的霸道政治，感到自身前途岌岌可危。当时，梁漱溟、黄炎培在国共两党之间调停，未见成效，有些自卑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和第三党的章伯钧、国家社会党罗隆基、中国青年党左舜生等、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等、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及无党派人士张澜等人，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三党三派”的领导人商讨加强中间派组织，建议组织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关于组织政治同盟的目的，黄炎培指出，大家不应该妄自菲薄，而应当自觉地负起大局的责任，“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的明确立场和主张。”
１９４１年３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会在重庆秘密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宣言和简单，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民主政团同盟，基本上是团体会员，由三党三派为主的多党派组成的联合体，是一个阶级联盟性质的党派。各小党派结成“民盟”，增强了政治影响力，“是民主运动的生力军”。
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合法地位，继续受到国民党的排斥与打压。而共产党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梁漱溟在香港正式出版《光明日报》，发表“启事”宣告民盟成立，不久《光明日报》成为民盟的中央机关报。国民党政府对民主政团同盟不能容忍，勾结香港英国当局搜查《光明日报》社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
当梁漱溟在香港筹备《光明日报》的时候，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给予了具体帮助支持，周恩来在重庆，与民盟领导人商谈国是，对他们予以政治上的帮助。民盟对中共也给予很大支持。当国民党当局拼命攻击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极力丑化敌后抗日根据地时，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人冒着风险，亲赴延安考察，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进行开诚布公的会谈，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对延安有了深刻的了解，黄炎培秉笔直书所见所闻，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他得出的结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延安五日，益增我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他们客观公正地反映在延安的观感，在消除人们因国民党当局的误导产生的偏见起了很好的作用。
蒋介石制造“千古奇冤”，本想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吓唬不满意其奉行的错误内外政策者，却事与愿违，“皖南事变”成了重要的政治分水岭，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中间势力的政治天秤倾向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中间党派重新燃起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希望，蒋介石撕毁旧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使它们的希望破灭。
治篇第133节 以大欺小（2）
１９４６年１月，根据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达成的协定，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３８人，历时２２天。在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这些基本问题上，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同中共有很多共同点，中共代表与它们事先协商，共同行动，克服国民党的严重干扰，使会议达成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政协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担任。改组后的政府作为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中央政权的这种体制，相当于英国或法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这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政体是一种限制。
政协协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间党派政治主张，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它激起了中间党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希望，使他们感到成为振奋。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很多人衡量是非的重要标志：谁反对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谁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
在政协闭幕会议上，蒋介石致闭幕词说，会议通过的各项协议，我敢代表政府先行声明，政府必须十分尊重，一俟完成协定手续以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他的话说得很动听，实际上，却对政协的结果非常不满。２月，在南京军事会议上，他说，共产党野心很大，要使国民党失败，以便在全国实现苏维埃制度。陈果夫也说“中国实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未健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