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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１９４６年１１月，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违背了政协协议关于联合政府责任制的原则，恢复了“五五宪章”中的总统独裁制，它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国家制度。
蒋介石宣布民盟等民主党派为非法，把各民主党派“逼上梁山”。
蒋介石违背人民意愿，发动新的内战，违背民主潮流，执意独裁，把自己摆在与全国人民为敌的位置。在全面内战爆发在即，民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内战，说，谁挑起内战，谁就是人民公敌，全国共讨之。蒋介石撕毁协议，发动内战，把自己摆在与人民为敌的地位，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反对他们的倒行逆施。
１９４７年７月，蒋介石提出《戡乱总动员令》。不仅中共早已被称作“匪”处于被屠杀的地位，而且各民主党派也被定为是非法的政党。蒋介石亲自在南京召集各地特务头子举行秘密会议，布置对包括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内的爱国民主人士的大规模迫害，民盟被迫宣布解散，各民主党派也被列入取缔的范围，被迫转入地下。
物极必反，各民主党派并没有屈服于蒋介石的暴力，投入为“打倒蒋介石”而斗争的行列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国民党民主派在香港召开联合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此后，民盟、民建、民进、农工、致公、九三学社、台盟等相继开会或通过其他形式表态，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们的代表人物应中共的邀请，陆续到解放区，后来到北平，参与了筹建新中国，参加了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共一起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与中共的合作，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基础。
评析：
民主革命时期，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有三大政治力量，一是国民党及其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及其处于下层地位的知识分子；三是以中间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各民主党派主要代表中间阶级的主张与政治要求。各民主党派都是比较小的党，但他们中所云集的是知识精英，并且在中间势力尤其是中间阶级中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在国共两党的博弈中，常常能够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蒋介石无视各民主党派，依仗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甚至妄想将它们置于死地，结果把各民主党派“逼上梁山”，使自己失去了中间阶级的支持。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从政治伦理角度说，是不道德的，从政党制度角度说，是违背潮流的，一个不道德、违背历史潮流的统治集团，终究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治篇第134节 以党治国，政体难顺
蒋介石把国民党领上了执政党地位，他依托这个党，在中国政坛上，纵横捭阖，一人独尊，在大陆风光了数十年。
他视党如命，在他几起几落时，政权有过暂时的让渡，可党权、军权紧紧在握，不让给他人。他也看重党的建设，但基本上不是用现代政党理念与方式治党。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的权术影响与改造了国民党。
以党治国，一党专制，且以权术作为治党的主要机制，使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
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官方用语中，“党国”是使用频率最多的词语之一。在他们的意识里，国家是国民党一党的，国民党即是国家和政府的代名词，以党治国，一党专制，天经地义。
事例：
以党治国发轫于“训政”之初。蒋介石的所谓“训政”，就是要由国民党来训练人民行使政权，实际上就是国民党一党专制，以党治国。在“训政”伊始，蒋介石强调，必须“以党治国”，各社会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完全听命于国民党。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国民党中常委会通过的《训政纲领》，把国民党法定为最高训政者，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法定为最高权力的决策机构，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定为指导全国实行训政、监督指导国民政府重大政务施行的机构。１９３１年，在蒋介石包办下召开的“国民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这个《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确立了以党治国的法理。
１９４３年，国民政府改制，在形式上有些细微变化，但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原则没有改。国民政府委员、五院正副院长、国民政府主席都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国民政府主席不是对全国人民或全国人民选出来的代议机关负责，而只是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便是国民党的政府。
蒋介石撕毁政协协议后，１９４６年年底，国民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宣布训政时期结束，宪政时期开始。作为国民党执政通过的第一部正式宪法，比较全面地规定了国体、政体、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和基本国策，在形式上也确定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条文，但这部宪法的基本内容与精神并非民主政治制度，以党治国、一党专制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
以党治国，实质上是一党独权，越俎代庖，以党代政，弊端不少，加上，蒋介石在实际操作中，加进权术色彩，使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制很不顺畅。
在权力配置上，高度垄断，个人独裁。在训政时期，国民党独揽大权，政务包办，蒋介石独裁；在宣布进行所谓“宪政时期”后，虽有两个御用小党分享一点残羹剩菜，也只不过是装饰而已，基本政治格局依然如故。
训政初期，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主席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国民政府接见外使，并前行或参与国际典礼”，同时兼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１９２８年，他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后，不满足组织法规定给主席的象征性权力，为了进一步扩大主席的权力，１９３１年６月召开的国民党五中全会，应他的要求通过修改了《政府组织法》，这个《组织法》规定，主席不仅有公布一切法律、命令的权力，而且还有不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提请国民政府任免五院正副院长、陆海空军正副司令及直属国民政府各部会和五院各部长的权力。后来由于派系之争，他居于下风，于１２月辞去副主席职务，由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为了使自己手中的权力不因此而丧失，蒋介石在辞去主席职务的前两天，便授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又将主席权力大大削减。１９４３年８月，林森病死后，蒋介石又由此代理主席，到担任主席，同年９月，又把国民政府组织法改过来，恢复了原来主席的职权。
蒋介石揽权成癖，非集权于一身不可。１９４３年国民政府改制的核心，是使国民政府主席不仅能“负实际政治责任”，而且可以肆意集权，实行独裁。主席对外代表国家，对内兼陆海空军大元帅，提名五院正副院长，并使掌握国家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五种权力的五院正副院长对他负责；主席任期三年，但可无限期地连选连任，只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而国民党总裁就是他，他可谓“君临一切”，把大权全置于自己手中或控掌之下。他还兼任了数不清的职务，国民参政会副主席团副主席、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主任、中央军官学校校长、“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董事长、中央设计局总裁，等等，头衔之多、权力之大，空前绝后。
在政制组织机构的职能上，始终没有理顺。政制机构的设置，还是孙中山提出的“五院”制，背离“五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原则，而是实行“五院分治”，由主席统揽。最初之所以要设“五院”，一个重要原因是适应政治利益再分配的需要，因为那时“有功的人物至众，唯有庞大的五院政府才能够容纳他们”。只有设立平行的五院，才能调和彼此之间的利益。难怪一个外国记者当时称，国民党实行五院制的政制，是“兄弟间的分赃协定”。
五院制国民政府组织，大体上分为三个层次，即：国民政府本身，即主席、国务会议、辅助和直属机构；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各部会。五院制国民政府概括起来，就是国民政府总揽“治权”，五院分别执行“治权”。以后，也有多次大的变化，政制始终没有理顺，在五院与国民政府本身，五院院长与政府主席（后为总统）之间的职权划分，变来变去，没有定制，当然万变不离其宗，一切变动都服从于蒋介石独裁。
在机构设置上，照顾利益关系，因人而变，叠床架屋，人浮于事。除了上述三层次，定编设员外，还设置了很多辅助于机构，尤其是蒋介石的即兴之作不少，这样的运动那样的中心，层出不穷，随之而来的临时机构增设，由蒋介石“钦定”即可，到了抗战后期，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机构膨胀，人浮于事，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庞大的行政费用开支，不堪重负，这是当时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之一。
在权力运作方式上，特务政治介入，把权力的使用异化为暴政。以党治国，一党专制，人民没有民主可言；而且低效无能的政府不仅不能给人民带来福祉，反而搜刮民脂民膏，人民群众不堪重负，常用各种形式表示不满与反抗。蒋介石独裁，也在国民党内树敌众多，常有分庭抗礼之举。为了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和自己的独裁，蒋介石建立了庞大的特务机构，分两大系统，即“中统”和“军统”。这两个特务机构在活动范围、行动方式和机构设置上有所不同，但都听命于蒋介石。军统特务的头子是戴笠，军统特务要员沈醉后来说：“戴笠是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伺主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凶恶的走狗。”
受蒋介石指使的特务组织，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绑架，暗杀其政敌，屡见不鲜；肆意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者、革命群众，杀人如麻；压制民主，镇压民众的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流血惨案，罪恶屡屡，罄竹难书。高压政治，压而难服，国民党置政权于与人民为敌的地位。
评析：
以党治国开始于国民党“训政”之初。这是与民主政治完全背离的治国方略，弊端种种，从国民党执政地位自身考察，最大的弊端就是以党治国，导致政体不顺，在权力配置上，高度垄断，个人独裁，所谓民主集中制只是闪烁其词的空话、假话，这是导致国民党政坛纷争不断，没有多大内聚力的体制性的原因；在政制组织机构的职能上，难以理顺，朝定夕改，规制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