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我的《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
作为一个势心关切中国思想趋向和时代前途的人,我已经习惯性的东翻西找,给这个问题寻求答案,从黑夜直到黎明。我的小天地靠近河边,住在台湾的人,很少能像我这样单独的享受充分的星光与月色,在人世的兴衰里午夜神驰。
我时常想: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后,那个时代的历史家将为我们记录些什么?他们提起笔来,将怎样论断中国历史?
……(略——编者)
历史家会追问,我们还为后世留下些什么?我们不能回答说:我们为你们留下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留下了武侠小说、留下了孔庙中的偶像、留下了一百三十六张麻将军。
面对子孙万代的质问、面对后世史家的评判.我们总该有些真正拿得出手的遗产、打得出去的武器和抵得住论断的王牌。
政治上的兴衰、军事上的胜败、经济上的荣枯都暂不足论……这些,都可以用特殊环境做口实来布置一个“有朝一日”的期待。
但是,有一个问题紧逼着我们,那就是文化思想上的困惑。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理由说它是一个暂时不足论的问题,它比政治的问题、军事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都显得永恒而基本,并且无法用特殊环境做口实来拖延它应有的答案。
文化思想上的困惑,自觉或不自觉的包围住我们,使我们经常在二重以上的标准下摇摆鬼混。摇摆鬼混的结果是,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极难看到一个真正的爽爽快快的“现代人”。
我们的肉体生在现代,可是我们的思想却经常是落伍的。古代的,甚至是原始部落的。一个人穿衣的时候是现代的铁达龙,可是穿孝的时候就变成古代的大麻布了;骂人的时候是现代的“干你娘”,可是写文章的时候就是古代的“老吾老”了……这些双重标准也会慢慢趋向大一统的局面,例如桥牌和麻将、西医和中医、拳击和国术、新年和旧年……凡是能帮助我们成为不伦不类的半吊子的,我们这个不长进的民族都会乐在其中,并且还会不要脸他说这是“超越前进”、是“融合中西文化”!
所以,一个活人,灌着一脑袋“僵尸思想”,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毫不稀奇。所谓僵尸思想,种类是很多的:例如“孔老二思想”、“西门庆思想”、“魏忠贤思想”、“袁大头思想”……到处都可以在中国人的行尸走肉上借尸还魂。所以,在许多时候,我简直怀疑:我们到底是活在现代呢还是生在古代?是死人重生呢还是根本就是活死人?
这种现象,是十足的文化思想上困惑的现象,是我们不得不狠狠打它几个耳括子的现象。
很显然的,这种打耳括子的责任我们不能依靠政客、党棍和追随政客、党棍的知识分子,理由是:
一、这种人的脑袋里,至多只知道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名词,根本对文化思想的雄厚力量缺乏认识。
二、这种人的耳括子早就该被打。所以,他们缺乏打耳括子的资格。
这样看来,除非这种人能脱胎换骨,由政客变成卓越的政治家,由党棍变成政党政治的健士,由没人格的迂腐知识分子变成像个样的读书人,他们不配为中国文化思想趋向求答案。
真正能为中国文化思想趋向求答案的人,他们必然会在这十五年岁月里,通过了准备、蛰伏的阶段,然后一跃而出,从囊中亮出了锥子,借着圣保罗(St。Paul)的口气,向传统和老顽固们叫战——
你的毒钩在哪儿!
where is thy sting!
其实,传统和老顽固们哪里有什么毒钩,他们有的只是伤痕与败绩,在养伤与挫败的时候,他们只好计划用孔老二对付少正卯的手段,聊做遮羞、泄愤与解嘲罢了。
真正肯为中国文化思想趋向求答案的人,他们必定愿意做一个战士,去打几场漂亮的仗,乃至准备打一场勃朗宁(Robert Browning)所谓的“最好的又最后的”(The best andthe last)一场仗。他们可能被暂时封住嘴、锁住腿,可是他们永远不会失败或死亡——这样的战士不会失败,十字架上的人物不会死亡。
十五年的岁月,在东方之滨,一个文化思想上的纪念碑将立起,将慢慢升起,那个碑文是: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们老是想从政治着手,靠着传统
和既成势力,做着“得君行道”、“代圣人立言”的迷梦;新
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却不这样,他们封还了高官巨党,不怕
孤独的走向社会改革的长途。在路的两边,他们散播真
正西方的花种,花种名目是“科学”、“民主”、“现代化”。
这些种子不来自东方,两千五百年的中国历史里不曾有
它。两千五百年来从没有过的果实,我们要它从我们的
手里连根长起。“悠然见南山”的季节还早着哩!现在的
时候,只是播种与春耕。
作为一个对思想趋向有稳健认识的人,我毫不谦虚地提供我对这个思想趋向的答案,也毫不妥协地维护这个答案。世界变得这样快,多少播种生根的机会被我们糟蹋掉了,我们还能有多少机会?剧变的世局还能给我们多少机会?历史上,一个民族的悍然自毁我看得多了,我已不忍再看,何况是我自己血管里的民族。在举世滔滔,走向“科学”、“民主”、“现代化”的洪流里,任何民族都没有力量做时代前途的阻碍,想用“玄学”、“教条”、“古典化”来独挽狂澜。
是顺流而下呢?还是悍然自毁?古老的中国民族呵!你该选择。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
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谚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我们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
三百年的迷梦不可谓不久,三百年的失败不可谓不多,三百年换汤不换药的恶果不可谓不大。民国以来,我们的病况虽有起色,可是我们并未真正健康起来、活泼起来,我们还有许多不健康的心病,成为我们赛跑时的阻力。如果我们真想在现代化的跑道上做一个尾随不舍的健儿,如果我们真想在年轻民族的背后脱掉我们的暮气,我们必须把这些心病做一次彻底的治疗。
遗憾的是,历来研究这些心病的医生本身就是病人。偶尔一两个没破传染的,却又接近蒙古派——对病情的诊断和病历的了解完全是枝节的、笼统的、混淆的。
基于这种现状,我不得不把从古到今的病人和蒙古大夫全部请到一起,从他们中间,精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豪杰做为病例。再依这些病例,把他们厘定为十一种病名。在这些病名底下,我抱歉竟有许多民族英雄、达官贵人和名流学者做了我这些病名的捕获品。换句话说,竟有这么多的爱国的人儿因为“爱国不以其道”,反倒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罪人。这种不幸说来令人伤心,可是做为一个文化医生,他有消灭这些病菌和防上它们蔓延的责任。婆婆心肠不能阻止传染病,阻止的方法在于无情的指控谁是蒙古医生、谁是病人、谁是就要被感染的倒霉鬼。
面对这三百年来聚讼纷坛的死结,想用一个历史的观点来透视它,显然是值得的尝试。基于这种看法,我决定开始我的指控: 义和团病
义和团的祖师爷是清人张祥晋。他大概想学司马相如那一套,写了一篇《拟谕咪唎坚(口字旁)佛兰西等各夷檄》。他的最大希望是:
舳舻一炬,借赤壁之东风;鼓金齐鸣,穷朱儒于南海……克张斐相之英风,奚卢庐循之小寇?(阮元等编《学海堂三集》卷十七)
他这种口诛笔伐的梦想居然真有人拿来实行了,那就是义和团。义和团是排斥西方最纯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他们对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会表演大刀对洋枪、赤膊挡洋炮。他们不但深信中学为体,也深信中学为用。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黄帝子孙,他们虽然光荣的失败,害得全国同胞每人都赔了银子,可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阴魂附在辜鸿铭身上,鼓舞这位老怪物写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春秋大义》),来做他们的安魂曲。“春秋大义”式的思想与义和团思想事实上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只是表现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古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标榜的,愈接近此类。这一派显然是式微了,因为他们既无义和团的勇气,又无辜鸿铭的妖焰,只好以古稀之年,筹办他们的中国道德励进社去了。 中胜于西病
这种病是很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根本不承认西方胜过我们。代表这种论调的可以举清人阮元做例,阮元说:
天文算数之学,吾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
学者若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上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畴人传》卷四千四“利玛窦传”)
民国以后,熊十力用着同一口气说话了:
吾国今日所急需要者……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体现真理、担当世运,恐非西洋人识量所及。(《十力语要初续》页一
又过六年,牟宗三又套他老师的话开口了:
……知华族文化生命之圆融通透,与夫圣学之大中至正,其蕴藏之富、造理之实,盖有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也。(《认识心之批判》序言)
我们试看这三人所用的句法:“非西人所能及者”、“非西洋人识量所及”、“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完全是如出一辙的抹杀主义。他们的句式都是“非……所及”的格局,都有着目空一切的狂妄,但是他们三位只是九牛一毛而已,这种妙人今天还多着呢!试看有多少人摒西医不用,而迷恋着五运六气“寸关尺”的中医,有多少人摒正规音乐不学,而迷恋着七音六吕“笙萧缘”的国乐……这种中胜于西的观念最容易导来“以此类推”、“举一反三”的夸大,而这种夸大却又正是滥用“民族自信心”的显例! 古已有之病
犯这种病的人并非不讲西学,而是认为这些洋玩意都是我们古书中早就说过的现话。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