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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观念演变到极致，甚至太太在丈夫死前就要有一番决绝的表示；像房玄龄年轻时，有一度病得要死，他向太大说可以另找新欢，他的太太为了表示绝不变心，特地将自己一只眼睛挖出来！后来房玄龄的病好了，可是太太却变成一个独眼龙。
再嫁困难
由于“处女膜主义”到“泛处女主义”的作祟，一个把“处女膜”给了男人的女人，再想凭无膜之身，博有膜之报，自然就难难难了。所以寡妇再嫁也好、离婚改嫁也罢，都得不到正常的待遇，得到的反倒是嘲笑与讥讽。像元朝李有《古杭杂记》中所挖苦的：“挂起招牌，一声喝采，旧店新开。”宋人秦观《淮海集》中“蔡氏夫人行状”里记蔡氏年十四适同郡环生，生故疾病，成礼十六日而卒，夫人虽幼，居丧事舅姑孝谨如成人。已而其舅又卒，为之斩衰、蔬食、诵佛经，无复更嫁意。于是其母与诸昆弟率亲族数十人即环馆，夺之，曰：“若十四而适人，十六日而夫死，为夫之丧三年，舅之丧又三年，若为人妇，亦至矣！
又不欲更嫁，无乃过乎？且环父子俱止嗣，若虽欲守志，将谁与居？”夫人悲哀，迫不得已，遂去环氏。一年而归徐君……俄而〔徐〕君病且殆，夫人曰：“身践二庭，女子之辱也！蚓又如此．生复何聊？吾其决矣！”因不食，潜使一媼市砒霜……徐君没二日，而夫人亦卒矣……年三十九。
这个故事，把“身践二庭，女子之辱也”一观念完完全全显示出来了。
上面五种“泛处女主义”的类型和流毒，有的已经消失了（如烈妇烈女的旌表、贞节牌坊的颁赐）；有的已经减少了（如自动殉情、未嫁守贞）；有的似乎还是遗风犹在（如守寡的重视、不守寡的歧视、离婚的不易、离婚后再嫁的困难、订婚的约束力太大等等）。这些遗风，都是会被洋婆子暗笑的，也都是回光反照的精神国粹。这种国粹在我们这个礼义之邦的社会里，还是经常要间歇性的发作起来。
例如十个月前，招商局海张轮失事，三副殉职了，他的太太却服毒自杀。报上立刻冒出了旧道德的词汇，说是“痛夫遇难，贞妇殉节”，接着就来了读者投书，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八日的台北《征信新闻》上，居然发布了这样的“读者之声”：
祁夫人贞烈足式·请建碑以宏社教顷读十六日责报惊悉沉没海张轮三副祁英遗嫡祁陈云利女士因痛念亡夫，竟放弃三十余万恤金不领，自杀殉夫，遗书三封充满着爱亡夫、爱国家、爱社会孤儿的情意，表现了崇高的伦理道德，为妇女留下不朽典范，本人与祁君夫妇并无一面之识，但对祁陈云利此种烈女节妇伟大的表现，致无上的敬佩，当此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政府表扬好人好事不遗余力，为转移社会风气发扬国有伦理道德计，谨请贵报转请社会人士及中华民俗改进会，洽请招商局将祁妇应领三十万恤金，在高雄基隆两港口公园内建一烈女节妇纪念碑，表扬祁妇忠贞亮节永垂不朽。
这就是我所谓的“精神国粹”的“间歇性发作”。因为祁太太的自杀，是基于她的感情和信念，她为这种感情和信念轻生，不管有无必要，对她个人总归还是一种解脱方式。但是这时候出来几个腐儒，认为“贞烈足式”、“不朽典范”、“忠贞亮节”，而要“建碑以宏社教”、“发扬固有伦理道德”、表扬“烈女节妇”，这就是胡闹了！因为现代化“伦理道德”、“好人好事”的典范，已不是“自杀殉夫”时代的标准了，一个不肯“自杀殉夫”的女人，既不碍其“伦理道德”，也不伤其“好人好事”，换句话说，“伦理道德”与“好人好事”并不以“自杀殉夫”为要件，而一个现代化政府，正应当“转移社会风气”，要使它“人心不古”。
“人心不古”才能“世风日‘上’”，才能没有无谓的愚忠愚孝愚贞愚节，才能走向理智的爱国主义、合理的男女平权思想，以及人道而不野蛮的性观念。只有那样，我们的五千年礼义之邦才不会再有“桀犬吠尧”的现象、不会再有讨姨大大的现象。
不会再有新时代的“阿毛”和新时代的“王三姑娘”！ 论“泛处女主义”与强奸 “处女膜主义”的抽象扩大与建构化，变成了“泛处女主义”，“泛处女主义”的最大流毒，是它导引出一个错误的思想——被强奸后的错误思想。
按照中外的传统，一个女人不论未婚已婚，如果不幸被人强奸，她最后该走的一条路，就是所谓“羞忿自杀”。
在第二卷第三期（五十九号）《文星》里，有十三幅”路克丽斯之被辱”（The Rapeof Lucrece）的画页，介绍莎士比亚那首一千八百五十五行的叙事诗，讲到路克丽斯被强奸后，她在丈夫面前用刀自杀：
She utters this：“He；he；fair lords；”'tis he；That guides this hand to givethis wound to me。
“左手的缪思”余光中先生的传神译诗是：
她只说：“他，他，好爵爷，是他指使这只手给我这伤疤。”
于是她死了，她用死的壮烈来抗议这种羞辱（shame），用死的代价来表明自己是个道道地地的节妇（true wife）。
这种中古的思想模式，这种中古的漂白贞节的方式，在我们中国的民间里，也是多得随手可举，试翻翻“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
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二月壬午：
旌表江宁烈妇，戴有功妻薛氏，拒奸殒命；烈女，孟行可女闺姐，拒奸自尽，各给银建坊如例。
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二月乙未：
旌表陕西烈妇吴氏，拒奸殒命，给银建坊如例。
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四月庚午：
旌表河南烈女，郑维德义女喜孜，拒奸殒命；湖广烈妇，任邦畿妻何氏，拒奸自尽，各给银建坊如例。
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五月王子：
旌表直隶烈女，张耿女张氏，拒奸自尽；陕西烈妇王氏，拒奸殒命，各给银建坊如例。
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十一月乙卯：
旌表河南烈妇孙氏，拒奸殒命，给银建坊如例。
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十二月己已：
旌表河南烈妇，张玉生妻程氏，拒奸殒命，给银建坊如例。
十一个月间，高高在上的皇帝就褒扬了九个“拒奸殒命”、“拒奸自尽”的不幸女人，这是何等“鼓励”！“给银建坊”（贞节牌坊），这又是何等“诱惑”！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苏州府采访总局知照单》里，就有申请旌表的条例：
烈女凡未经适人，遇暴身殉者，例得具请。
烈妇凡夫故哀毁，或因亲属强逼改嫁，及遇强暴、遭寇难而自尽者，不论年岁，均得具请。
这种可叹的条例，在中国历史里，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大千一尘而已。它的流风余韵，直到民国初年还未停止。民国初年有所谓“褒扬条例”，规定妇女“强暴不从致死或羞忿自尽”者，其子孙亲族邻里均可具请地方行政官报请上级长官转报内务部转报内务总长转报国务总理转报大总统，再由大总统亲自题字匾额之上，并颁金银褒章。只是建坊立碑等事，因为民国“进步”了，所以只好由家族自行料理。这种“进步”，也许正是促成“世风日下”、“女教式微”的主要原因吧？
但是，不管皇帝立坊建碑也好、大总统不立坊建碑也罢。
中国的“贞节烈女”到底还是“贞节烈女”，她们照样要代代相传——要“拒奸殒命’、要“拒奸自尽”，要为一个莫可名状的意识形态玉殒香消！
这种“羞忿自尽”的遗风，自民国成立以来，名腑多，试举五个如下：
一、民国八年八月十五号的晚上，安徽军阀倪嗣冲的安武军第八路第一营的士兵二十多人，在一个军官的率领下，冲进安庆的女子蚕业学校，强奸了校长张女士。张校长为了顾全面子，吃了哑巴亏，并且拜托他们对外不要声张。这么一来，他们的胆子更大了，半个月后（九月一日），第二次破门而入，又增加了八十多人，把所有的女教员和女学生都轮奸了，许多女教员和女学生受不了这种侮辱，纷纷自杀了！
二、民国十一年陈炯明军队进广州。广州一个女校的教员张女士，在结婚后三个月就死了丈夫，她守寡到第七年，正碰到叛军进城，竟被强奸，她乃上吊自杀。李睡仙《陈炯明叛国史》中收有她给儿子的遗书，提到：“汝母清操横遭污玷，当时虽于无可抵抗的场合，皇天后土，汝祖若父谅亦鉴原；唯含羞忍辱，有何面目见人……但望汝……投身军界，免受人欺，时时追念汝母今日之死，为强徒而死也。”
三、民国二十六年，日本鬼子侵入南京，由军阀谷寿夫率领的第六师团，演出了“南京大屠杀案”。据外侨所组织的国际委员会的统计，光在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十六两天，中国妇女被日本兵强奸、轮奸的，就已超过一千人以上。在这我们永不该忘记的民族血仇中，曾有不少中国妇女因之自杀。（如《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判词全文》中，就有“在中华门外土城头，有少女三人，因遭日军强奸，羞忿投江自尽”的纪录。这种血债，竟被我们这“宽宏大量”的民族“健忘”了！）
四、一九五七年，台北一个以前北平名女人的养女李幼冬，才二十二岁，被仆人持刀逼奸，结果这个混账仆人居然在法庭上说是和奸，混账的法官居然把这种案件公然审理，而混账的新闻记者居然也就在报章杂志上绘影绘声。李幼冬冤郁难伸，最后服毒自杀。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台北《新生报》上说她“清白被污，令名受损”，“自感无颜见人，顿萌短见。”
上面随手举出的例子，都是所谓“羞忿自尽”的遗风。尤其最后一个例子，在李幼冬自杀后，我正在大学里读书，一连好几天睡不好，我深深觉得：传统的观念真是害死人！这完完全全是被观念害死的！在她死后，我遍读报纸杂志中的评论文字，竟找不到一篇观念清楚的文字来大声疾呼：李幼冬丝毫没有自杀的必要！大家都相信那件暴行可以使她“蒙受不洁”，使她“清白被污”，使她值得“羞”、值得“无颜见人”。传统观念如此，无怪乎李幼冬也要“以手遮脸或是低头疾走”了，最后只好“以一死来剖白她的清白与无邪”了！
从那时候起，我就发愤要写一篇大文字，痛斥传统下“羞忿自尽”的荒谬观念，同时痛斥一切坐视、纵容或鼓励这种荒谬观念的混账人物（不管他是专栏作家还是新闻记者）。我深深感到，澄清观念和移风易俗的事，我们实在不能靠某些大官的谈话、名流的高论和记者的浮议了！他们都不是真正能挺身出来说些明白话的人！他们分析呵题的训练根本不够，难得从关节处一刀扎下，涌出真知和灼见。他们只是带着小百姓在错误的观念里做迷宫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