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不要以为玛格达琳不过是小说中的人物。我个人的一个朋友就曾在台湾南部的一个军中乐园里，碰到过有着玛格达琳类似观念的小神女，她是客家人，那时候二十六岁。为了每月送五百块钱给她的未婚夫，特地跑来卖身。她不觉得这样会影响她的婚后幸福，她也不在乎别人骂她，你可说她“廉耻道丧”、说她“气节荡然”，说她什么都可以，她反正说她自己是处女！她和玛格达琳不同的是：她是为帮助未婚夫而下海；玛格达琳却是为献身革命事业而上床。
以东方精神文明自豪的中国人：请看这是何等的精神文明！这种不考虑肉体条件，纯粹在精神上解脱开展的人生观，正是“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的精神文明，这种精神文明，比起被拉一下腕就要砍掉一只手的文明，更来得“形而上”。所以，套一句孔夫子的话，这才正是——
“处女远乎哉！我欲处女，斯处女至矣！” 论“处女膜整形”的荒谬
写到这里，我们已接触到核心的结论：
一、女人被强奸也好、被调戏也罢、被流言所害也罢，都不必自杀或自毁；二、这不涉及羞辱的问题；三、于她的贞操，根本不发生丧失问题。
既然这样，我们来重看“处女膜整形”的现象，就发现很可笑了：以“处女膜整形”为号召的密医们，他们妄想“修补”处女膜，使它“童贞回复”，目的在用一点表皮的连接手术，使被修补者能重新“落红殷褥”或“流丹浃席”，从而满足对方的“处女癖”，使对方在欢畅之后，浩然有“守礼谨严之处子也”之叹，诸君试想，这是多可笑的作伪举动！
这种作伪，对中国的“处女迷信家”说来，常常是要上当的。因为在过去，科学技术的运用，还嘉惠不到处女膜，许多女人为了骗老公，只好偷偷把鱼缥中装了血，放在要害，在黑暗中老公色急求试，只顾销魂，当然不疑有“他”，于是在仓皇之间，稳稳的戴上了绿帽子。今天在台湾的花街柳巷中，还有数不尽的逐红老公，不惜以一两千元以上的破身钱，买一个女孩子的初夜权，其实他买到了什么？真正的处女的贞操是拿钱买不到的，他们买到的不是密医手术下的杰作，就已算是狗运当头了。
以前我读六百多年前的一本老书——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里面记柬埔寨的“阵毯”风俗，由僧道来把女孩子“去其童身”；现在我环顾六百多年后报纸上这些“复其童身”的各种广告，我真要惊讶这个世界无奇不有，更惊讶在现代化的中国，竟还有这种丑恶的现象！但是当我把这种丑恶现象的来龙去脉做一番探源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惊讶。我只是在心头抑止不住一种叫喊，要我向这个社会呼吁：
“任何不幸的女人不必再悲叹她们的不幸。如果她不能逃脱丑恶的现实，那她至少也不必有玉玷花残的幽伤。须知同床可以异梦，恨海并不难填。在处女膜问题上，实在有发挥纯粹唯心思想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必要。到那时候，王阳明先生如重新活过来，他不会再说‘满街人都是圣人’了，他会改口说——‘满街人都是处女！’”
…〔注一〕参看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八《如梦令）：“一人娶妻无元，袁可潜赠之《如梦令》云：‘今夜盛排筵宴，准拟寻芳一遍。春去已多时，问甚红深红浅？不见不见，还你一方白绢。’”白绢就是用来沾“元红”
的，没有“元红”，就要被词客嘲笑。
〔注二〕参看《金史》卷八十二《萧仲恭传》。萧仲恭的儿子萧珙，是礼部侍郎，一女孩子名耶律弥勒，是萧珙的小姨子，金朝的海陵帝要把她纳为妃，“使珙自汴取之，还过燕，是时仲恭为燕京留守，见弥勒身形不类处子，窃忧之曰：‘上多猜疑，珙其祸及矣！’”弥勒入宫，海陵帝一试，果然大发雷霆，半夜三更就把萧珙找来，大骂一顿，并且立刻撤职，最后还是把他杀了。
〔注三〕方苞《高节妇传》里记高节妇十六岁开始守寡，守到了九十六岁，共守了七十九年、这恐怕是历史上最高纪录了，真可说是“守寡大王”。
〔注四〕还有一种烈妇，根本不管儿女或公婆，自己先一死了之，戴名世《南山集》中的《李烈妇传》．记李烈妇丈夫死后，塾师劝她“汝尚有舅姑，下有子女各一，其责皆在汝，奈何殉硁硁之节，而昧孝慈之义乎？”
可是她根本不听，还是自杀了。
〔注五〕《旧约全书》申命记第二十二章中，有这样的文献：
一、“人若娶妻，与她同房之后恨恶她，信口说她，将丑名加在她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她同房，见她没有贞节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于贞节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
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并要罚他一百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作他的妻，终身不可休她；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节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
二、“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她行淫，只要将那男子治死。但不可办女子，她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于，女子叫喊并无人救她。”
三、“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五十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日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
三段旧文献，有的比中国开明（如二），有的跟中国类似（如一、三），有比中国还别出心裁（如用石头打死女人）。
…〔后记〕这篇文章，发表在《文星》第六十二号（一九六三年十月——日台北出版）。
一、七天后，十月七日，在冈山的读者骆梵先生寄了一条剪报给我，说是“愚民政策的证据之一”，“在矫砌的语意下，仍不难窥测其精义所在……相信它较您在《论“处女膜整形”》文中引用的读者投书更有价值些。”骆先生的剪报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华日报》南部版中的“每日谈”，原文如下：
万吨级轮船“海张”号在澎海失事，船与人全无踪影，是近年来最意外的大海难事件。而其尾声的摇曳亦极尽哀伤：那是该轮三一副祁英之妻陈云利于招商局发放抚恤金之日，本月十五日早晨服安眠药自尽殉夫。曾有遗书述其志节。
祁夫人原可于当日领得近三十万元的恤金，未来生活不虞匾乏。如念“死者已矣”，节哀顺变，则有此巨款可过其优裕的日子，可是，她苦念亡夫，忠于所爱，终以身殉，至于身外之物，更无足索其衷怀了。在此举世滔滔之日，这种坚贞悲壮的志节，实至为难能而可贵。是其人虽已死，而其事则可颂扬。
自杀是愚蠢的行为。因而颇有人持此以论祁夫人，说是：与其殉身于丈夫，何如献身于社会？如再能运用恤金从事慈善事业，岂不懿哉！今乃计不及此，遽抛宝贵的生命，未免“愚”得可叹可惜。
这自是一篇道理。可是这道理以这劝勉众人，自无不可；如以之责于死者，那就不近人情了。试思：鸳鸯失侣，月黯星沉，当之者肝摧肠断，尚有何心以自谋？为其所爱，忠于所志，不顾生命，无视财富繁华，慨然就死，是士大夫之所难能，奈何尚有憾于一个妇人？
我们当然不赞同“自杀”作为解脱人生愁苦的手段，亦无意鼓励妇人殉节，更非有憾于夫死而不守志者，但却深深认为像祁夫人的这种志行，应足千秋，诚宜共致褒颂，断不可以“愚”视之。应知：
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其取义成仁，皆发端于这一“愚”字。此所谓“愚”，实便是“至情至性”。至于自以为聪明之辈，节与品、守与为，固都不萦于怀；生死义利的关头，更难期其无违于道了。此亦所以人人都知道“人生自古谁无死”，却自古便有“艰难唯一死”之叹了！
二、另外我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的《中央日报》中，抄出这样一段“社会服务”中的“法律问答”，怪好玩的：
新娘不是处女并非离婚条件（张文伯律师答）
张如雪问：敝乡青年，多为婚后苦恼，兹提出疑问四则，至祈予以答复：
一、婚后发觉新妇已非处女，不悉可能为提出离婚之理由？如可能由法律解决，应如何办理？
二、不到法定年龄而已结婚者，可否提出离婚？
三、重婚罪，系何等处分？
四、脱离家庭关系后，能否不负结婚的责任（就是说能否连同妻室一并脱离）？
答：
一、此系婚姻成立前业已存在之事由，如未于结婚前，依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七款解除婚约，即难于结婚后据为离婚之理由。
二、如结婚时起迄现时止，男方仍未满十八岁，女方仍未满十六岁之足龄，而女方又未怀胎时，可依民法第九百八十九条，由当事人或法定代理人向法院请求撤销之，不得提出离婚。
三、依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之规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六条和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仅有家属请求与家分离及家长令家属由家分离两项办法，并无脱离家庭即可不负结婚责任之规定。
三、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的台北《民族晚报》上，有一条消息，亦颇“可观”：
教员遭强暴服毒自杀死 遗书指为教导所污
〔本报高雄旗山今午电话〕高雄县内门乡木栅国民学校代课女教员郭瑞銮，为该校教导主任林晋辉带到高雄去玩，在旅社中乘机将其强奸，乃于昨晚十一时含愤服毒自杀身死，死者家属从遗书中获悉内情后，即向旗山警察局提出告诉。
死者郭瑞銮（十九岁，旗山人）于自杀时留有三封遗书，一封给她舅父，另一封便是给木栅国校教导主任林晋辉（四十一岁，旗山人）。她在给林之遗书中说：他们在高雄发生这件事后，使她很感羞耻，因为他们目前都为人师表，现在她死了，既然身体被他占有过，现在死了也是他们林家的鬼。现全案由旗山警察分局办理。
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无党无派”的自立晚报，希望我这个“无党无派”的人，用四千字的篇幅，给一九六四年元旦特刊写篇谈中国思想趋势的文字。我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主要的困难是：这样复杂繁重的问题，用四千字的简略讨论，最容易流为空泛，流为推理中简单公式的谬误（fallacy of tabloid formula）。
在这种可能的空泛和谬误面前，我仍愿做一次尝试。我希望我能在复杂繁重的思想戈登结（Gordian Knot）上，砍下一刀。并且就凭这一刀，劈开中国思想的“核”。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烂摊子，从来没有彻底的打扫过。层层累积这个烂摊子上的文献典籍，至少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对这个浩如烟海的重担，我们一定要问：这些遗产，对新时代的我们说来，究竟有些什么积极的意义？换一种问法是：这些遗产，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