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李敖:为中国思想趋向答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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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李敖:为中国思想趋向答桉- 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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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意义?换一种问法是:这些遗产,能不能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新世界里得到好处? 
  这是每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们想要求得答案的问题。 
  对这个答案的揭晓,我们的上一代已陆续偿付了重大的首先,他们从“万国衣冠拜冕旈”的陶醉中惊醒。然后,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接受了“奇技淫巧”:戴起了眼镜,挂上了闹钟;进一步,他们很不愿意的说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在义和团的热血凝固以后,在洋鬼子的“文化侵略”生根发芽以后,我们的上一代退守到最后的马奇诺,在这条防线的壕沟里,他们用美援做营养,高谈民族文化的精英。 
  这种演变,是开始跟洋鬼子打交道的人绝没想到的。当年的封疆大吏(胡林翼)第一次看到外国的轮船,对西方文化突然感到恐惧,恐惧得“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可是今天呢? 
  今天的封疆大吏不恐惧了,他们若要做固有文化的孝子,只消“勒‘汽车’回家”就够了。他们在把孔回来,即使“中途呕血”,也有留美医师赶来急诊,急诊以后,他们仰在沙发上,衔着吕宋烟,放心他说着风凉话:“何必找西医呢?其实一副中药就行了!” 
  任何曾为文化奋斗而做了烈士的人,他们在九泉之下或九重天上,都会死不瞑目的质问:“难道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矛盾结局么?中国文化难道就是用来点缀或用来串假戏的么? 
  中国文化难道真的不能适应新时代的潮流么?” 
  文化烈士的质问和文化孝子的言行,已经逼得我们要觅取新的答案,换句话说,我们上一代所陆续揭晓的答案,都不是我们所能满意的答案。 
  几年来,我以一个关心中国思想趋势的人的身分,很想给这个新的答案求得解答。在白天、在深夜,在活着的中国人的嘴上、在死去的中国人的书里,我练习呼吸中国人所呼吸的空气——一种令人窒息的空气。呼吸的结果,我发现这种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已经超出了百分之四的比例。换句话说,空气中所以有这么多的害人的“二氧化碳”,因为它们不是新鲜的,是被两千五百年来的人呼了又吸、吸了又呼过的。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两千五百年后的中国人,呼吸着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时代的空气”,这怎么能够生活?怎么能够不糟糕? 
  我这里写“孔子时代的空气”,我的心情是不痛快的。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的文献典籍,不要说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就便是有五十万六千种,它的主流,也不过是以孔子的呼吸为呼吸的。如果一定要分出些大同小异,我认为有三个系统足可以囊括了: 泛孔系统 
  “泛孔系统”是中国思想的“正宗”,它的特点当然是“子曰”、“诗云”、“圣人言”的逻辑。在这个系统里面,一个人,不论说话、放屁、写文章,都要先顶上孔子的帽子才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如方东树所说的,“得圣人之真”。于是,你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我,我也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你,闹做一团,大家都咬定自己说的才是真正的“圣人之真”。 
  事实上,孟子口里的“性”,并不是孔子口里的“性”;程颢口里的“仁”,也不是孔子口里的“仁”;康长素(有为)口里的“素王”,更不该属于孔子的,孔子生前死后都整天吃荤,哪里还是什么“素王”?康长素自己“长素”,才真正是“素王”。 
  所以,“圣人之真”云云,早就在中国人的脑袋里打了转,大家都分别来了一番加工或改造,故同一个孔子,刘邦可以利用,董仲舒也可以利用,其他的人自然也可以利用。 
  所以,真正的“圣人之真”,甚至可能不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论语》,当然更可能不是《中庸》、《大学》了。可是谁能想到,光在《大学》中的一个抽象名词——“格物”,就聚讼纷纷,有七十多种说法。请看“圣人之真”,“真”在哪儿? 
  所以我说,所谓“泛孔系统”,并不一定是孔子的原装系统,它是代孔子立言的系统或托孔子说话的系统。这个系统笼罩了两千五百年来的中国思想界,在它里面虽然有孟子派和苟子派的对立,有今文派跟古文派的争执,有儒、道、佛的混同与吵架,有理学和反理学的斗法……其实全不妨碍这一系统的确立,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戴着(正戴着或歪戴着)孔子制帽厂(本号或分店)的出品,而孔子制帽厂又都是皇帝们投资保护的对象。 非孔系统 
  虽然孔子之言遍天下,但是孔子之言见诸行事却是困难的,即使孔子本人,他奔波一辈子,又被困又挨饿,最后还是不能得君行道。至于他的人生箴言方面,合乎人情而能行得通的,也不算多。它们许多都是空洞的、拿来说说的,并不能真的去实行。例如“三年之丧”,孔子的几个学生以外,据我所知,只有清初的颜习斋彻底实行了,彻底实行的结果是大病一场。又如“温、良、恭、俭、让”,甚至孔子本人,都不能算是这种人物:呼号鸣鼓攻人,且以杖敲人膝盖,这哪里是“温”?骗蒲人,见南子,这哪里是“良”?使孺悲尴尬,这哪里是“恭”?不吃这个、不吃那个,这哪里是“俭”?舍不得卖车葬颜回,这哪里是“让”?故孔子的许多教条,并不是时时可行、事事可行、人人可行,不可行而硬要行,于是只好言行不一,人格分裂。 
  在二重人格之下,便出现了一种“非孔系统”。“非”并不是反对;(哪里敢?)而是假戏唱多了,太闷了,只好另谋出路,求点发泄和补偿。所以,古代朱子大喊了一阵孔孟之道,然后引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现代朱子也大喊了一阵孔孟之道,然后引诱某省主席的女儿,先好后娶。更好玩的例子是清朝的袁子才,他白天顶着孔孟的帽子写文章,晚上却著他的鬼书《子不语》。《子不语》者,圣人孔子所不语之事也! 
  这样说来,“非孔系统”里的人,可说大部分又全是“泛孔系统”里的人(甚至包括孔子本人在内)。 反孔系统 
  “反孔系统”的人,并不一定反对孔子本人,而是反对孔子制帽厂里的单行法规。在中国历史上,“反孔系统”极难有什么大作为。即使反,一也不能彻底,二也不能放肆。所以表现出来的常常是很局部、很不明显。在这个系统里的人物,古代的庄子、汉朝的王充,都是有名的。其他所见的,则多是偶尔一露的反叛倾向,直到民国以后的吴虞,才算集了大成。 
  ……(略——编者) 
  在这些旧时代的渣滓的壅塞下、在这些旧时代的逆流的威胁下,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一定要彻底认清什么是我们中国思想的趋势和取向,什么是我们所要揭晓的答案。 
  有些以新儒家自命的知识分子们,他们觉得这个答案是“泛孔思想”的复兴,他们认为“泛孔思想”中有自由主义的因子和传统,这种因子和传统,可以配上西方现代的自由主义,一齐做为反共和建国的工具。我认为这种梦想是不能实现的。……(略——编者)在新时代中,一切中国旧时代的产品,不论是上面所说的那一系统,都不能配合现代的齿轮而发生作用,即使它们有的还很“完好”,可是却统统装不上现代的机器。它们只好送进了博物院。 
  无疑的,这个答案是一个令我们不快乐的答案。可是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想到,两千五百年来累积的二十五万三千种的文献典籍,在新的世界里,竟然对我们没有什么积极的用处。这个悲剧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传统的思想方法一开始就不及格,我们的祖宗著书立说,绝大部分都没有运作的意义(Operational meaning)、没有认知的思想(Cognitivethinking)、没有推理技术和科学知识、没有新观念和新气魄。所以,尽管他们很努力,替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典籍,但在起码的逻辑解析、语意剖析和心理分析下,在起码的现代学术的光照下,在起码的现代人的标准下,它们都已禁不住考验了。换句话说,它们已经发霉了、腐烂了。 
  让我们不要再呼吸这些旧时代的空气吧!与其做旧时的孝子,何如做新时代的烈士?新年来了!“一年之计”的日子也来了!朋友们.你选择的时候到了!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台北《自立晚报》一九六四年的元旦特刊。是《自立晚报》的社长叶明勋先生拉我写的。(《自立晚报》“新岁献言”略一一编者) 






文化论战的尾巴 
  文化论战发生以后十个月,我曾在《十三年和十三月》里写道: 
  做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小角色,我自知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小人物,一颗满天星斗的小星。能力与际遇的安排也许只能使我做一个吵吵闹闹打打前锋的小战士,在愤怒的青年人中,我深信会有大批的主将到来。 
  在我写这九十一个字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我生怕事实的演变会把我的“深信”弃置为“预言”——甚至是算命先生式的预言。在一个再启蒙的运动中,我乐意做一名先锋,但却不是“廖化式”的先锋,蜀中没有大将,“大批的主将”,光是廖化又有什么用? 
  居浩然先生这次去澳洲前,我们在一起吃饭,他感慨地对我说:“台湾的学阀们不让我活,我只好‘乘桴浮于海’了,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我们一个个都走了,因下了你一个人去做‘姜维’吧!” 
  听了他的话,我们忍不住大笑,因为只有大笑,才能给我们的眼泪做堤防。 
  如今,我,一个没有职业也没有浮海家伙的人,依稀在梦里、在酒醉里,厚颜接受浩然的委任,做起姜维来了,我的心情比一年半前还沉重。姜维的血泪是孤臣孽子的血泪,姜维的悲哀是为时代殉葬者的悲哀。有多少次,我似乎过敏地感觉到我将注定为我所面临的时代殉葬,它也需要这么一个“满天星斗的小星”来为它殉葬。恰似那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我是时代崩溃的选民。 
  过去的大星已殒落,现在的大星又在哪儿?如果时代不许你的光芒再大,那么,殒落吧,你这颗小星! 
                         一九六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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