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裕╤omogeneity),对于人类的危险不亚于原子性的战争。而现代社会中文化同原化的倾向——世界性的广播和电视,一版印行几千万份的杂志和画报——其程度是异常可怕的。所以怎样抵制文化的同原化,怎样保存人类文化的差异,正是目前人类的一个生死关头的重要问题。有人主张尽量创设多数的文化焦点,尽量维持原有的许多文化传统;譬如对于若干老的大学,我们尽量保持它们的作风,以维持人类在观念和行动上的差异。(《文化的论辩》)
这真是比于不伦!徐先生好像不知道在一个文化与外来文化接触时,常会产生“适应不良”(maladjustment)的情形。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保持差异”,而是怎样解决“适应不良”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否应该为了“保持差异”而不去解决“适应不良”的问题呢? 徐道邻为传统派做嫁衣裳
徐先生的基本观念在“抵制文化的同原化”,认为同原化“对于人类的危险不亚于原子性的战争”。这种“远见”我不好说它是侈论,但至少是一种杞忧。尤其对所谓“科学和工艺上落后的民族”而言,更是不切实际的论调。如果一个民族只在“科学与工艺上落后”,如果真有只在“科学与工艺上落后的民族”,那么这民族唯一该做的事,乃是尽量“倾向”那些现代化强国的“文化焦点”,在富强竞争中不被远远甩在后面,这才是这民族“生死关头的重要问题”!
对一个穷光蛋来说,争气的办法是阔起来,跟那些大肚皮的富翁斗斗富。而不是只披一件“科学与工艺”的外衣,挤在金谷园里去点缀、去陪衬、去维持“高度的差异性”!
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文化传统”去点缀世界博物馆,这不是我们穷借大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第一流的现代化强国。徐先失援引几个洋学者来劝阻人们不要争奇斗富,这是我们不敢领教的高论。所以对徐先生,我要指摘他,防止他用平和的词句所走私进来的毒害。
徐先生最不可饶恕的,是他在不知不觉间(我不敢说是有意的)为传统派做了嫁衣裳。
传统派的主力根本是一群毫无新头脑的土“学人”,他们根本不了解西方文化,更不了解西方现代的新学问。徐先生比起这些人士当然高明。但他那点高明,却又正巧用在为传统派张目的工作上。徐先生的战术是抬出西洋“许多有地位的人类学者”来做盾牌,以便在必要时可用“不敢当”来脱身。
在洋书后面做好防御工事后,他便开始用“近年来…‘西洋学者”的看法,向传统派助战。我们看他从旁而来的“仗义执中国的国有文化,在科学和工艺两方面,是远比西洋人落后的。所以它的被西洋人唾弃,本无足怪。幸亏近年来若干事实的发生,使人民明显的认出来,科学和工艺是一回事,文化又是一回事。
这是很暧昧的论调了!他又说:
中国过去曾经多次同化过征服它统治它的异族,也曾多次圆满的吸收了消化了外来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是证明过它的雄厚的力量的。今天,在科学的发展到了不可一世的日子,科学的潮流席卷了全世界的时候,许多中国人还在那里欣赏他们国有的文化,不轻易的把科学和工艺,看成人类的一切,这一股子的傻劲,也许正是中国文化的力量之一种表现吧。(以上皆引自《转变中的文化观念》
徐先生似乎不知道过去的事永远过去了!过去中国之所以“曾经多次同化过征服它统治它的异族”.是因为那些异族的文化潜力较差。现在,我们所碰到的西方文化可不同了。
时移世变,古老而带静态的农业文化形态,根本不适应这一新的西方文化之冲击所引起的新变动。如果中国旧文化继续能有实效,何以中国会发生这样广泛而又基本的变乱?何以许多人还得靠美援过日子?
至于徐先生文中提到的“许多中国人”,当然不是泛泛之辈,他们在徐先生的标准中,乃是“有高度成就的思想家”:
在最近几年来,许多有高度成就的思想家,都是在对于中国国有文化的探讨,重新加以致力。他们之对于中国文化的宣扬,和四干年前东西文化论辩时期之国故论者的立场,大不相同。那时候的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对于西洋文化,多半还没有足够深刻的了解……而今日的情形,则和当时大不相同。今天讨论文化问题的先生们……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具有高度的认识。
他所用的“高度”和“成就”是些什么?以什么为指涉点(point of reference)?简直令人莫测高深!对学问思想的评价和说应酬话,总须有个分际吧!况且,在连用“高度”榆扬之后,他又提醒“宣扬中国固有文化的先生们”,还有一种“活的中国文化”也是可以宣扬的:
许多在宣扬中国固有文化的先生们.对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似乎还没有予以适当的注意和研究,那就是实际生活在每一个中国人里面的“活的中国文化”。
所谓“活的中国文化”,徐先生“特别举出三种现象”,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个现象”,此现象是:
中国有很多不读书不识字的人,在行为生活上,却能有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现。
而此“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现”,贞节牌坊式的国粹居然也被他列入了,这真教人吃惊了:
至于目不识丁的匹妇弱女,以“节妇”或“烈女”,盖“牌坊”,作“列传”,名垂不朽者,更是西洋文化里从来没有的事情。(以上皆引自《行动中的中国文化》)
这种最野蛮的民族也玩不出来的可耻把戏,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出于最片面的贞操观念的表现,居然还被徐先生列为“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现”,那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中国人的耻辱。
东方人的耻辱”了! 徐道邻眼里的“花柳病”
徐先生既为传统派做嫁衣裳,看到抨击传统派的文字,自然不顺眼。于是他转过头来,决定打趣“李先生”一下,他说:
李先生说,想要占有一个美人,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句话不错。但是,如果她的“缺点”是一种花柳病,那我们却不必一定要非“占有”不可,因为那是我们可以“预防”的,何况她还“要求”我们预防呢。
看了这段话,我真要套徐先生的话而说他“弄拧”了我的意思了。在原文里,我是这样说的: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所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
我每用“缺点”两字,都加上括号,表示这词有点特殊意义,不可以乱肯定的。徐先生既同意我“这句话不错”,却又说“不必一定要非‘占有’不可”,态度上的模棱是很明显的。模棱的原因,是因为他痛感于这美人有“花柳病”。
我的答复是,即使这美人有“花柳病”,一齐“占有”又何妨?留得美人在,何愁病不除?何必因小失大呢?徐先生大概忘了我的本意了,我曾说: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着,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
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得一千的。
同样的道理,我可以说,难道为了怕“花柳病”,就不同这美人“成其好事”了吗?这不太懦夫了吗?太不罗曼蒂克了吗?在美人面前,我们要有“卖油郎”的精神:只要“花魁女”能使咱们生气蓬勃,她有点“花柳病”,又算得了什么?
何况,这美人即使有“花柳病”,也不会…要求’我们预防”
的。徐先生这话表示他不懂女人心理。徐先生该再仔细看看那本库普林(AlexanderLvanovichKuprin)的“亚玛”(Yama),看看那位有了性病的女孩儿怎样对付她那心上的小冤家——
她绝不会“要求”的!咱们也无从‘预防”起。女人的“缺点”永远是神秘的,绝不是徐先生和我所能假定的。
还有,这美人如果真有“花柳病”,她一定偷偷请教西化派的医学博士,绝不会找传统派的中医,更不会找什么超越派的密医。我们江湖郎中的救美计划是休想染指的! 徐道邻的新保守主义
我们的大病在于不承认我们的弱点,我们的弱点在缺少生气蓬勃的酵素,就好像“卖油郎”缺少了“花魁女”。今天我们最该承认的,莫过于承认我们需要“花魁女”。肯定了这个大前提,其他一切都是余事!
面对这美人,我们需要的是“勇气和毅力”,而不是“保守眼光”。徐先生在“论守旧和革新”中,曾告诉我们:
不拿保守眼光的巨盾来掩护自己、欺骗自己,就必须忍受承认弱,点的烦恼,和使出急起直追的力量。这种有碍于日常心理的安宁,和生活方式的安定,一般普通人哪里能拿出来这种勇气和毅力?
这是多么明智的论断!承认我们的“弱点”是需要”花魁女”。
也许会使黄帝子孙有点难为情,有点“烦恼”。可是除了“急起直追”外,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去寻找生气蓬勃的酵素?这美人和她的“缺点”来了,也许暂时“有碍于日常心理的安宁,和生活方式的安定”,可是又有什么两全的法子?美人还在金屋外面,我们有什么“预防”的办法?我们今天第一件事是先“占有”她和她的“缺点”再说,我们还不配谈“预防”!还没有工夫谈“预防”!
不幸的是,“论守旧和革新”的作者本人,却和“一般普通人”一样的缺乏“这种勇气和毅力”。他本人的“保守眼光”为他自己做了“巨盾”,也为一切保守主义者做了“巨盾”。当然啦,以他的聪明和灵巧,他是不会不骑一骑墙的。所以他一行文,便露骑墙的痕迹。例如他会说:
根据我们对于过去历史的认识,再加上我们现代社会学、人类学、行为学等等新的观点,对于想从中国一堆古书中研究出一种救世新药——不但要救中国人,并且要救全世界的人——的一种努力,我们至少认为还没有充分的事实的和理论的根据,使我们可以抱有过分乐观的信心。
但他同时也会说:
从社会学、人类学的立场看,我十分感觉着我们有把中国旧有的伦理思考从速的予以新颖化、予以通俗化的迫切需要。(以上皆引自《行动中的中国文化》)
这是何等矛盾!
在另一方面,他会说:
中国的社会,一直是农村经济的形态。而中国的衣村经济,则因为受了地理的限制,一直是一个匮乏的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因之这个社会,也就很自然的接受了强调“知足、安分、克己”等等价值观念(亦即“礼”的精神)的儒家哲学。(《法律概念的形成》)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