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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门阀政治》作者：田余庆
此书为北大名家名著文丛之一种，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历史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再探索，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本书不落以婚宦论门阀士族的窠臼，对中国中古政治史中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精辟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田余庆 1924年生，湖南湘阴人。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历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及历史系助教、讲师、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及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本人负责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此书获国家教委第一届大学优秀教材特等奖）；《东晋门阀政治》（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及其它多种奖）、《秦汉魏晋史探微》等。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等。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再探索，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本书不落以婚宦论门阀士族的窠臼，对中国中古政治史中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精辟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自 序
《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论述从公元四世纪初年至五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东晋门阀士族的兴替和门阀政治的发展以至消亡，从本书首尾相衔的各题中，大致可以看出其内在的关系。
本书前七题，依次论述各家士族当政时期的历史，藉以显示东晋门阀政治的阶段性。为了弄清某些比较隐晦的历史内容，作了较多的考证。《后论》之作，一方面是想把前面各题的论述加以贯通，以明本书脉络所在；另一方面是想对作为本书主旨的东晋门阀政治的内涵外延，试作补充说明。
门阀政治，中国学者见仁见智，原无一致的理解。国外著作也颇有异说，多数人接受贵族政治的解释而对具体问题各有主张。有的学者释之为寡头政治。这种种解释无疑包含了许多精辟之见。只是，学者们或多或少地受西方古史研究影响，无形中假借了西方古史概念，一般不太重视中国古代久已形成皇权政治传统这一历史背景。而且，中外学者多是概括江左五朝、江左六朝、甚至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而笼统地谈门阀政治，也就是说，他们倾向于认为门阀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之久，而较少从发展中考察门阀政治。
本书所指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本书定名为《东晋门阀政治》，原意并不是截取历史上门阀政治的一个段落加以研究。在作者看来，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这是本书的核心思想，也是本书《后论》企图着重说明的问题。
木书偏重于政治史方面的研究，但不是全面的东晋政治史；它以江左几家侨姓士族的兴衰为线索进行考察，但也不同于各个士族门户的个案研究。书中旁及军事、地理、文化、经济诸问题，只限于阐明门阀政治的需要，一般不作详尽论述，以免骈枝之累。
《释“王与马共天下”》曾在《中国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发表过，现经改写，作了较大的补充，并此说明。
文稿写成后陆续请北京大学历史系周一良教授、祝总斌教授看过，在材料和论点上都得到他们精心指正，谨此致谢。
本书有参考未备、论断不当、史料失误以及其它不妥之处，统祈读者赐正。
作 者
一九八六年一月于北京
第二版序
《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出版在两年以前。今年重印此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不顾成本上的困难，决定废弃旧纸型，重排新版，作为再版印出。这使本书外观得以大大改善，作者十分感激。这次重印，原计划是利用旧版，碍于修版困难，改动受到限制。当得知重排新版消息时，排版已近竣工，而且付印在即，所以又只好在校样上增作修改。时间短促，作者只能尽力而为了。
再版改动之处，有的是更换原来不恰当的资料和完善不周全的论点，有的是修正原稿在抄、排、校中形成的漏误；有的改动只涉及词句，有的则是大段落的增补。当然也有删削之处。《自序》中曾说门阀政治即士族政治，正文中也有类似的提法，这个提法易生歧义，再版中删去了。
本书问世后，大陆和台湾都有书评发表，国内国外同行也不时有评骘的意见传来。作者对此深感鼓舞，谨向书评作者和关心本书的同行学者致谢。书评中对本书瑕疵有所指正之处，再版中大体都作了修改、补充、调整；有的建议和讨论涉及重大问题，一时来不及深思熟虑，只好留待日后研究参考。
切盼得到方家们更多的指教。
作者
一九九一年四月
第三版序
本书第二版曾作较多修改，但当动而来不及动的还有不少。也有些不妥的地方当时忽略了，是以后陆续发现的。所以我趁这次刊印机会，细读一过，随读随改，才有这个第三版修订本问世。
本书第二版刊行之后，又见到一些国内和国外同行所写的书评，也听到不少口头评骘意见。这说明本书还继续受到史学界同行的关注，因而也推动我为本书再加一把劲，以报同行厚爱。几年以来，不少学者把阅读本书中见到的问题，细大不捐，随时告诉我。膝昭宗先生不惮烦劳，细核全书，多所諟正。这些都是我修订本书的重要参考。我衷心感谢同行学者的关怀，并继续盼望热心指教。
作 者
一九九四年八月
释“王与马共天下”
一 西晋诸王与王国士人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①
《南史》卷二一史臣论曰：“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其初谚云：‘王与马，共天下’。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是矣。”
琅邪王氏诸兄弟与晋琅邪王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密切关系。王导以他所居司马睿左右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始奠定东晋皇业和琅邪王氏家族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东晋初年诸帝，待王导以殊礼，不敢以臣僚视之。《世说新语·宠礼》：“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元帝）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①元帝对王导，素以“仲父”相尊。成帝给王导手诏，用“惶恐言”、“顿首”、“敬白”；中书作诏则用“敬问”。成帝幸王导宅，拜导妻；王导元正上殿，帝为之兴②。
“王与马共天下”，这并不是时人夸张之词，而是一种确有实际内容的政治局面。《晋书》卷六《元帝纪》，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兵入石头，元帝遣使谓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同书卷九八《王敦传》记元帝言曰：“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元帝此时不敢以君臣名分责王敦，只得委曲求全，企图维持与王氏的共安。他请求王敦不要擅行废立之事，不要破坏“共天下”的局面。如果王敦执意独吞天下，破坏共安，元帝无以自持，就只有避住琅邪国邪这一条路可走。
徵之历史，“共天下”之语，古已有之，并不始于两晋之际的王与马。《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不韦为子楚谋秦王之位，子楚感激，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子楚允诺吕不韦共有秦国，这就是后来子楚得立为庄襄王，并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的缘由。《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汉五年刘邦击楚，诸侯约而不至。张良曰：“楚兵且破，〔韩〕信、〔彭〕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汉书》卷一《高祖纪》记此事，“共分天下”即作“共天下”，师古注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分之。”这就是刘邦发使割陈以东傅海之地与韩信，割睢阳以北至谷城之地与彭越的缘由。
由于时代的推移变化，裂土以“共天下”的情况，西汉以后已经不存在了。“王与马共天下”，不再是指裂土分封关系，而是指在权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与一般君臣不同的关系。王与马的这种名器相予、御床与共的关系，发生在东晋创业、元帝壮年继嗣之时，不是末世权宠礼遇非凡，也不是阿衡幼主僭越名分一类不正常的情况。王导以一代名相处此而当世多不以为非分，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①。
为什么江左会出现这种政治局面呢？总的说来，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而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则是门阀制度发展的结果。士族高门与晋元帝“共天下”，归根到底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为什么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别的高门士族与晋元帝“共天下”的问题。晋元帝与琅邪王氏之间，尚有其历史的和地域的特殊原因，使之相互固结，因而形成王与马的特殊关系。
西晋诸王，或随例于太康初年就国，在其封国内有一段较长的活动时间；或虽未就国，但与封国有较多的联系。他们一般都重视与封国内的士人结交，甚至姻娅相联，主臣相托②，形成比较密切的个人和家族关系。东汉守、相例辟属内士人为掾，此风在西晋时犹有遗留。西晋诸王辟王国人为官之事，史籍所载不乏其例。《华阳国志·后贤志》：常骞，蜀郡江原人，“以选为国王侍郎，出为緜竹令，国王①归之，复入为郎中令。从王起义有功，封关内侯，迁魏郡太守，加材官将军……。”案同书《大同志》太康八年（287年）②成都王颖受封四郡，蜀郡在其封内。由此至永宁、太安年间，蜀乱，成都王颖徒封荆州南郡四县（《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为止，历时十余年之久。所以司马颖与成都王国士人关系甚多，是可能的。《晋书》卷九○《良吏·杜轸传》，成都人杜轸，子毗，“成都王颖辟大将军掾”；轸弟烈，“为成都王颖郎中令”，皆属此例。《世说新语·贤媛》注引《晋诸公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