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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瞻是南士冠冕，对琅邪王司马睿立足建康，继承帝位，出力甚多，影响甚大。朝廷为了应付王敦之乱，以纪瞻为领军将军。他于宿卫六军中威望最高，六军对他敬惮祗肃。据《北堂书钞》卷六四引《晋起居注》，晋制：“领军闲无上直之劳，可得从容养疾。”其时纪瞻年迈在病，朝廷以之为领军，意在借重其威望而又得遂其闲养。王敦再逼京都，明帝请瞻“卧护六军”。而郗鉴适有都督从驾诸军事之命，宿卫六军除已知护军应詹、左卫庾亮在前应敌之外，其余部分当在从驾诸军之中。不过六军寡弱无力，真正起作用的，是以郗鉴密谋而得入援的流民帅。纪瞻对郗鉴的荐举，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郗鉴南来，王敦再叛，政治形势非常微妙。原来王敦初叛，是在执政王导的默契下进入建康的，其直接目的是清君侧，所谓君侧，指明是刘隗、刁协、戴渊等一批王氏家族的仇人。《晋书》卷九八《王敦传》载王导遗王含书，有云“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流，心思外济。”这是王导明确承认本与王敦同谋。据《晋书》卷六九《周传》，王敦初叛入京，杀周、戴渊，都曾咨之于王导。王导后来说：“吾虽不杀伯仁（周），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其实由王导而死者，不只周，还有戴渊。后来王敦再叛，以台中军情告王含者也是王导。上引导遗含书，一则说“得征北（王邃，王导从弟）告，刘遐、陶瞻、苏峻等深怀忧虑，不谋同辞”；再则说“导所统六军，石头万五千人，宫内后苑二万人，护军（应詹）屯金城六千人。刘遐已至，征北昨已济江万五千人。”与王敦、王含通关节的王导，却又是明帝所令征讨王敦、王含的大都督、假节。这就是王敦再叛时形势微妙之所在。王导所统六军，当即纪瞻“卧护”的宿卫六军，可知王导还拥有某种势力可以影响京师形势。而王导的六军，其中的一部分又正是明帝欲置之于郗鉴都督从驾诸军事之下的。由此可见，郗鉴与王导之间，也存在一种微妙关系。
其实郗鉴得以自峄山南来，王导就曾起过作用。据《纪瞻传》，我们知道，纪瞻在荐郗鉴疏的末尾赘言：“是以臣寝顿陋巷，思尽闻见，惟开圣怀，垂间臣导，冀有毫厘万分之一。”这就是说，郗鉴部众南来和徵郗鉴入朝诸事，还需要得到王导的首肯，否则不会被朝廷接纳。
微妙的关系，尖锐的形势，需要南来不久的郗鉴确定自己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对琅邪王氏的政治态度。
从郗鉴尔后的行事看来，他的政治态度首先是支持东晋，不赞同王敦的无君之心。郗鉴由合肥入朝时，王敦截留之于姑孰，与论中朝人物乐广、满奋。郗鉴力言中朝愍怀太子之废、赵王伦篡立之时，乐广处倾危之朝不可得而亲疏，柔而有正；而满奋则是失节之士，不可与乐广同日而语。这就无异向王敦表明，自己不愿党同于王敦。其次，郗鉴也没有党同于戴渊之辈以与琅邪王氏为敌，宁愿折冲于士族诸门户之间，以求政局之稳定。后来他固辞卫将军军号，反映了他不愿凌驾诸士族的谦退立场。都鉴既不苟同于一方，就免不了在当轴诸士族之间时而与此、时而与彼发生矛盾。王敦乱平后，在应否追赠周札的问题上，这种矛盾一度表现得很尖锐。
义兴周氏是有名的“江东之豪”。王敦首逆，周札都督石头诸军事，开门应敦，使晋军败绩。王敦出于疑忌，又族灭周氏。王敦事平，周氏故吏讼周氏之冤，请加追赠，引起朝廷激烈争论，其意见备见《晋书》卷五八周札、卷六七郗鉴诸传。卞壶以札开门延敌，不宜追谥。王导认为“札开石头，忠存社稷，义在忘生”，与谯王无忌、周、戴渊等死难之臣一样，合乎人臣之节，应一例追赠，不应厚彼薄此。显然，王导是袒护王敦的。
都鉴议同卞壶，而与王导针锋相对。他说：“若敦前者之举义同桓、文，则先帝可为幽、厉邪！”由于王氏权重，朝廷竟从导议，而卞、郗之议不行。这场尖锐的论战，说明其时郗鉴、王导关系并不和谐，虽然这还不是当时政局的关键所在。
东晋政局，成帝即位（太宁三年，325年）后为之一变。成帝冲幼，王导、卞壶、郗鉴、庾亮等七人同受明帝遗诏辅政。接着，庾后（庾亮妹，成帝太后）临朝称制，庾亮居帝舅之尊，地位迅速上升，政之大要，皆决于亮。朝廷立即出现了庾亮与王导的明争暗斗，成为政局中的主要矛盾。都鉴处于这一矛盾之间，力求抑制矛盾的发展，起稳定时局的作用。
庾、王家族，早先在元帝、明帝时共同利益尚多，矛盾本来并不显著。元帝过江后未即帝位以前，有用申、韩以张皇权之意。《晋书》卷四九《阮孚传》：孚“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参军。……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弃也。”案元帝为安东将军，在永嘉元年七月至五年五月（307—311）。据《元帝纪》，其时“王敦、王导、周、刁协并为腹心股肱”，所以“用申、韩”并非特意针对琅邪王氏。《晋书》卷七三《庾亮传》：“时〔元〕帝方任刑法，以《韩子》赐皇太子。亮谏以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甚纳焉。”其时已在建武、太兴之际，王氏坐大，庾氏有此谏，足见王、庾之间尚得相安。后来王敦有意称兵，深忌庾亮而外崇重之，庾亮忧惧去官，旋复参与平乱。尽管如此，庾亮与王导尚无特殊冲突发生。
明帝经历了王敦之乱的剧烈震动，对王氏家族更有戒心，亲庾亮、疏王导的意向越来越明显。《太平御览》卷五九三引《语林》：“明帝函封诏与庾公，信误致与王公。王公开诏，末云：‘勿使冶城公①知’。导既视，表答曰：‘伏读明诏，似不在臣，臣开臣闭，无有见者。’明帝甚愧，数日不能见王公。”案裴启著《语林》，成书时上距明帝才四十来年，所载掌故多可信。即令情节有违，要当为其时人对王、庾关系观感的反映。明帝成年在位，“潜谋独断”（《明帝纪》），虽袒庾而不纵庾，庾、王之间还不具备公开进行倾轧的政治气候。
到了成帝之时，母后称制，庾氏坐大，情况就不一样了。《晋书》卷七三《庾亮传》史臣曰：“牙尺垂训，帝念深于负芒。”《晋书》卷三二《后妃传》（下）赞曰：“持尺威帝”。案《困学纪闻》卷一三引殷芸《小说》：“诸庾诛南顿王宗，帝问‘南顿何在？’对曰：‘党〔苏〕峻作贼，已诛。’帝知非党，曰：‘言舅作贼，当复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头云：‘儿何以作尔语？’帝无言，惟张目熟视。”《成帝纪》记此事略同，惟不言牙尺打头。南顿王宗被杀在咸和元年（326年）十月，时成帝始六岁。虽然庾后于三年三月即死，但庾氏兄弟羽翼已成，权势在握，其锋芒所及，除排抑宗室②以外，主要是针对盘根错节的王导。所以成帝即位后，庾、王倾轧就立即公开化了。
原来受遗诏抚政的七人当中，卞壶以忠直闻，与庾亮对直省中，共参机要。首先起来约束以司徒录尚书事的王导的，就是卞壶。《晋书》卷七○《卞壶传》云：“〔明〕帝崩，成帝即位，群臣进玺。司徒王导以疾不至。壶正色于朝曰：‘王公岂社稷之臣那？大行在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时？’导闻之，乃舆疾而至。”
《卞壶传》又云：“是时王导称疾不朝，而私送车骑将军都鉴。壶奏以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御史中丞钟雅阿挠王典，不加准绳，并请免官。虽事寝不行，举朝震肃。”卞壶以罪加王俘，比上引“岂社稷之臣”的责难又进了一步。案《北堂书钞》卷五九引《晋中兴书》：“卞壶为尚书令，奏王导居官无敬。”《初学记》卷一一、《太平御览》卷二○一引《晋中兴书》，“居官无敬”均作“专任无敬”。“无敬”，当即晋律所谓“不敬”。《晋书》卷三○《刑法志》张斐注律上表曰：“亏礼废节谓之不敬”。卞壶以称疾不朝而私送郗鉴事奏弹王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与晋律以“亏礼废节”为“无敬”、“不敬”之科正合，其罪可至免官①。
卞壶两次罪责王导，此事与厦亮有无关系，史无明证。但是当庾、王矛盾滋生之时卞壶作此表现，无疑是对庾亮有利的。值得注意的是，王导在受到卞壶前一次抨击之后，仍然不顾嫌疑，私送郗鉴赴徐州之任，使卞壶再得口实。这足以证明庾亮用事以来，王导、郗鉴这两个家族开始出现了密切关系，而这种密切关系当然是针对庾氏专权的。琅邪王氏在王敦之乱后要想维持其家族势力于不坠，必须在有实力的朝臣中寻求支援。而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的继续存在，在当时又是约束庾氏专恣、稳定东晋政局的必要条件。郗鉴支持王导，王导联结郗鉴，其背景就是这样。
家族之间的相互支援，婚和宦是重要途径。宦，指仕途的提携，如明帝时王导为司徒，辟郗鉴子郗昙。婚，指互为婚姻以相固结，如王氏两代娶郗氏女。《世说新语·雅量》：“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①郗鉴选中了王导侄王羲之，嫁女与焉。郗、王二族交好，所以郗氏求婿，首先选定琅邪王氏这一家族，然后于此家族范围内访求之。这就是说，婚姻先是求族，然后择人。郗、王通家，子弟交游甚密。《郗惜传》惜在临海，“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恂（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云云。王羲之兰亭修禊中相与赋诗者有郗昙，诗见冯惟讷《诗纪》卷三三。王羲之《杂帖》，有不少与郗氏书柬，备见《法书要录》。郗昙墓中有许多王羲之书法遗物，见《陈书·始兴王伯茂传》。
郗、王以政治利益相近而交好联姻的事，是在成帝时特定条件下出现的。时过境迁，姻姬关系虽还存在，家族之间却渐趋疏远，甚至出现嫌隙。《世说新语·贤媛》：“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愔）、中郎（昙）曰：‘王家见二谢（谢安、谢万），倾筐倒■，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此时陈郡谢氏门户日就兴旺，故郗夫人有此语。虽然如此，郗昙女仍嫁王羲之子献之。《世说新语·德行》：“王子敬（献之字）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注引《王氏谱》：“献之娶高平郗昙女，名道茂，后离婚。”《法书要录》卷一○载《王羲之与高平郗公书》，系为献之求婚郗氏而写的王氏“祖宗职讳”，所具王氏婚媾关系甚详。献之婚后离异，另尚简文帝女余姚公主。王氏弃旧图新，攀援帝室，道义上有损，难逃内咎。这也许是王献之临死时上章首过①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