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第14节

　　（一）三吴的战略地位

　　如前所论，郗鉴得以否定陶侃、庾亮下都废黜王导之谋，主要在于他以徐州刺史据有京口，于建康有举足轻重之势。京口成为东晋的重镇，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只是出于权宜的考虑，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京口重镇的形成，发端在郗鉴。
　　徐州地境，《禹贡》谓“海岱及淮”。西汉十三州部之一的徐州，大体即是这个区域。江左流寓之初，徐州地境南移，据淮南北以迄江北之地，居刺史任者先后为蔡豹、卞敦、王邃、刘遐，治所则随军事形势而进退，但都在长江以北。郗鉴继刘遐为徐州刺史，治广陵①。
　　《郗鉴传》，苏峻乱，陷台城，郗鉴自广陵遣人间道至江州，谓温峤曰：“今贼谋挟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不过百日，必自溃矣。”温峤深以为然。郗鉴首倡“静镇京口”之议，本来只是针对苏峻自历阳过江以后，军队无后方供应，欲取三吴以为依托的图谋而发，并未估计到京口此后将成为东晋南朝系建康安危的重镇。
　　此时，郗鉴处境比较特殊。他以引流民帅平王敦之功，得为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究州刺史（后加刺徐州）、假节，并顶明帝遗诏辅政诸大臣之列。但是他由于对王敦的看法不尽同于王导，在周札赠官问题上与王导发生过尖锐冲突。而且，郗鉴的流民帅身分，同祖约、苏峻一样，所以也难得见信于执政的庾亮，没有机会居中枢之任。咸和二年十一月，祖约、苏峻初起兵，庾亮甚虑全盘皆乱，局面不可收拾，因此不许各地兴兵勤王。《世说新语·容止》注引《晋中兴书》：“温峤及三吴欲起兵卫帝室，亮不听，下制曰：‘妄起兵者诛。”郗鉴于时欲率广陵之众赴难，“诏以北寇，不许。”但同时或稍后，虞潭受命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诸郡军事；张辏�宣太后诏于三吴令速起兵；桓彝则兴兵于宣城。温峤更不顾制书所禁，早在苏峻济江之前一月，即咸和三年（328年）正月自武昌东下，军于寻阳，声称入援建康。只有郗鉴不同，他小心从事，不敢妄动，必待苏峻济江、台城陷落、庾亮出奔，陶侃东下之后，在广陵“城孤粮绝，人情业业，莫有固志”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刑白马，誓三军，以示效忠东晋，然后，才有上述向温峤提出的“静镇京口”的建议。而且，他还必待得到陶侃委署都督扬州八郡军事后，始自广陵济江；而且济江以后亦不能据京口而守之，必得与陶侃等人会师，以听调遣。这些情况，说明郗鉴自知在苏峻之乱中如何自处，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必须谨慎从事，不得稍有专擅，否则将授人以柄。
　　以陶侃为盟主的陶、温、庾联军，于咸和三年五月顺流东下，屯驻建康城西秦淮河口的查浦、蔡洲。郗鉴军所筑白石垒，亦移交给庾亮军驻守。郗鉴则专注东方，王舒的浙东军，虞潭的浙西军，俱受郗鉴节度。苏峻遣将管商、张健等寇掠三吴，又遣人出江乘掠京口以东。这样，当陶侃联军与苏峻叛军在建康附近相持的同时，又形成了京口以南以迄三吴一带的东方战场，因而郗鉴得以逐步实现其“静镇京口”以断苏峻东路的计划。
　　东方战场的形成，与三吴地区在江左的战略地位有密切关系，而三吴地区的战略地位，又有其历史的、地理的原因，须要稍作追叙。
　　西晋灭孙吴以后，三吴是“难安易动”①的地方。西晋用东南六州将士戍守江表，唯恐三吴有事。吴士在洛阳受到歧视，也增加了吴人的不自信之心。以后，王导助琅邪王司马睿协调侨旧士族利益，使多数三吴士族逐步进入东晋统治集团，而没有成为一种长期独立于侨姓士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江左以后出现的纷纭的政治事件中，三吴士族往往分为两部分，与侨姓士族内部斗争的两造分别结合。江左的几次叛乱，情况就是这样。建兴元年（313年）吴兴周玘谋反司马睿，与之同谋的是镇东祭酒东莱王恢。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反叛，吴兴沈充起兵响应，同郡钱凤为王敦谋主。王敦在请诛刘隗疏中，诉隗“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一事，其所“普取”的应是江南士族豪强地主的佃客②，因为侨姓士族的佃客是没有“旧名”可检的。王敦既为南士争利，所以就有南士沈充、钱凤之辈支持王敦。另一方面，南士站在东晋朝廷一边的，人数更多。《晋书》卷七六《虞潭传》：“王含、钱凤等攻逼京都，潭遂于本县（会稽余姚）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孔但亦曾在会稽起兵。这都是南士用武力支持司马氏政权之证。总之，东晋朝廷有事，往往牵动三吴；建康内战，三吴就会出现东方战场。《通鉴》太宁二年（324年）沈充司马顾飏说沈充，有“并东西军之力”①之语，胡注曰：“东军谓沈充军（案起自吴兴），西军谓王含、钱凤等军（案在建康附近）也。”叛军有东西军，东晋官军同样有东西军。
　　在这种背景下，苏峻乱起，江左也迅速形成分别称为东西军的东西两个战场。东方郡县，一方面有人暗降苏峻，反对东晋朝廷，如《王舒传》所说“临海、新安诸山县并反应贼”；另一方面又有更多的南士支持东晋郡守，兴兵讨伐苏峻，抵抗苏峻东来。《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苏峻构逆，吴国内史庾冰出奔会稽。［峻］乃以蔡漠为吴国内史。谟既至，与张辏А⒐酥凇⒐孙r等共起义兵，迎冰还郡。”吴国义军之起，主要得力于顾众、顾飏兄弟。《晋书》卷七六《顾众传》：“苏峻反，王师败绩，众还吴，潜图义举。……前临江将军张悊为峻收兵于吴，众遣人喻悊，悊从之。众乃遣郎中徐机告谟曰：‘众已潜合家兵，待时而奋……’”。同传临平人范明“率宗党五百人”，合顾众等军凡四千人，进讨苏峻部将张健。丹阳义兵则为张辏А⑻栈厮�聚。《晋书》卷七六《张辏Т�》：张辏П舅镂庹耪言�孙，世居丹阳，遂为丹阳人。苏峻据建康，“使辏С纸谌ǘ蕉�军”。张辏Ъ扔牍酥谛值茏橹�吴国义兵，又与陶回共督丹阳义兵，并以米谷济郗鉴军。《晋书》卷七八《陶回传》：陶回，丹阳人。苏峻起兵，“王师败绩，回还本县收合义兵，得千余人，并为步军，与陶侃、温峤等并力攻峻，又别破（峻将）韩晃。”吴兴义兵由太守虞潭所聚，虞潭家憧尽遣为兵。
　　上引《张辏Т�》张辏�受苏峻命“权督东军”，此东军大抵指东方诸郡原有的郡兵。《晋书》卷七六《王舒传》：“峻闻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诸弟以悦东军”，此东军则指南士所聚义兵。这两者都是东晋东方战场的军队。
　　由于东方各郡义军纷起，乃有陶侃以王舒监浙东诸军事，虞潭监浙西诸军事，均受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郗鉴节度之命。
　　江左内战中东方战场的存在，说明南士在本籍既易招合部曲家兵，又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东晋如能牢固地控制三吴，南士的力量就能为东晋朝廷所用，三吴就能成为东晋的战略后方，这对于巩固建康，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所以郗鉴都督东南八郡，既是为了抵御苏峻的需要，又是为了东晋长期的战略需要。

　　（二）会稽——三吴的腹心

　　三吴成为东晋的战略后方，还有经济上的原因，这就是建康的粮食供应，建康以下长江两岸军队的给养，都要仰给三吴。
　　《舆地纪胜》卷七“丁卯港”注引《舆地志》：“晋元帝子哀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案东晋琅邪王司马衷镇广陵，在建武元年（317年）六月至十月，丁卯埭即此年所开，今镇江市东南郊运河沿岸有丁卯桥，当是古丁卯埭所在处。广陵军粮，赖三吴所产，经运河北出京口运来。苏峻乱时，江南漕运断绝，因而据广陵的郗鉴“城孤粮绝”；而郗鉴过江后军在京口，得暂仰张辏ё缘ぱ簟⒔�陵就近供给米谷。苏峻扰三吴得手，粮食较充，故得以米万斛溯流供给豫州祖约。郗鉴就是根据这些情况，建议于曲阿一带立垒断苏峻三吴粮运。由此可见，三吴米谷，是交战双方赖以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①。
　　江南地方，由今苏南以迄浙东，今天都是产粮之地。但是在东晋，丹阳、晋陵还很贫瘠，产粮区在此以南的三吴。三吴开发潜力最大的地方，首推会稽，是三吴的腹心所在。据《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稻田，亩产至三斜之多。《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恢为会稽太守，晋元帝语恢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会稽有此条件，所以苏峻叛乱前夕，王导谋树外援，出弟王舒为会稽内史；而苏峻兵起，有挟持成帝东奔会稽以为久计的图谋；乱平以后，建康残破，三吴之豪也请迁都会稽。
　　由于会稽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在南北对峙形势中又较安全，所以东晋成、康以后，王、谢、郗、蔡等侨姓士族争相到此抢置田业，经营山居，卸官后亦遁迹于此，待时而出。《宋书》卷九三《隐逸·王弘之传》载谢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这样，会稽又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栖迟会稽的门阀士族人物，其动静出处，在政治上极具影响。
　　会稽郡除有这些作用以外，在军事上也有很大的重要性。据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序》，东晋方镇，扬本畿甸，荆地分陕，徐曰北府，豫曰西藩。江、兖、雍、梁，亦称雄剧，益、宁、交、广，斯为边寄。这些州虽轻重不同，但都有都督刺史以为镇守，当时所谓“军州”。军州以外，以郡的地位而得列为方镇者，只有会稽内史一职。吴廷燮说：“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亦方镇也。”　五郡，即是会稽（治今绍兴）、临海（治今临海）、东阳（治今金华）、永嘉（治今温州）、新安（治今淳安）。
　　会稽本为郡，成帝咸和二年（327年）十二月，当苏峻初起兵时，东晋朝廷徙元帝子琅邪王昱为会稽王①，会稽乃改郡为国。大概言之，东晋一朝凡是东方有事，则会稽内史以居职者资望深浅重轻，分别带都督五郡军事、监五郡军事、督五郡军事衔，无事时除另有原因者外，一般不带。咸和二年十一月，以吴兴太守虞潭“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五郡军事”②，似为会稽内史督五郡军事职之滥觞。史籍可考的会稽内史带督五郡军事衔者，从王舒开始，前后共九人，具如下表，内史而不带都督军衔者不在此内。

　　始任年　　　　　　　　　　　　　　资料出处
　　王舒　　　　　　　咸和二年（327）　　　　　　　　《晋书·王舒传》
　　郗愔　　　　　　　咸安元年（371）　　　　　　　　《晋书·郗愔传》
　　王蕴　　　　　　　太元五年（380）　　　　　　　　《晋书·王蕴传》
　　王荟　　　　　　　太元十年（385）　　　　　　　　《晋书，王荟传》
　　谢琰　　　　　　　隆安三年（399）　　　　　　　　《资治通鉴》
　　刘牢之　　　　　隆安四年（400）　　　　　　　　《资治通鉴》
　　何无忌　　　　　义熙元年（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