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牢之 隆安四年(400) 《资治通鉴》
何无忌 义熙元年(405) 《晋书·何无忌传》、
《建康实录》③
司马休之 义熙六年(410) 《晋书·司马休之传》
孔季恭 义熙八年(412) 《宋书·孔季恭传》
根据上表,参考其它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 王舒以后四十余年中,未见置都督会稽五郡军事,说明至少这四十余年中,会稽一带无大动乱,这反映了都鉴经营京口以后东方局势长期安定的成果。
第二 郗愔、王蕴、王荟出任此职,都另有原因,并非由于会稽五郡有事。郗愔居其职,出于桓温对于他让出镇京口的徐兖二州刺史地盘的酬答,反映桓、郗矛盾。王蕴居其职,出于谢安对于王蕴让出镇京口的徐州刺史地盘的安排,反映谢、王矛盾。王荟居其职,出于谢安不允许王荟出就江州刺史以壮桓冲声势而采取的一种妥协,反映桓、谢矛盾①。郗愔、王蕴、王苔三人在士族中属于谦退的人物,他们居此职,都是在其门户不甚得势之时执政者采取的权宜措施,并不反映东方局势有此需要。东方有此需要,是在谢琰任职以镇压东方农民起义之时,在王舒以后七十余年,这七十余年中,会稽五郡都是比较安定的。
第三 任此职者除东晋末年的刘牢之、何无忌以外,都是门阀士族人物,包括琅邪王氏(舒、荟)、高平郗氏(愔)、太原王氏(蕴)、陈郡谢氏(琰)、会稽孔氏(季恭)以及东晋皇族(休之)。其中除孔季恭外,都是侨姓士族。按居其职者的门望说来,与居扬州、荆州、徐州的人物相当②。
第四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义军在会稽郡境活动时期,此职先由徐州刺史谢谈,后由北府主将刘牢之兼充。北府主将成分变化,由门阀士族出任变为次等士族的武将出任,会稽都督亦然。所以何无忌得援例为会稽都督。北府主将兼任会稽都督以后,东方诸郡逐渐不直接由朝廷而由北府就近控制,会稽都督的权事亦随之转轻。卢循退出会稽五郡地界以迄于刘宋建国的这段时间里,会稽的军事价值下降,其中当刘裕或其宗族居职京口之时,情况更是如此。《宋书》卷三《武帝纪》(下)永初二年(421年)正月,“罢会稽郡府”,吴廷燮认为即是罢置都督会稽军事一职,甚是。
第五 会稽都督最后任职者为南士孔季恭,亦有缘由。据《晋书》卷八五《何无忌传》及《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刘裕击卢循时,何无忌曾于元兴三年(403年)说刘裕于会稽山阴起兵,以讨伐建康的桓玄。刘裕谋于山阴土豪孔季恭(名靖,以字行,孔愉之孙),孔季恭劝刘裕待桓玄正式篡位时举义。《金楼子》卷六《杂记》:“孔静(即靖)居山阴,宋武微时以静东豪,故往候之。静时昼寝,梦人语曰:‘天子在门’。觉寤即遣人出看,而帝亦适至。静虚已接对,仍留帝宿。……贼平,京都以帝为奋威将军、会稽内史”云云。案此事《太平御览》卷一二八引《述异记》略同,唯多出孔静延入刘裕,“结交赠遗,临别执帝手曰:‘卿后必当大贵,愿以身嗣为托。’帝许之”诸语。由此可见刘裕与孔季恭定交甚早,孔助刘裕平定建康,功劳颇大。《南史》卷二七《孔靖传》,谓刘裕本欲于山阴起事,孔靖以路远止之。刘裕曾率军屡次出入山阴,得孔季恭赡给甚厚。以后,刘裕出于酬答旧谊,乃以孔季恭居会稽都督之职。不过到了这时,会稽都督已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了。
第六 会稽五郡,在当时人看来确实自成一个区域,不但军事上如此。《世说新语·仇隙》:王羲之与王述情好不协,“彼此嫌隙大构。后兰田(述)临扬州,右军(羲之)尚在郡(会稽),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王羲之不愿屈居上述之下,乃作此请,说明会稽等郡有可分之势。此议在东晋虽未成为事实。但宋孝建元年(454年)割会稽五郡为东扬州①,实际上实现了王羲之先前之议。
(三)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
会稽、建康之间,必须维持便当的交通,才能适应会稽地位的需要。由会稽至建康,通常是西行过钱塘,北上吴郡,西北经晋陵(今常州)、曲阿(今丹阳)至京口,然后溯长江西上而达。京口是这条交通线的枢纽。
回顾历史,当年孙权在江东数迁治所,就是沿着这条交通线移动的。孙氏起自富春,地属吴郡而东邻会稽。孙氏自淮上回江东后,本以吴为治所。其时孙权主要是对山越用兵,无暇外顾,设治于吴,是比较安全便当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孙吴势力扩及长江中游,僻处湖海之间的吴地,就不再符合需要。为了便于与黄祖作战,孙权于建安十三年(208年)迁治所于京口(当时称京城)。赤壁之战时,孙权就在这里屯驻。建安十六年,孙权由京口溯流西上,徒治于秣陵,并改秣陵为建业。《三国志·吴志·张纮传》注引《献帝春秋》载孙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小江指秦淮水。为了保卫建业,孙权在建业城西秦淮水入江处修筑石头城;又于巢湖以南修濡须坞,以防来自上游的侵逼。《义门读书记》卷二八曰:“城石头以备陆,作濡须以备水,然后建康势壮。”以后吴国曾两度暂迁武昌,但建业始终是吴国的政治中心,这种情况,历东晋南朝不变。
孙权沿此路线离吴会经京口而至建业,从此建业逐步繁荣起来,而吴会至建业的交通路线,也就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居间联系建业与吴会之地,则是京口。《三国志·吴志·孙韶传》孙权由丹阳(郡治建业)引军经京城归吴,《孙权传》孙权由建业出庱亭(在今常州西北①)还吴,都是取道于此。
由会稽过钱塘,经吴、京口以达建业的交通线,主要是一条水道,水道各段,形成都很早,但情况不尽相同。兹按照浙东运河、江南运河钱塘晋陵段、江南运河晋陵京口段、京口建康航道、破冈渎这五个部分,分述如下。
浙东运河 从会稽郡治山阴西至钱塘,东迄余姚以接余姚江,早有运河相联,即后世所谓浙东运河。浙东地区,《水经·沔水注》谓“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据《吴越春秋》卷六,越王立国其地,“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同书卷一○,范蠡去越,“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三江盖指越地今曹娥、浦阳、钱塘,其时或已得贯通出入。《越绝书》卷八“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这说的是山阴至上虞的运河,大概是浙东运河最古老的一段。这段水道在东汉永和五年(140年)马臻开镜湖后入于镜湖之中,船只在湖内行驶。又,《嘉泰会稽志》卷一○引《越州图经》,谓西晋之未贺循建议修山阴运河,大概是指山阴向西通至钱塘一段,此段是改修疏浚还是首凿,尚难确定。
江南运河钱塘晋陵段 钱塘以北,绕太湖而达晋陵的运河,即今江南运河的南段和中段。这个地区地平土厚,水网交错,人工开凿连通比较容易,估计这段运河出现较早,或在春秋末年。
江南运河晋陵京口段 这是江南运河的北段,它的开凿,在工程上比江南运河中段南段要复杂得多。晋陵迤北,逐渐进入江南运河河道所经最高点的丘陵地带,水位有较大落差。运河过此,必须补充新的水源,才能保障通畅,因此出现了丹阳的练湖。《太平御览》卷六六顾野王《舆地志》:“练塘,陈敏所立,遏高陵水,以溪为后湖。”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润州丹阳县:“练湖在县北一百二十步,周回四十里。晋时陈敏为乱,据有江东,务修耕绩,令弟谐遏马林溪以溉云阳(案即丹阳),亦谓之练塘,溉田数百顷。”练湖或有灌溉效益,但陈敏南来目的,本为漕运南方米谷以济中州,所以疏通运河河道,应当更为所急。开练湖的目的,主要当是蓄水以济此段运河,而兼得灌溉之利。前叙晚于陈敏十年的建武元年(317年),司马衷令开丁卯埭以通运河漕运,接济广陵,可证陈敏时此段运河是能够使用的。唐代运河水涩之时,亦引练湖水以为调剂①。宋代练湖尚能发挥调剂效用。《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大观四年(1110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练湖赐茅山道观。缘润州田多高仰,及运渠夹冈,水浅易涸,赖湖以济。请别用天荒江涨沙田赐之,仍令提举常平官考求前人规画修筑。’从之。”同书同卷宣和五年(1123年)“臣僚言:镇江府练湖与新丰塘①地理相接,八百余顷,灌溉四县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一尺,其来久矣。今堤岸损缺,不能贮水。乞候农隙,次第补葺。”此处所言“运渠夹冈,水浅易涸,赖湖以济”,以及“湖水一寸,益潜一尺,其来久矣”诸语,更可证明练塘的开凿对于维持江南运河全线通航的重要性;而练湖的败圮,又导致此段运河的干涸,使运河不能全线通航。这种情况历来如此,并不始于北宋。看来此段运河自从凿成之后,由于维持通航条件较难,处在时通时塞状况。《入蜀记》卷一记陆游自南向北经行此段,谓自练湖过夹冈即是新丰湖,“夹冈如连山,盖当时所积之土。”此处大概是京口晋陵段运河的最高点,赖练湖、新丰湖调剂补充水量。《入蜀记》“当时”指隋炀帝时,但我认为未必不是更早的事。
此段运河首凿于何时,亦难确断。《越绝书》卷二:“吴古故水道……入大江,奏广陵”,似乎古吴国之时吴水道即可越晋陵、丹阳而入大江。参以夫差越过大江以辟邗沟的事迹,反证他主持开通晋陵至京口运河,非不可能。不过,要维持此段运河稳定通航,却不是吴王时代所能解决的问题。丹阳,古云阳地,相传秦始皇时望气者言其地有王气,故凿山冈截其直道使之阿曲,以败其势,因曰曲阿。此事缘由无从考实。但地理学家认为此中包含着一种历史的真实,即,截直道使阿曲,符合晋陵、京口间改善水道的要求。因为运河自晋陵、丹阳北行,水位落差较大,而曲折穿流以延长河道,减缓坡度,正是代替筑埭设堰的一种科学方法。由此可见,秦始皇时截云阳道使之阿曲,当是此段运河通航条件的一次重要改进。
孙吴时期,丹阳运河似可通行。《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南徐州,镇京口。……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另据《太平御览》卷一七○引《吴志》①曰:“岑昏凿丹徒至云阳,而杜野、小辛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原注:杜野属丹徒,小辛属曲阿)。”案岑昏为吴未人,《吴志·孙皓传》天纪三年(279年)记岑昏“好兴功利,众所患苦”。这似乎就是指他兴凿此段运河一类的功役②。据此可知,岑昏“斩绝陵袭”之功,是此段运河的又一次重大改造。今大江南运河的常州镇江段,两岸冈岭起伏,河道迂回曲折,与中段、南段迥异,舟行其中,犹可想见当年功役之艰难。
大概言之,晋陵京口运河是否首凿于吴王夫差之时,尚无实证。后经一,秦代改直道使曲折;二,孙吴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