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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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门阀政治-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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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御海寇  海寇骚扰,是晋成帝时的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海寇著者,一为刘徵,一为韩雍,都是由北方的青、徐泛海南扰的石勒部将。《晋书》卷七《成帝纪》咸和五年(330年)五月,“石勒将刘徵寇南沙(今常熟西北,有司盐都尉),都尉许儒遇害,进入海虞(今常熟)。”咸和六年正月“癸已,刘徵复寇娄县(今昆山),遂掠武进(今常州)。乙未,进司空郗鉴都督吴国诸军事。戊午,以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千余丁,各运米六斛。”这几次海寇骚扰所至,都在晋陵、吴郡各地,逼近京口,迫使“静镇京口”的郗鉴加强京口防务。《郗鉴传》:“时贼帅刘徵聚众数千,浮海抄东南诸县。鉴遂城京口①,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率众讨平之”。《晋书》卷六七《虞潭传》,潭为吴郡太守,“修沪渎垒(在今上海市西北)以防海抄,百姓赖之。”事在郗鉴城京口约略同时。
  韩雍抄寇事,在咸和七年(332年)三月。《成帝纪》:是月晋将赵胤、匡术“攻石勒马头坞(今安徽怀远南),克之。勒将韩雍寇南沙及海虞。”《石勒载记》:“晋将军赵胤攻克马头,石堪遣将军韩雍救之,至则无及,遂寇南沙、海虞,俘获五千余人。”韩雍救马头不及而转南寇抄,当为循淮入海而下;“俘获五千人”,当指韩雍所俘南人而非东晋所俘北人。这说明晋陵一带虽然得免于北寇陆上侵袭,比较安全,但在海寇抄略之时则又首当其冲。所以郗鉴城京口以御海寇,是那时加强防务所必需的军事措施,否则海寇溯江而上,陷京口,攻江乘,扰建康,对东晋的威胁就更大了。此后海寇很少,应当说京口防御加强是重要原因。
  拱卫京师  苏峻之乱的形势,使京口成为建康“东门”。其时郗鉴自广陵过江,本在京口,可西向策应建康,也可南向策应三吴。后来郗鉴奉召西行,与陶侃会,三吴的王舒、虞潭遂失策应,作战不利。《晋书》卷七八《孔坦传》,坦为陶侃长史,其时“郗鉴镇京口,侃等各以兵会,〔鉴〕既至①,坦议以为‘本不应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侃等犹疑,坦固争甚切,始令鉴还据京口。”郗鉴遂与后将军郭默还丹徒,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以拒苏峻所遣军队,直到苏峻之乱弭平。以此为契机,郗鉴及其后人长期留在京口,在京口起着支配作用。
  京口重镇,据《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说,其所统“东至土山(案即北固山),西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蔡谟为郗鉴后任,他镇京口时军事设施如此,当沿袭郗鉴规模。
  《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南徐州条曰:“今京城(案即京口)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境,似河内郡,内镇优重。
  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也把京口之于建康,比之于孟津之于洛阳,孟津为洛阳门户锁钥,京口亦为建康门户锁钥。司马氏出自河内而于洛阳成其帝业,刘、萧则起自京口、晋陵而称帝于建康。因帝乡而多膏腴,京口也同河内一样。
  京口拱卫建康,主要是具有战略意义。从战术上说来,建康自有石头、白石等门户,特别是石头城。孙吴迁都建业之日,就立石头以屯军。周札开石头之门,王敦遂得以制建康;苏峻取得台城,必倚石头方能固守。这都是战术形势使然。至于京口,形成重镇以后,其战略价值表现在:一,起威慑作用,减少甚或阻止建康变局的出现。陶侃、庾亮惮郗鉴而不敢贸然兴师废黜王导,就是证明。二,尽管朝局已变,京口还有可能扭转局面,刘裕自京口驱逐桓玄,就是证明。由于东晋建康处在长江上游的军事压力之下,荆豫诸州动辄拥兵犯禁,京口作为建康东门重镇,更得以显示其重要性。
  我们可以把京口在孙吴时期和东晋时期发挥的作用,略作比较。孙吴设京下督,宗室孙韶、孙越以及顾承等均曾为之。京下督所司,除连接建康与三吴以外,据《吴志·孙韶传》,主要是观察江北动静,防备魏军。所以京下督虽然密迩京师,从其职能看来只能算是吴之外镇,对吴国京畿政局并不起直接影响。
  其时上游荆州一直在孙吴的稳定控制之中,不存在顺流问鼎之虞。东晋则不然。东晋荆扬相持的政治格局业已形成,京口重镇的职能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起着防备上游以稳定建康的作用,因而获得“内镇优重”的特殊地位。日后东晋政局的变迁历程,反复证明着这一点。即令是在谢玄创建北府兵和淝水之战前后时期,京口也只是兼有外镇作用,其主要职能还不是外镇。
  如果进一步考察京口在吴、东晋时期作用不同的原因,我们将发现,京口的“内镇优重”地位,正是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物。荆、豫与扬、徐的关系,所反映的是各个士族门户之间的关系,这是门阀政治的地域表现,或者说是以门阀为背景的地缘政治。孙吴时期,门阀士族已在形成;江左的顾、陆、朱、张,已经具有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而且其时荆州上游又由陆氏人物世代据守达数十年之久,这一点,东晋时期盘据上游的士族还无法与之比拟。但是孙吴时的建业并不依赖京口以与上游抗衡。所以我们在用东晋门阀政治解释京口作用的时候,还要看到东晋主弱臣强的状况,看到东晋司马家与士族“共天下”的现象,而这些在孙吴的历史上却看不到。孙吴时上游与下游重镇,同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东晋则不然。孙吴时的士族是皇权下的士族,东晋的士族则是与皇权并立的士族。这同样是我们考察京口在吴、东晋时期作用不同的原因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六)郗氏家族在京口的影响

  郗鉴死于成帝咸康五年(339年)八月,其年七月王导死,翌年正月庾亮死。三巨头之死全在这半年之内,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所构成的政治暗流,至此应当不复存在。但是作为家族,王、庾、郗都还在继续发展。三个家族的后人中虽然未再出现象王导、庾亮、郗鉴那样足以左右政局的人物,但是原来政局的影响,还若隐若现地存在着并且继续起着作用。
  郗鉴死前上疏逊位曰:“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案,此年上游庾亮作态,声称欲开复中原,而郗鉴议以资用未备,不可大举。郗鉴逊位疏中所陈,就是指此。庾亮声言北伐之时,必有请郗鉴移镇北上以为形援之事,故郗鉴疏中谆谆以京口之众不可北渡为言。郗鉴还以其所刺徐、兖二州,分别荐太常蔡谟及兄子晋陵内史郗迈以自代,一处京口,一处广陵。其荐郗迈曰:迈“谦爱养士,甚为流亡所宗,又是臣门户子弟”云云。《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晋中兴书》,述及郗迈仕履,不言莅兖州刺史之任,疑迈虽得鉴荐而朝廷未授。郗鉴荐迈而以门户为言,在当时门阀政治下是习见之事。《晋书》卷七四《桓冲传》:“初,郗鉴、庾亮、庾翼临终皆有表,树置亲戚”云云,郗鉴遗表树置者就是郗迈。为“流亡所宗”的郗迈,以江南的晋陵内史被荐为江北的兖州刺史,事虽未成,亦见江南江北流民隔江呼应之势。郗鉴不请以子郗愔自代徐州,特别是不以郗愔兼刺徐、兖二州,可能是基于愔传所说,愔“冲退”、“简默”,“无处世意”,难以居繁剧之故。其时郗愔年少无资望,可以为佐史,不可以为长吏。直到穆帝永和年间,郗愔犹“以资望少,不宜超莅大郡”为言,辞吴郡太守之授。
  郗鉴荐蔡谟为徐州镇京口,主要因其笃慎之故。郗鉴疏中流露,鉴死前最大的忧虑,是庾亮以北伐为名逼京口之众北渡以削异己。所谓“若当北渡,必启寇心”云云,就是郗鉴婉转拒绝庾亮要求,以图保全自己实力之词。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蔡谟咸康五年(339年)春间之议与郗鉴全同。甚至当永和五年(345年)石虎死后中原大乱,朝廷咸以为当太平复旧之时,蔡谟犹独谓“胡灭诚大庆也,然将贻王室之忧。”他的意思是说,竞言北伐者并无资实,行将疲民以逞,甚或藉以行非常之事。他主张以保全晋室、暂安江左为重,寇不来我亦不往,以待局势的变化。东晋一朝持这种见解的臣僚前后甚多,王羲之、孙绰辈是其著者,他们持重苟安之心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处北伐之任者确实往往心存不测,而往往又是力不从心,难得逞其志向,徒滋江左纷扰。士族专兵,皇权不振,政治格局如此,无人可以挽回。直到刘裕当权后门阀士族统统丧失了兵权,情况才得以改变。
  郗氏部曲义故在京口、晋陵者,郗鉴以田宅处之,他们与郗氏关系密切,自不待言。郗鉴死后朝廷想绥抚他们,必然要借重郗鉴子侄。所以郗鉴子侄居官者如果不在京口,就在与京口关系密切的会稽五郡。郗氏住宅、茔冢在京口①,其家业亦有在会稽的始宁、章安等地者②。郗氏家族在这一带的潜在势力,历久不衰。
  兹将郗鉴以来至桓温得势时徐州都督刺史及其在职年分表列如下。都督徐州者多兼督兖州,而且例带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州例镇京口。其因北伐原因而移镇江北者,例如荀羡曾迁治淮阴,又迁下邳;郗昙、范汪、庾希、郗愔均曾治下邳,但他们势力重心仍然在京口。桓温为琅邪内史本治金城,迁徐州刺史后移镇京口。《晋书》卷八三《袁乔传》有“桓温镇京口”语,即此时事。但是桓温不久以后即迁荆州之任,在京口时间很短,并无影响。郗鉴初镇京口在成帝咸和元年(326年),郗愔被排挤出京口在废帝太和四年(369年)。郗氏家族势力支配京口、晋陵地区,前后历时四十三年之久。

  年  分                  居任者     备  注
  咸和元年至咸康五年(326—339)      郗  鉴     郗迈为晋陵太守
  咸康五年至咸康八年(339—342)      蔡  谟     郗鉴所荐
  咸康八年至建元元年(342—343)      何  充     郗愔为长史
  建元元年至永和元年(343—345)      桓  温     帝婿
  永和元年至永和五年(345—349)      褚  裒     后父。郗愔为长史
  永和五年至升平二年(349—358)      荀  羡     郗昙为军司
  升平二年至升平五年(358—361)      郗  昙
  升平五年          (361)           范  汪     辟郗鉴掾,被桓温废
  隆和元年至太和二年(362—367)      庾  希     被桓温罢
  太和二年至太和四年(367—369)      郗  愔
  太和四年至宁康元年(369—373)      桓  温     逼逐郗愔

  观上表可知,徐州方镇人选虽然改易频仍,但郗氏以外的人都难于在京口扎根,而郗氏家族人物不管名义如何,总是在京口拥有实权,其支配地位隐约可见。存心觊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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